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重庆模式的时候，重庆国资委主任崔坚很低调。他认为，外地人也许可以说“重庆模式”，如果自己也说重庆模式，则有自诩之嫌。在他看来并没有什么重庆模式，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就是重庆严格按照中央的政策执行，重庆市各级政府付出更多的精力来为老百姓办事，像“2+5”、“白加黑”这种情况在重庆的官员那里很普遍。

　　重庆国有企业体制灵活，灵活的体制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率。体制的灵活表现在：政府的主要领导出任国资委的领导，使得中央关于国资委的政策能够迅速传达下去，在中央与地方的对接中实现“无缝连接”；国企的高管里出现政府官员的影子，但是这并不是“政企不分”，因为到企业在职的官员，必须实现三脱离：“脱官、脱公务员、脱组织关系”，可以说是“净身出户”，这些官员由于熟悉政府的运作方式和国家的政策，把地方的工商企业和地方金融企业都统一到一个平台上。地方金融机构为工商企业处置不良资产，使得工商企业能够轻装上阵，而金融企业也得到了发展。

　　通过“走出去，引进来”，重庆国有企业实现了由“被动式产业转移”向“主动式产业转移”模式的转变，产业也由低端向高端转变。很多学者都在讨论我国产业中存在的“低端嵌入”问题，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以往我国的产业转移模式基本是处于“被动式产业转移”的状态，由于产业具有从属性，不断地招商引资、盲目地转移国外淘汰的产业，只能使我国的产业发展跟在发达国家的后面，很难进行技术创新，永远处于国际价值链的末端。而重庆市许多国有企业能够主动出击，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技术，通过收购国外知名企业，将其先进的技术引进到国内，并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实施“主动式产业转移”战略，进而提升了自身的产业结构。当地这样的例子很多，如重庆机电集团，以2000万英镑收购英国PT集团旗下6家子公司的全部股权，获得3个百年品牌、5项世界先进技术；中国四联集团以2000万美元收购美国霍尼韦尔加拿大蓝宝石工厂，并借此进入LED产业；重庆轻纺集团成功收购了全球第四大汽车密封条企业——德国萨固米集团，一举获得6项世界先进技术、81项国际专利。

　　在很多人纠缠于“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的时候，重庆的国企却走出了一条“国民共进”的路子。所谓的国民共进，即国有企业的发展和民营企业产业结构的合作互相带动发展。这样的例子在重庆国企中也很多。以嘉陵摩托为例，最早是嘉陵摩托从日本引进摩托车的生产线，带动了一批民营企业来为其生产配套零部件，在民营企业掌握了摩托生产技术之后，就自己生产整体摩托，最终在重庆形成了一个摩托车的生产基地。

　　中国四联集团，是我国数一数二的仪器仪表生产企业，就这样一个以实业为主的企业，却在2011年10月份做起了中小企业小额贷款服务。难道是垂涎于虚拟经济的“蛋糕”，也想从中获得一份利益？其实，四联集团所做的是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贷款。2011年，在银根紧缩的情况下，中小企业贷款难度加大，四联集团给那些为自己做生产配套的企业提供小额贷款。

　　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周期性，行业的发展亦是如此，都有成熟期和衰退期。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适当的时候进出某个行业均属正常，不一定非要贴上“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的标签。只有国企和民企都得到发展，做大经济这块“蛋糕”，才是双赢。

　　（陈秋贵，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