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按道理应该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支持。但在现实中，社会舆论似乎对国有企业的批评多于赞扬，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目前事关国有企业的种种不利舆情，是国有企业自身问题的反映，也是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非公有制企业竞争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舆论表现。可以说，国有企业舆论劣势的背后，存在深刻的经济利益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和舆论传播之争。当然，这种不利舆情，也暴露出国有企业的舆论引导能力、公关管理能力，已落后于实践的要求。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舆论的支持，有必要深入研究国有企业不利舆情的成因，以采取相应措施，形成有利于国有企业发展的舆论环境。
一、制造不利于国有企业的舆论是一些跨国公司和私营企业采取的竞争策略
我国国有企业综合实力近年有了显著增强，而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又严重削弱了美、欧、日一些跨国公司的实力，由此使我国国有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其中有的已名列世界500强之林。与以往对我国国有企业不屑一顾形成对照的是，很多外国跨国公司已视国有企业为强劲对手。国有企业的崛起打乱了跨国公司一贯以来的如意算盘。
以美、欧、日三地为母国的跨国公司，利用业已形成的垂直分工体系，一直力图使发展中国家服从并服务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其跨国公司的需要，成为其商品市场、原料来源和劳动力“蓄水池”。为此，跨国公司及其母国政府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系列干涉措施，在世界很多地区达到了目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发，拉美、苏联、东欧、东亚等地民族经济（或者国有经济）的崩溃或受袭，都给跨国公司提供了扩张机会。摧毁上述各地的民族企业或国有企业，而后瓜分之，正是所谓“冷战的和平红利”的实质。
跨国公司通过交叉持股、广告投放等方式，早已与跨国媒介巨头、广告公司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例如，全球最大的不到七八家媒介巨头提供了国际间信息总量的80%以上；而单单通用电气公司（GE）就有17名董事在9家巨型媒体公司中担任董事；《福布斯》公布的最富有的400名美国人中，有17%的富豪财富主要来源于媒体业。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媒介巨头，本身就是跨国公司或其子公司，或是跨国公司的合作伙伴。这样，为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提供合理性解释、合法性辩护，就成为媒介巨头的当然选择。同时，借各种负面事件渲染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民族企业的弊端，破坏其形象，也成为媒介巨头惯常的伎俩。
此外，跨国公司还花巨资通过基金会资助、公关公司游说等方式，有意操控东道国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时至今日，发展中国家受跨国公司影响甚深的学术机构、媒体机构的一些人士，往往以本国公众代言人的姿态，出现在攻击本国民族企业、国有企业（也包括我国的国有企业）的第一线。这类言论往往训练有素、时机恰当且事出有因，因而极易左右群众对国有企业的看法。
近30年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崛起，其与国有企业固然有合作互利的一面，但也存在着竞争。少数私营企业甚至把国有企业看作自己发展的障碍，认为国有企业的萎缩能够扩大私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因而刻意营造不利于国有企业发展的社会舆论。例如，如果国有企业获得金融资源的综合条件优于私营企业，或者国有企业试图进入土地市场甚至充当所谓“地王”，它们就借重媒体施加舆论压力。此外，国有企业相对规范地执行劳动力就业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税收制度，虽说增加了自身的成本压力，但也给私营企业施加了相应的道义压力。为了转移视线，少数私营企业也往往有意另辟舆论战场。
在实践中，很多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已经结成了互利的伙伴关系。但上述各种矛盾，又会促使一些私营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寻求操纵大众媒体、争取舆论支持。作为日渐自觉的社会阶层，私营企业主近年来不仅参政意识不断增强，而且还投入资金，有意识地影响新闻媒体的报道、学术机构的研究，寻找相应的舆论代言人。
虽然私营企业在不断壮大，但强大的国有企业依然是其发展的重要竞争者。这种内在矛盾，随着时间的变化或明或暗、或现或隐，但将长期存在，并在舆论领域暴露出来。值得一提的是，苏联解体后迅速崛起的俄罗斯寡头富豪，无一不是利用社会剧变之机攫取了苏联众多国有企业的巨额资产、资源而迅速自肥的暴发户。殷鉴未远，国有企业确实需要防患于未然。
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否认国有企业的积极作用
跨国公司实施赤裸裸的劫掠，往往会激起民众的公愤和反抗；而通过计划周密的舆论操纵（主要是理论操纵和新闻操纵），则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使公众被旨在肢解、摧毁国有企业的舆论俘虏而不自知。当前最值得警惕的，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广泛输入。
美国和西欧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陷入经济滞胀之中，随之出现了所谓“后凯恩斯革命”的新思潮。这一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为代表的新思潮，认为市场能够自发调节经济的均衡，反对政府的经济干预，更反对国有企业、计划经济等制度。新自由主义思潮，对美国里根政府、英国撒切尔政府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其政纲的理论基础。
几乎与上述“后凯恩斯革命”同时，中国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国门初开后，作为当时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并为一些学者所推崇。
但历史表明，绝对的自由放任经济，从来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是一种理论上的空想和抽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欧、日诸国是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均发挥作用的混合经济。“公共部门”出于国防、教育、社保等目的，掌握了大量资源，早已不可能完全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当代西方经济的成功，恰恰是依靠规模巨大的跨国公司，垄断企业成为了美、欧、日的经济柱石。
然而发人深省的是，尽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就存在所谓“英美模式”（以美、英为代表）与“莱茵模式”（以德、日为代表）的区别；尽管美、欧、日几乎都采用“混合经济”体制，不仅允许政府干预经济政策和资源配置，而且允许国有企业存在发展；但是，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西方却不遗余力地灌输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向后者推荐了一些不是增强、而是瓦解国有经济的政策和措施——以高额税收政策挤压国有企业的赢利空间；以“反垄断”、要求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和其他新的不公正竞争规则，压缩国有企业的市场空间；以清除政府干预为旗号试图推行全面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改革等。
新自由主义是特别有利于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尤其是金融资本）的意识形态。其科学性非常可疑，实践上屡屡碰壁，倘若依其制定并推行相应的政策，势必明显削弱民族经济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摧毁国有经济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而大型国有企业往往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基础，一旦被瓦解，往往沦为跨国公司的“战利品”。
我国的决策者对这类思潮和政策建议始终保持警惕，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思路进行，而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在实践中改革和调整政策，尤其是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避免了某些国家照单全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恶果。但即使如此，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不仅一些经济学、管理学专业人员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极深，而且一些媒体从业人员也往往用新自由主义的庸俗范式观察和分析经济问题。随着媒体日复一日地传播，这种意识形态必然影响广大民众，成为围绕国有企业的不良舆情滋长蔓延的重要思想原因。
三、国有企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使得社会公众对某些行业的国有企业有所不满
国有企业是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经济支柱，也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物质基础。但是，国有企业从数量上说只是少数；从就业人数来看也只占较小部分。这使公众对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及其与大众的利益关系，难以一目了然，极端者则指国有企业已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这类矛盾，并作出合理解释和说明，应是国有企业的一项重要工作。
国有企业高管的高薪酬（包括福利）已成为当前群众不满的一个问题。如何看这一问题？一方面，高管高薪是市场竞争的需要，竞争的压力使国有企业必须逐步提高薪酬水平，才能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另一方面，客观地看，一些国有企业高管确实薪酬过高。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的过程中，薪资差距过大，既不利于企业内部的团结，也不利于得到群众的理解。
把国有企业的效益改善归结为市场垄断，是另一类不断出现的不良舆情。但令人奇怪的是，类似微软的软件操作系统、英特尔的微处理器（芯片）在中国的市场垄断度，远远高于任何一家国有企业，却极少受到媒体和学者的批评（在欧、美，均招致了反垄断诉讼或巨额罚款）。更有学者构造出“行政性垄断”和“市场性垄断”的说辞，以便在攻击国有企业的同时，回避跨国公司的垄断问题。选择性的攻击本身，恰恰反映出舆论背后有更深远的算计。当然，在一些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确实也存在价格高但服务质量不高的问题，这需要国有企业下大力气解决，以获得公众的支持。
国有企业存在的腐败问题，也是不利舆情的重要成因。首先，要增加国有企业的透明度。国有企业归根到底是属于人民的公有财产，人民群众有理由享有相应的知情权、监督权和成果分享权。但是，目前落实上述权利还存在不少法律、政策和技术上的困难。近年来，国有企业开始公布社会责任报告，这是在增强透明度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从长远看，如同上市公司应披露经营情况一样，国有企业理应向公众充分、清晰地披露企业经营情况，这样既有利于主动宣传成绩，又有利于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国有企业主动增加透明度，沟通消除误解，势必可以清除一些不利舆情滋生的土壤。第二，要加强反腐倡廉工作，遏制国有企业少数管理人员的腐败行为。腐败为广大群众深恶痛绝，也严重损害国有企业的形象，还伤害国有企业员工的进取心、信任感。诸如陈同海案、康日新案涉案金额之大、腐败行为之烈，让人触目惊心。此外，一些发生在中层、基层的腐败案件，同样给国有企业带来了不良影响。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加大对违法犯罪活动的惩处力度，需要长期的努力。
不良的劳动关系也会产生不利于国有企业的舆情。国有企业近年来加强现代企业治理，推行劳动合同制、绩效考核制，成果来之不易。但因政策不善、执行偏差等原因，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矛盾，如劳动关系紧张，劳动用工规范性不够，对劳动者的安全保护、社会保障欠缺等，加上内部分配不公现象（如高中级管理人员的薪资水平与基层员工差距过大），一定程度的裙带关系，都使国有企业内部不尽和谐，员工积极性受到压抑。有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还存在激化的可能性。诸如此类的问题影响了国有企业的形象。
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剧，竞争日益激烈，国有企业的管理能力、生产效率、竞争实力、创新能力将是长期受到关注和评论的问题。发展壮大国有企业，并让公众更多地分享国有企业发展的成果，已成为国有企业在政治上赢得主动、在经济上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这也迫切要求国有企业创新观念，改善公共关系，争取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否则，国有企业辛苦经营数十年的成果，很可能付之东流。苏联、东欧国家的巨型国有企业朝夕之间易手，沦为西方跨国公司或本国寡头的“猎物”，可谓前车之鉴。
四、国有企业舆论传播管理相对落后
舆论传播有两个重点领域，一是理论传播，二是新闻传播。理论传播强有力地影响人们思维的立场和方法，即人们一旦接受并信服了某一理论，就会利用这一理论作为观察世界、分析问题、指导实践的工具。新闻传播则提供人们头脑中关于现实世界的大部分信息内容，决定人们思维所依据的原材料。有效的理论传播和及时的新闻传播相结合，几乎能够塑造并定型人们观察和思维的立场、方法和内容，进而左右社会舆情。
国有企业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特别是在与跨国公司和私营企业竞争日益激烈、媒介产业化与市场化不断加剧的环境下，如何有效引导舆论传播，使得理论传播和新闻传播朝着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方面发展，是一项亟待加强的工作。
改革初期，国有企业普遍设立政治部、宣传部等机构，宣传力量相对较强，大多数媒体也主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正面宣传。从总体上讲，国有企业基本能够适应当时的舆论环境，不利舆情还比较少见。目前，无论是国有企业自身还是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不仅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相互竞争，还遇到跨国公司、私营企业的强大压力。同时，媒体环境也在急剧变化，网络媒体、财经媒体、都市媒体异军突起，媒体投资上的多元化、运营上的市场化、财政上的独立化以及跨国媒体巨头在华影响力不断增强。一些跨国公司积极向国内大学、研究机构捐赠资金，支持其学术研究交流活动。通过一些海外基金会，跨国公司广邀国内学术机构和媒体从业人员到美欧等地进修交流。一些跨国公司积极雇请国际和国内公关公司在华开展媒体活动，利用广告资源调控舆论，其力度之大也超出大多数国有企业的所思所为。与跨国公司相比，国有企业舆论传播能力明显不足。
国有企业的舆论传播已成为明显的管理短板。一是理论传播能力弱。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几乎无一例外地需要利用国家的力量。诸如特许公司、幼稚产业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控制、国有企业、政府采购、质量标准控制、环境标准控制等制度，是历史上英、美、法、德、日等运用主权力量保护本国经济的司空见惯的做法。我国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是后发国家实现经济独立和繁荣的必然选择。但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教条，国有企业没有存在的正当理由，仅仅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而已。这种观念流毒甚广，国有企业深受其害。因此，如何协调组织好理论研究和传播，正确说明国有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已成为国有企业不容回避的问题。二是新闻传播不适应实践要求。新闻传播的力量在于能够让政策在短时间内同群众见面、能够以群众易懂的方式传播事实。国有企业在当代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增大，群众关注度越来越高，因此，需要持续、及时地通过新闻媒体向公众通报企业情况，传播自身正面信息。但实践中，国有企业因为认识不足、沟通不畅、管理缺位、职责不落实、专业能力不强等原因，不时发生关键时刻失语、不语、乱语的现象，结果陷入舆论困境。
总之，国有企业的舆论劣势，实质是国有企业面临的现实矛盾在舆论领域的反映，其原因则与实际利益、意识形态、传播管理之争密切相关。为此，国有企业亟待创新观念，充分认识舆论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加快提高专业能力，合理投入人力财力，尽早全方位加强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