今年10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民事诉讼法是三大诉讼法之一，其修改广受关注。如何使这部法律的修改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从本期开始，本报将聚焦民事诉讼法修改，就修改中的重点话题连续报道。

　　调解与诉讼相衔接机制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如何充分发挥调解作用，尽量将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对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为什么要诉调对接？

　　诉调对接机制适应社会需求，具有积极意义

　　近日，一起软件注册权侵权案审理过程中，经北京中关村电子市场调解委员会出面调解，包括中关村3家电子产品行业知名商家在内的12家公司与微软公司达成庭外和解协议，被告商家承诺在其销售的固定比例电脑产品中使用微软操作系统，微软公司承诺适当提高商家在其产品进货、销售中的优惠。此次庭外和解实现了双赢。

　　该调解委员会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与北京中关村电子产品贸易商会合作建立的商事特邀调解机构，去年4月开始运行。“中关村电子市场调解机制高效衔接了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诉前化解纠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海淀法院副院长石金平介绍。

　　在全国范围内，像这样善用调解的情况并不少见，如何使诉讼与调解“无缝咬合”，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热点。

　　此次民诉法修改中，对调解与诉讼相衔接机制做了两方面的完善：一是增加先行调解的规定，加强调解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二是增加了民诉法和人民调解法相衔接的规定，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为什么要完善诉调对接机制？部分原因在于，民事纠纷成因复杂、表现多样，民事案件的激增造成了法院“案多人少”的局面。此外，一些敏感性案件如果强行诉讼容易激化矛盾，产生不良社会影响。这两方面原因都呼唤调解作用的增强。

　　调解与诉讼的关系变迁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1982年，我国颁布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民事诉讼法，确立了“着重调解”的原则。1991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对“着重调解”原则作了重大修改，确立了“自愿、合法调解”原则，即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并明确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此后，在强化庭审的大背景下，调解制度在实践中受到冷落。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司法部也制定了《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调解重新受到重视。

　　200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2010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人民调解法，对人民调解的性质、任务和原则，以及调解的程序、效力等问题作出规定。

　　人民调解，作为社会矛盾的“第一道防线”，是我国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家认为，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对调解与诉讼相衔接机制的规范，是对司法实践的呼应，有利于提高化解矛盾纠纷的效率。

　　与此同时，诉调对接机制的提出，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有专家担心，诉调对接机制下滋生的“强制调解”、“虚假调解”等问题会弱化公民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