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抗战时期，一大批沿海工业迁往重庆，工业基础开始形成，为抗战提供了有力的物资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大搞“三线”建设，沿海企业再次迁往重庆，有力地促进了重庆的工业发展。但是，由于当时在厂址选择上遵循“山、散、洞”原则，因此，生产要素布局不尽合理，从而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在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探索中，企业又不断支付改革成本，因此，在全国6个老工业基地中，重庆的国有企业是最困难的。

　　重庆财政在相当程度上依存工业。工业好，政府能发工资，否则，工资就发不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设立直辖市，经常发不出工资。工业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好。直到经过三年改革脱困的党的十六大之前，国有企业仍然很困难。2000年，重庆市全部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仅8亿元，这是三年脱困期间在很多政策支持下才有的结果。

　　2003年，重庆市国资委成立。8年时间，重庆市国有企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发展壮大国有企业的“重庆速度”。一是资产总额翻了三番多，由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的1700亿元增加到目前的1.46万亿元。全国排名由第19位升至第4位。2011年年底，资产总额将达到1.7万亿元。二是资产负债率下降近40个百分点。2003年，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负债率97%，加上潜亏，负债率约104%。目前，除地方金融企业外，资产负债率保持在60%左右的公认合理范围。三是利润总额翻了六番多，由2002年的5.7亿元，预计增至2011年年末的约400亿元(其中经营利润、资产增值约各200亿元)。四是市国资委监管企业连续3年实现全部盈利。普通职工年均收入由1.7万元增至4.5万元。对职工实现“零拖欠”，在册职工实现“零上访”。五是由“包袱”变“骨干”。2005年，市国资委监管企业在全国率先与财政“断奶”，甩掉多年的财政补贴，并在全国首创“第三财政”，年均贡献超过1000亿元，其中税金约200亿元；上缴收益约200亿元，上缴比例全国最高；政府性投入约800亿元。

　　目前，市国资委监管企业为39户，其中资产百亿元集团15户、500亿元集团6户、千亿元集团3户。这些企业按4∶3∶3比例，布局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地方金融、工商产业三大板块。基础设施投融资已成为全国独创；地方金融企业已全部成为西部乃至全国同行业第一；工商产业集团一半已进入中国企业500强。

　　短短的8年，重庆市的国有企业已由原来的“困难户”甚至政府的“包袱”，变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骨干”。如此巨大的变化，其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将国有企业办成真正的企业

　　计划体制下的国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执行主管部门的指令性计划、财务上实行统负盈亏，因此，那时的企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它只是企业主管部门的生产单位或车间。在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已经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它要承担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的风险。企业要对市场竞争的后果承担自己的责任。重庆市国有资委严格遵循这样的理念，并为此实施两项重要举措。

　　第一，不断增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重庆市国资委对监管企业实行债务平衡、现金流平衡、投入产出平衡等“三平衡”管理，坚持企业间不互保、财政不担保、专项资金不挪用等“三不”原则。“三平衡、三不”原则，旨在增强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使企业必须独立地为自己的资金链运行状况负责，一旦出了问题没有他人“埋单”。同时，为避免企业陷入债务困境，要求工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控制在60%左右，这使企业为避免资金链循环出现问题而设定了防线。

　　第二，彻底实行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重庆市国有企业负责人由市国资委统一管理，市委组织部门不再“插手”。由市委组织部门直接管理的党政干部是否到市属国有企业任职，组织部门只是负责推荐给市国资委，必须由市国资委考察同意后再做决定。但最终的任职则由市委常委会决定，即国有企业负责人的任职同市委、市政府党政机关负责人的任职享有同等“规格”。而一旦确定由市委组织部门直接管理的干部到国有企业任职后，其所有任命手续均来自市国资委，其档案也由市委组织部调到市国资委。此时，国企负责人不再是党政干部，而是企业家。如果他们不能完成相应的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则说明他们不胜任企业负责人的岗位。处理方法则是免职或由市国资委做其他安排，但不能再恢复曾经拥有的党政干部待遇。因此，在重庆市，党政干部、国有企业负责人是分开管理的，他们虽然均由市委常委会决定任职，但却分别由组织部门、国资委进行管理。这种分开，有利于促进优秀企业家的成长，增强了企业负责人的忠诚度和责任心，为真正地实现企业家办企业创造了体制保障。

　　二、学会把困境变为机遇

　　2002年，中国工商银行(4.36,0.01,0.23%)正筹划上市，但却背负相当数量的不良资产。当时，重庆市工商银行分行拥有不良资产150亿元，这些不良资产分布在几千家企业，即使按有关政策可以处置，但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从而难以满足上市的时间要求。与此同时，企业也因背负这些巨额债务而举步维艰。结果是，银行因不良资产难以上市，企业因不良资产难以发展。重庆市政府经与工商银行协商，决定将重庆工商银行150亿元的不良资产以22亿元的价格整体打包剥离给重庆市政府，至此，工商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得以解决。同时，重庆市政府成立渝富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处理整体打包的150亿元不良债务。渝富公司通过对负债企业的债务重组、资产重组、经营班子重组，使这些企业减轻了负担，转换了机制，重新焕发了生机。同时，渝富公司也以此为契机不断发展壮大，资产规模由成立初期的50亿元发展到目前的600亿元。目前，作为市国资委监管企业的渝富公司，承担着市政府赋予的三大职能：国有企业不良债务重组，通过土地储备承担企业破产、环保搬迁、土地“退二进三”资金筹集，投资和对地方金融参股、控股。

　　重庆钢铁(3.17,0.09,2.92%)(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其前身是创立于1890年的汉阳铁厂，1938年，因抗战迁往重庆。新中国诞生后，曾有一种说法叫做“北有鞍钢，南有重钢”。但在世纪之初，重钢却在困境中停滞徘徊。市国资委成立后，重钢通过破产重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彻底甩掉沉重的历史包袱。“十一五”期间，重钢决定进行环保搬迁，首先面对的就是资金的问题。由渝富公司先行垫付所需资金，然后再用重钢老区、新区的土地级差收入变现归还渝富公司，从而很好地解决了资金难题。如今，一期650万吨全流程钢生产线已全面投产，技术水平属国内乃至国际领先。同时，重钢以2.8亿澳元收购亚洲钢铁公司60%的股权，获得澳大利亚伊斯坦鑫山磁铁矿的开采权。此举突破了制约重钢百年发展的资源瓶颈问题。

　　三、勇担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使命

　　充分利用好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服务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重庆市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特点。同时，国有企业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地成长壮大。

　　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先行。因财政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根据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同类型，市政府组建了8家国有投融资企业，它们承担了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城市路桥、供排水、农村水利、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剧院、文化宫等公益项目建设。截至2011年10月，8家企业的资产总额达5898亿元，年均投资约800亿元。在“十一五”期间，8家企业累计投入基础设施、公益项目2641亿元，年均投入约为以前年度的50倍。目前，已建设高速公路1100公里，建设高等级公路3500公里，竣工和新开工197公里轨道线、10座跨江大桥、867万平方米文化标志性建筑和2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建设。五年干了靠财政投入需要50年才能干的事。政府财政由此腾出大量财力用于公共支出。

　　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发展。针对土地完全市场化导致的囤积土地、哄抬地价问题，政府赋予8家国有投融资企业土地储备职能，建立由国有企业配置土地的机制，实行土地供给“双轨制”。即在政府需要土地时，企业要依据合理价格满足供应，如公租房建设、市政建设、公益项目建设等用地；同时，企业也根据市场需求通过公开市场拍卖转让土地。这样的土地配置模式，既保障了政府用地，也使企业获得市场化转让土地的收入，为承担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

　　工商企业发展园区化已是必然趋势，国有企业已经成为园区建设的重要主体。作为市国资委监管企业的西永微电园公司、江北嘴公司、保税港公司，承担着西永综合保税区、西永微电园、大学城、江北嘴中央商务区等的开发建设任务。为推动重庆“两翼”欠发达地区发展，市国有企业融资100亿元，帮助“两翼”17个区县和潼南县建设特色园区。预计100亿元资金将最终带动其他千亿元投资，形成千亿元产值，新增税收达100亿元，解决100万人就业。

　　为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作为上游供应链的一大批中小企业的有力支持，同时也带动了这些中小企业的发展。如中国四联集团的上游供应链就有超过3400家的中小企业。为了发展好这些中小企业，进而也是支持四联集团的发展，四联集团不仅为其提供产品市场、技术服务，而且还通过小额贷款担保提供融资服务，有效解决了这些中小企业发展中的资金问题。同时，重庆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三峡银行直接服务于中小企业、微型企业，为它们的发展提供直接的融资支持。另外，由渝富公司、国家开发银行、长江三峡集团共同组建的三峡担保公司，则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目前的担保贷款达325亿元。即将挂牌的兴农担保公司则要为超过300亿元的农村“三权(土地、房屋、林权)”抵押融资提供担保服务。

　　建设公平高效的交易市场。由国有资本出资组建的联合产权交易所、药品交易所、农畜产品交易所等现代交易平台，为各种产权、商品实现公平而有效率的交易提供了平台。如在全国率先将涉讼资产的处置，强制进入联交所交易，规避了道德风险。此举受到中纪委、中央政法委的高度肯定。药品采购进入药品交易所，有效降低了药价。通过农畜产品交易所，事前锁定价格，解决了生猪等畜产品的价格风险。

　　做民生建设的中坚力量。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会的《决定》提出“在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中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对此，重庆市国有企业正在全面实施“十大工程”。到2015年，重庆市国有企业将投入和带动民生投入1万亿元以上；上缴的国有资本收益和存量资产收益可超过1000亿元，其中安排用于民生的比重可达30%；可解决和带动就业200万人以上。同时，市属国有企业也将获得更大的发展，资产总额将达到2.5万亿元，年利润600亿元以上，生产经营一线普通职工收入年均增长15%。工商企业核心指标进入国内同行业前列，每户拥有3～5项全球领先技术，4户企业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元。

　　四、在全球视界中发展自己

　　抓住国家巨额外汇储备、全球金融危机这一战略机遇，成功并购一批海外项目，有力促进了重庆国有企业的发展。

　　重庆粮食集团投资32亿美元建设境外优质粮油基地，打造“生产基地+生产资料经营+加工贸易+仓储物流”完整的产业链，对稳定国内食用油价格具有重要意义。2011年已有4船约26万吨优质大豆运抵国内。到“十二五”末，预计可达1000万吨，实现销售收入465亿元，毛利42亿元。

　　重庆机电集团以2000万英镑收购英国PTG集团旗下6家子公司的全部股权，获得3个百年品牌、5项世界先进技术。此举使重庆机床相关产业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缩短了15～20年。依托此项收购，机电集团已在英国组建了技术研发和转移平台，新的研发成果可在国内企业无障碍使用。

　　中国四联集团以2000万美元收购美国霍尼韦尔在加拿大的蓝宝石工厂，成为全球掌握高品质蓝宝石晶体生长技术和加工技术的少(下转第48页)(上接第39页)数企业之一。此项技术已经被成功复制并再创新，通过在重庆建厂突破了制约国内LED产业发展的瓶颈。预计到2015年，将形成年产240万片蓝宝石基片、100亿只LED封装器件、100万套LED应用产品的生产能力。届时，重庆LED产业将占据国内制高点。同时，四联集团以相当低的成本收购法国汤姆逊半导体实验室研发团队，使中国在解码核、解码算法等多项技术上一步实现国际领先。

　　重庆轻纺集团以承接8211万欧元债务、支付6414万欧元的代价，成功收购全球第四大汽车密封条企业——德国萨固密公司，以此获得6项世界先进技术，81项国际专利，销售收入可达30亿元。该公司是大众、奔驰、宝马、福特等汽车制造商的配套商。

　　重庆交运集团联合“五国六方”(中国、俄罗斯、德国、波兰、哈萨克斯坦、重庆)，组建渝新欧国际物流平台，开通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从重庆到阿姆斯特丹只需12天，比欧洲同类平台同通道单箱成本低2000美元，从而改变了过去进出口全部依靠沿海口岸的格局，重庆由此成为直通欧洲新的货物集结地和中欧、亚欧贸易的桥头堡。大通道建设为国内外企业进驻工业园区创造了前提条件，如西永微电园聚集国内外著名的笔记本电脑生产企业，产量占全球的近1/2。

　　中国是一个后工业化国家，又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理应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也正是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政府有效发挥了作用，才有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政府在经济中作用的发挥则离不开国有企业。重庆市近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并呈现出持续的良好势头，这里固然有来自国内外的良好机遇，但更重要的是，这与重庆市政府能够充分发挥好国有企业的作用密不可分。可以说，重庆市若没有国有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则很难说能有目前乃至未来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