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针对相关条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茂东认为，只有有条件地确立沉默权制度，才能有效遏制刑讯逼供。但侦查机关认为，沉默权入法，法规超前，难以驾驭和执行。
侦查机关的看法引发了公众的争议，支持者认为，沉默权入法目前的确不适合我国国情，不能盲目地与国际接轨；反对者则认为，沉默权入法能有效遏制刑讯逼供减少冤假错案，而寻找证据证实是侦查机关的责任，不能只顾“自己好办事”，而漠视保护公民权。
反对
无权沉默
刑讯逼供永远有市场
刑讯逼供屡禁不止，专家们总结了诸多原因：传统习俗的不良影响、有罪推定观念的束缚、侦查人员素质水平的限制等。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其实便在“证据”本身相当数量的法学界人士均认为，目前司法实践过分依赖言词证据，即口供。在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出庭、证人保护制度将得到完善是亮点，但就刑讯逼供而言，刑诉法的大修却似乎有些姗姗来迟。
公权获得的越多，私权保留的越少。这些年，刑讯逼供事件不断被曝光，刑讯逼供致死事件也一再出现。随着杜培伍、佘祥林、胥敬祥等人的冤假错案浮出水面，刑讯逼供这一干扰司法公正的顽症，一次次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为维护社会稳定，将“命案必破”、提高破案率，作为公安机关重要的考核指标，本无可厚非。要想破案，就要有证据，就要形成证据链。为了获取“证据”，公安机关往往会“穷尽一切手段”。刑讯逼供作为其中取证成本最低的方式，也便成了各地公安机关最常用的手段。
“您有权保持沉默，但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这是众所周知的米兰达警告。要遏止刑讯逼供，不仅要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有必要制定规则，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犯罪嫌疑人若不能“有权保持沉默”，刑讯逼供恐怕永远都有市场。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让沉默权入法，意义重大。这不仅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需要，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也必然能遏制执法人员的滥权行为，促使其文明执法、公正施法。在我看来，沉默权并不超前，只是侦查机关太过落后。刘义昆
操作难拒入法
犹如因噎废食
通观佘祥林案和赵作海案等案件，他们遭遇的不只是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取“自证有罪”的证言，还包括在公诉与审理的过程中，在没有发现被害人尸体或者尸体身份不确定，证据存在漏洞，无法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情况下，仅仅凭着“自证有罪”的证言而获罪。
可见，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首先是证据使用的原则出了问题，嫌犯自证其罪的证言成为可定罪的主要证据，才使得刑讯逼供成为获取证据的手段。在目的与手段之间，既违反了证据的客观原则，又有悖于证据的合法原则，最终为冤假错案的畸生创造了条件。这些现象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程序与原则存在漏洞，使得具有侦查权的公权机关，可以围绕嫌犯的证言来获取侦查线索、寻找犯罪证据、确定犯罪事实，甚至可以依据定向思维逼迫或者引诱嫌犯承认乃至虚构犯罪情节。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侦查固有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方式。
所以，侦查机关认为沉默权入法难以驾驭和执行，显然还受到传统思维理念与行为方式的惯性作用。沉默权入法本质还是在于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权，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司法公正。刑诉法作为程序法，指导司法实践，需要从普适性原则的层面来推动司法实践思维与方式的转变，进而促进司法的进步。因操作层面难度而反对入法，就好比是害怕噎着而反对吃食物一样，并未抓住事物的根本矛盾，十足的本末倒置。房清江
支持
匆忙引入沉默权
强扭的瓜不会甜
引入沉默权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否则，一味地追求“接轨”，急于模仿“花拳绣腿”，强扭的瓜不甜。
中国现阶段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及时有效地打击各种犯罪，是保护民生、维护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一旦犯罪嫌疑人有权沉默，可能导致一部分犯罪嫌疑人逃脱法律制裁，给社会稳安埋下祸根。更要看到，侦查权行使的目的是找出犯罪真凶、惩治犯罪。沉默权入法意味排斥了警察的讯问权，会放纵犯罪，进而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同时使被害人失去救济机会，这对被害人来说往往是不公平的。
沉默权的公平性一直受到质疑。有国外法学家提出，沉默权非但不能帮助无罪的人，倒是职业罪犯通过律师滥用这一权利，逃避法律制裁。警察的讯问权常常对贫困者、未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滥用，而富裕者、受过教育的善辩者则会拒绝警察的讯问，并在审判时主张沉默权，这就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英美等国的司法实践表明，越是累犯、惯犯和重罪案犯，特别是恶贯满盈的黑帮分子；暴力犯罪、黑社会犯罪和毒品犯罪分子，越是擅用沉默权对抗审讯，为案件侦破设置障碍。
缓引沉默权不代表永远拒绝引入沉默权，只是条件还不成熟。不引入沉默权并不意味着一切循规蹈矩，坐视刑讯逼供的泛滥无所作为。目前在中国，审讯制度的改革比引入沉默权更重要。必须在审讯场所、机制和程序上进行改革，更多地增加人权保障和刑侦监督方面的理性设计。梁江涛
评判
确认沉默权
口供不一定丧失
“沉默权”源自“人民不自我控告”这句古老的格言，“沉默权”上升为宪法性权利源自美国“权利法案”第五条“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强迫作反对自己的证人”的规定。任何制度的本身都有其局限性，侦查机关的担忧不无道理，侦查机关的任务是找出犯罪真凶、惩治犯罪，如果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那么，犯罪嫌疑人就有权不回答侦查人员讯问，极可能使部分犯罪嫌疑人逃脱法律的制裁。
但是，司法公正的核心是程序正当，法律是任何人包括执法者都应遵守的游戏规则。人们在谈论和评价司法公正时，通常会使用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作为标准加以衡量。如果犯罪嫌疑人连免于“自证其罪”的权利都没有，“司法公正”还从何谈起呢？那么，在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和打击犯罪之间，平衡点究竟在哪里呢？
沉默权入法，虽可能妨碍到惩治犯罪，但不应过分夸大沉默权的弊端或因噎废食。从欧美诸国的经验来看，通过制度引导，完全可使被追诉人打破沉默，开口陈述：“你如果作有罪答辩，法官将减轻对你的处罚；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认罪，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换句话说，确认沉默权并不一定都会导致口供丧失。在日本，确立沉默权制度并未阻止被告人认罪，日本的刑事被告人认罪率高达92.3%；在美国，辩诉交易是以被追诉人认罪为条件的，而辩诉交易案件占全部案件的90%以上。认识是行动的先导。尽管沉默权及辩诉交易机制的确立还有变数，但如何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刘英团
延伸
沉默权离不开律师权
不要说我们的法律没有规定沉默权，即便规定了，如果缺乏配套的保障措施又有多大意义？有一句法律名言叫无救济则无权利，对于沉默权最好的救济手段就是保障律师三权，让辩护律师能够适时充分地监督公权力。因为在封闭的刑讯室中，如果缺乏对公权力一方的监督，即便我们再明确地宣示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恐怕也会成为“自愿放弃”。
若律师无法适时监督，则沉默权入法无意义。可现在的问题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相对于强大的公权力而言，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样都是绝对的弱者，也是需要被保护的对象。和沉默权的尴尬一样，草案在保障律师三权上虽有很大进步，但却缺乏被侵犯后的救济手段，即刑事诉讼法一直被诟病的一点是，如果这些权利被侵犯了，法律并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当制衡公权力的律师辩护权总是由于权利得不到保障而被主动放弃，哪怕法律再规定沉默权，也会被当事人“主动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