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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创新之路

来源:《国企》
201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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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对面,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下称大唐电信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真才基冷静地介绍企业的发展经历和管理经验。许多大风大浪、紧要关头,经过抽象与提炼,已经转化成略显平淡的话语。这时有记者插了一句:你们走的这条创新发展之路,目前中国企业好像还没有走过。

  他很快一笑:“对了。 ”

  大唐电信集团的这条创新路,伴随着10余年来国内外的各种质疑与不解,各方冷落与支持,更有其自身一贯的坚持以及努力造就的、各个阶段的成功。

  这样的经历以及其中的经验,对正在创新路上奔走、面临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发展机遇的中央企业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我们这组封面文章,试图对大唐电信集团的TD-SCDMA产业化和市场化之路进行描述、分析和总结。在访谈部分,真才基将全面介绍大唐电信集团的创新“真经”。

  中国式创新三大特征

  我们为大唐电信集团贴上“中国式创新”的标签,与其说是对这一家企业的肯定与称赞,不如说是对中国企业界尤其是中央企业提出的一种期望。“中国创造”、“自主创新”、“创新型国家”这些词汇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但是这些创新、创造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让我们满意,才能符合中国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需要?

  这里我们梳理出大唐电信集团自主创新的三个特征,或许可资参考。

  一是后发国家实现尖端突破

  如同大多数工业、技术领域一样,中国的电信行业也是从一穷二白起步。第一代移动通信,不管是手机还是网络全部依靠进口。真才基说:“如果今天你到电信博物馆去查,当时连手机上的皮套、装在基站铁塔上的螺丝钉都来自国外。”第二代移动通信,中国建立起一批合资企业,国内企业也尝试介入第二代移动通信的产业发展,但大都属于模仿或加工制造水平,究其原因在于移动通信的技术标准由国外企业所制定。真才基介绍说:“中国第二代移动通信产业的进口依赖度 仍接近90%。”

  当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兴起时,一个没有引起国人太多关注的事件改变了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方向:大唐电信集团代表中国提出了TD-SCDMA技术标准,成为世界上三大主流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之一,另两个则是欧洲主导的WCDMA和美国主导的CDMA2000。

  随后是大唐电信集团一系列艰难的技术攻关和试验:2002年产品实验研发;2006年样机诞生;2007年为推动TD产业化和市场化进程,进行小规模的实验;2008年奥运会期间在6个城市试用;2009年在全国地级市以上城市正式商用。自此,中国在移动通信这个尖端领域不仅拥有了和发达国家媲美的通信标准,还掌握了技术标准竞争国际话语权与产业发展的主导权。目前,在4G国际标准、物联网以及三网融合等领域,大唐电信集团也已拥有丰厚的储备。

  除了“神六”、“嫦娥”和“超级水稻”等国家级项目外,在中国的其他产业内还鲜有这种尖端技术突破与实现商业回报的成功案例。
 
    二是央企实现尖端标准的产业化、市场化

  在2006年执掌大唐电信集团之初,真才基感受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气氛:在集团内部,科研人员沉浸在庆祝TD-SCDMA样机成功研发的喜悦中;但在外部,业界和媒体对TD-SCDMA产业前景一片忧虑,典型的表述是:真才基陷入泥潭,前面荆棘满地。

  冰火两重天的对照,真切反映出大唐电信集团当时的处境:一个由科研院所转变而来的以技术为主导的中央企业,在实现尖端技术标准化的突破后,如何才能让技术成功实现市场化和产业化?大唐电信集团所要解决的难题,也正是中国企业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难题。当时的大唐电信集团,市场化、产业化能力薄弱,现代化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建设尚在过程之中。真才基顶住压力,采取坚决果敢的措施,开始在大唐电信集团展开一系列变革,涉及战略制定、机构设置和人员调整等。

  2006年以来,大唐电信集团开始推进实施“十一五”战略规划:通过定战略、做布局、占高端、促发展,一年一大步,在占据产业链及价值链高端的同时,也在企业改革、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与市场开拓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今天的大唐电信集团解决了传统科技型企业在创新方面存在的“科研成果转化难”、“样机主义”等难题,成功实现创新技术的产业化与市场化,而且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获得大幅提升,走出了转制院所向现代化企业转型发展之路。

  近日,在国内最高层次的企业管理经验交流盛会“2010年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上,大唐电信集团申报的《TD-SCDMA国际标准的产业化开发管理》项目,以高分获得第十六届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第一名。一位评委些许激动地对真才基说:很多年没有看到这样提气的项目了。

  不乏科技进步奖的大唐电信集团,获得最高级别的管理大奖,足以说明他们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实现了从科技创新到管理创新、进而系统创新的飞跃。

  大唐电信集团的创新,已经由技术创新走向系统创新的转变。真才基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自经济学家熊彼特将“创新”作为一个概念提出开始,创新就是一个具有技术性和经济性双重含义的概念,既包括对新技术、新工艺、新组织模式、新市场等的开发、引入和开拓,也包含将所有创新转化为实际商业成果和经济绩效。因此,企业的有效创新活动,是一个以核心技术创新为基点、以技术的产业化生效为导向、以驱动产业整体协同发展和竞争力提升为根本目的的系统性过程。大唐电信集团也正是以此在前行。

    三是全面带动电信产业发展和升级

  作为提出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并推动标准实现产业化的中央企业,大唐电信集团的创新价值不仅体现在企业自身的效益提升上,而且 带动了中国整体电信产业结构由低端走向高端。

  2002年,大唐电信集团主导成立了TD-SCDMA产业联盟。该联盟目前已拥有200多家企业,分布在系统设备、手机芯片、手机软件、终端和仪器仪表等产业链上下游。大唐电信集团充分利用TD-SCDMA技术的溢出性效应,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进步,打造了一条以国内企业为主体的完整移动通信产业链。与此同时,大唐电信集团整体经营业绩大幅上扬,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成功占据TD-SCDMA市场竞争领先地位,在中国移动TD-SCDMA系统设备招标中获得30%以上综合市场份额,在TD-SCDMA手机芯片及终端解决方案等领域获得50%以上市场份额,已成为TD-SCDMA主流供应商和业内领先企业,并成功推动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高科技企业的转型。

  大唐电信集团在产业化进程中践行“轻型产业化”的企业发展模式,深入分析全球移动通信产业价值链,没有投资建立生产线,而是与大量制造企业合作,充分利用了大规模、低成本的“中国制造”优势。此举不仅实现“中国创造”与“中国制造”的良好互动,使中国企业强大的制造能力有了更好的用武之地,而且成功带动了部分国内制造水平相当的企业进入第三代移动通信制造领域。

  大唐电信集团的自主创新,在移动通信领域,对中国企业过去只能通过“来料加工、两头在外”赚取最微薄利润的状况带来实质性的变革。对此,真才基表示,中国过去遵行“低成本加工贸易型”的工业方式,即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经济,而大唐抓住TD-SCDMA契机,实现了“中国创造”模式——核心技术由大唐掌控。这对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及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很快大家会陆续看到国际知名品牌的TD手机,都是使用大唐提供的手机芯片。”真才基表示,“过去我们是做产业链最后那一段,所以不少经济学家讲‘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技术,三流企业做产品,四流企业跑断腿’。现在我们正努力通过系统创新将大唐打造成做标准、掌握核心技术的‘一流企业’。”

  由此,大唐电信集团探索出一种结合中国低成本制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中国创造”新模式。真正形成了以创新带动产业发展,实现装备国产化的局面。

  如果拿以上三大特征来衡量,大唐电信集团的中国式创新确实在中国找不到一个可以类比的样本。而对于中央企业来说,要具备一定条件,才能实现拥有这三大特征的创新。如果今后中国企业在更多领域实现这种中国式创新,比如在汽车、大飞机以及各种新兴战略性产业领域,那么转变国家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就会真正落到实处。

    中国式创新两大前提

  当结果尤其是好的结果出现时,人们往往会忽略过程。今天TD成功为中国移动通信技术与产业的发展开创了大好局面,但我们必须知道,达到这个结果的过程绝不轻松。回顾与总结这个过程中的经验,可能会带给人们更多、更有益的启发。下面是我们观察到实现中国式创新的两个前提条件。

  信心

  真才基刚到大唐电信集团时,内部外部都有种种无形的压力:外部是对TD-SCDMA这个中国国际标准的压制、质疑、抵触的各种力量和声音,内部是大家对产业化的茫然。这时,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心,如果出现丝毫的懈怠都可能让TD-SCDMA的未来付诸东流。但是,包括真才基在内的大唐电信集团管理层显然没有盲从于各种不利于TD-SCDMA产业化发展的声音。他们对外部的质疑一言不发,开展技术攻关,并埋头进行内部三项人事制度改革调整,苦练内功。等到成功来到时,真才基对记者的评价说“对了”。简单的两个字背后,郁积了多少孤独、自豪与自信。

  事实上,TD-SCDMA从酝酿到商用,每一个阶段都面临着信心的考验。这种信心也不只是大唐电信集团对自身的信心。

  TD-SCDMA的发展,总是面对着许多唱衰的声音,认为在这一决策上掺入了太多的非市场因素,过多强调民族产业的作用,结果导致产业与学术不分。

  有媒体这样描述唱衰者的思路变迁:“早期它说你的标准做不成产品。等样机出来后,他又说你只能做补充,不能独立组网。后来随着北京、上海等地测试的进行,这种顾虑打消了。他们又说产业化程度不够,谁用谁吃亏,产品不成熟。”

  唱衰之声的背后还有更深的背景:国外都不希望中国搞自己的标准。当时的形势是:初涉标准领域的中国政府和企业,举目望去,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标准浓云无处不在。中国标准的迅速崛起,引起了拥有“成熟标准”的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警觉。

  记者2004年曾看到好几份关于中国标准的外国报告,动辄便把“新技术民族主义”的帽子扣到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头上。他们认为,中国应该顺应现存的由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主导的标准体系,而不该自主建立中国的标准。这样,才符合全球的利益。

  当时TD-SCDMA论坛秘书长凌海峰对记者说:“在20多年的飞速发展后,中国企业已经走过了生产加工和创建品牌的阶段,开始进入重视研发、重视标准的阶段。我理解西方国家对中国标准的紧张心情。他们制定一个标准需要很长的时间,定好之后多年不变。但是如果他们在中国多待一段时间,看看中国市场的变化之快,看看中国人对新技术的热切,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企业如此迅速地介入标准制定。”

  可以说,TD-SCDMA从最初的标准提出到后来的技术研发再到产业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信心。而以往中国企业在面对尖端技术、标准时,更多的习惯是回避,是拿不出信心。大唐电信集团自主创新的实践说明:中国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完全可以走出一条道路,中国企业可以走向高端!

  有一位中央领导曾表示:TD-SCDMA上去了,我国多少工业企业的自信心就上去了。

    责任

  有媒体曾经这样分析大唐电信集团当年的处境:由于大唐把绝大部分资源集中在TD-SCDMA的研发上,在2G产品上的销售落后华为、中兴越来越远。

  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大唐电信集团承担的责任:把企业自身的、暂时的局部利益放下,更多考虑国家层面、民族产业层面的全局性利益。事实上,这正是中央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也只有中央企业才能承担的责任。

  大唐电信集团的责任可以从几个层次来看:

  首先是国家层面的责任。

  标准之争就是国家利益之争。作为中央企业的大唐电信集团承担巨大的企业风险,历时数年去探索、开创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创新道路,为国家在一个战略性产业中打造出可以和跨国公司抗衡的成熟的标准体系,并实现产业化赢得市场。

  TD-SCDMA产业化之初,许多产业链上的企业并未全身心投入到产业的发展上。央企的特殊责任在这里一览无余。在真才基看来,配合国家战略,探索创新道路,正是今后中央企业应该承担的重要责任。

  其次是产业的责任。

  在真才基看来,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定位应该是:自身企业得到了发展,同时还要承载起行业的技术进步以及社会责任。如果说中央企业在抗震救灾、在保民生抗旱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推动自主研发的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与市场化,带动民族产业的共同发展与技术进步,则是在更高层面履行央企应尽的社会责任。

  大唐电信集团在发起成立TD-SCDMA产业联盟时,就通过授权方式使许多核心成员获得技术使用的许可,而这些企业不少都是民营企业。当时,大唐电信集团拿出自己投巨资研发的成果分享给其他成员企业,吸引他们加入产业链,只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TD-SCDMA产业才有大发展。这,同样是产业责任使然。

  第三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责任。

  在这方面,大唐电信集团早已走出当初的困境。真才基上任之初,大唐电信集团资产负债率极高,经营业绩在中央企业中排名倒数第二。随着TD-SCDMA的发展特别是市场化发展,企业经营面貌焕然一新,2007、2008、2009三年连续盈利,资产负债率大幅下降,资产规模则数倍增长,已成为中央企业中经营良好型企业。

    真才基:大唐创新“真经”

  从技术创新到系统创新

  《国企》:大唐电信集团是在克服各种困难之后才取得TD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成就。如果其他的企业要来走这一条创新路,您可以给他们介绍一些经验吗?

  真才基:我们的创新可以称之为系统性创新。我们在移动通信这样一个高科技领域,围绕一个庞大的通信系统,积累到数千项专利,专利转换率达到85%以上,带动了从系统设备到手机芯片全产业链的发展,实现与集成电路产业的良性互动,应该说在企业自身得到发展的同时,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所以我们称之为系统性创新。我们有几个层面的经验:

  第一,持续引领技术创新。TD 不仅实现了与原有的2G技术与网络的兼容,而且还可以实现与今后4G技术标准的融合。

  第二,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积极推动实现管理创新。在推动TD发展的进程中,注重技术创新的同时,改善内部管理,以全面适应TD产业化和市场化需要,从而使以研发为主的大唐电信集团转变成为市场化的公司。这是一个管理创新进程。

  第三,提升合作水平。全球背景下,企业走封闭式的开发是死路一条。当今科技发展是开放式的,大唐电信集团一直坚持开发理念,与全球最优秀的合作伙伴共同推动产业发展。

  第四,注重资本的力量。企业做大做强单独依靠技术研发远远不够。这两年大唐电信集团在资本运作方面,以资金链向产业链覆盖,坚持“产业规划”和“资本规划”两个轮子一起转,得到了充足的运营资金,促进了企业经营效益的提升。

  《国企》:大唐的“系统创新”有哪些特点?

  真才基:第一,全局性。大唐电信集团身处高度竞争的行业,竞争对手更多来自国际。对于大唐人来说,生产一个样机并不代表可以支撑一个网络。我们要切实落实创新型国家战略,必须统筹做好系统性创新,推动实现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工作,并从技术到管理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第二,正向性。一般来说:我国企业介入一个产业的时候,往往从代工国外企业的产品起家,在加工的过程中学会并掌握一定的技术,然后开始自己来进行生产;从产品的某个部件,到完整配套的产品制造,到最后除了最核心的技术仍然需要从国外购买之外,其他部分都实现了国产化。这个创新过程就叫逆向性创新。什么叫正向性创新?就是从标准开始到技术到产业到市场,最后把低端外包,高端由自己掌握。我们的正向创新就是从产业链的高端入手,从而形成高附加值的竞争力。

  大家都知道,通信行业要求“全程全网”,拥有了标准就占据了竞争的优势地位。所以在通信行业中,标准的竞争异常激烈,从标准角度切入“正向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大唐电信集团从核心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到形成专利,再到产品研发,最后实现成套解决方案,已完成了一个由数千项专利构建起的系统性创新工作。目前,大唐电信集团在TDD领域的提案数和通过率均占全球第一,并在4G候选国际标准TD-LTE-Advanced上拥有大量核心知识产权。

  第三,开放性。我们是开放式创新。TD产业链很长,包括系统设备、手机终端、仪器仪表、天线、增值业务等,在实现TD产业化的过程中,大唐电信集团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在自己做,我们在成立TD-SCDMA产业联盟时,充分利用TD技术溢出效应,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进步,打造了一个以本土企业为主体的完整移动通信产业链,并依托“无线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接国家重大专项,同时与国内在移动通信和微电子领域中技术领先的17家知名大学和科研院所合作,并与爱立信合作成立了大唐-爱立信TD-LTE联合实验室,建立起共同创新和发展的平台。同时我们与阿尔卡特朗讯、宏碁、LG、富士康、安捷伦和SK电讯等全球领先的跨国公司也展开了系列合作。

  第四,责任性。中央企业中需要有在高科技领域代表国家竞争力、带动行业进步的企业。而大唐电信集团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央企业完全可以在竞争环境下,特别是在国际竞争环境下的高科技领域,通过多年来在核心知识产权创造上的不懈投入,以及一系列市场化、产业化举措,持续推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从而成为行业领导者。

  大唐电信集团的发展道路也充满艰辛,但作为一家中央企业,我们有着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充分发挥央企优势,为国家成功争取到了在国际无线移动通信领域的话语权。

  可以说,只有中央企业才能承担起成功推动TD从标准化到产业化乃至国际化的重任。

  大唐电信集团的经历体现的是创新的勇气、民族的气概、社会的责任和行业的使命。

   “四化”创新路

  《国企》:大唐电信集团在产业化进程中的管理创新有什么特点和成效?

  真才基:在推动TD实现产业化、市场化的过程中,大唐电信集团探索出一条“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产业化、产业市场化”的发展道路。具体来说就是,将技术研发创新成果形成专利,参与国际国内标准化组织使核心专利成为标准,通过产业化将技术标准转化为商用产品,并利用对核心技术的理解优势,在产品市场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实现自主知识产权价值的回报,并形成良性循环机制。同时,大唐电信集团基于对全球产业链的分析,沿TD-SCDMA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进行产业布局,实现了芯片设计与芯片制造的良性互动,极大提升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和移动通信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大唐电信集团坚持以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为依托,科研投入始终保持销售收入10%以上,截至目前,累计申请专利超过7000件,专利转化率在85%以上。2009年末,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大唐电信集团主导的TD-LTE-Advanced已被ITU接纳为 4G候选国际标准。

  在市场占有率方面,大唐电信集团的TD终端芯片及解决方案占据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TD系统设备占据了30%以上的市场份额,成为TD产品的主流供应商。

  在资本运作方面,大唐电信集团通过资金链对产业链的覆盖,有效地支撑了主体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国企》:大唐电信集团2002年组织TD产业联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真才基:TD产业联盟的作用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因为中国以前是给国外企业提供制造业务,所以从芯片设计到系统设备领域都没有企业涉足。如果仅以大唐一家之力来推动TD,无法最终成就产业。

  第二,产业发展是一个庞大的进程,当时国有企业也都处在脱困、扭亏的状态,所以企业自身的人力、财力也不具备充分的条件。产业联盟的建立,就是聚合财力、物力和人力的过程。

  第三,你想证明一个标准具有现实意义,你想让国人、让其他企业相信你的标准真正能够成为商用的产品,这需要一个信息沟通的平台。

  第四,实现企业和政府良性互动。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在出台相应的政策支持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通过产业联盟可以更好地落实这些支持政策。在此过程中,获益的不仅仅是大唐电信集团一家企业,还有产业联盟内的很多企业。中国政府陆续出台的这些实实在在的政策,对TD的发展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央企新责任

  《国企》:作为一位央企负责人,您怎么理解央企在创新方面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真才基:新时期中央企业的发展应该明确以下四个方面的责任:

  第一,新时期的中央企业更应该把创新作为首要任务。这个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中央企业完全可以在管理上进行创新,也可以在用人上创新、在体制上创新,在资源整合上创新。

  第二,促进所在行业的发展。国资委提出中央企业要进入行业前三位,这是一个量的概念。而行业地位是质的概念,是指央企在行业发挥的作用和在行业的影响力,促进行业的技术进步。

  第三,提升管理水平。公司的成功失败没有统一的模式,没有所有制的区别。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可以在管理上做得更好。大唐电信集团推进TD产业化、市场化的进程本身就是管理水平的进步。

  第四,规模和效益。这是新时期中央企业发展的定位。大唐电信集团的努力目标是能够在未来第三个任期内进入中央企业前80强,不仅在经营业绩上,在上述几方面都要进入前80强。目前,自主创新领域,我们已进入前三强;行业领先地位我们已经拥有国际标准;管理水平上我们要继续往前努力;经营业绩也要稳步提升。

  《国企》:“物联网”正在成为举国关注的创新领域,大唐电信集团在这方面有什么准备?

  真才基:目前3G业务运营与“物联网”结合的瓶颈及障碍主要是标准体系及成熟商业模式的缺失。其中,标准化体系的缺失是制约“物联网”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它将会制约技术的发展和产品的规模化应用。而只有探索出共赢的商业模式,才能使参与“物联网”产业的各方利益得到保障。

  同时,因为3G业务与“物联网”的结合将会应用在各个行业,所以行业的融合和渗透也是发展“物联网”急需解决的问题。

  大唐电信集团在“物联网”方面拥有大量的技术储备,在RFID芯片设计、GSM/GPRS工业模块、3G终端芯片、3G无线模块、TD网络设备、宽带无线接入、行业信息化平台软件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产品已覆盖“物联网”产业链的芯片设计、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同时,大唐电信集团已在煤炭、水利、油田、物流等行业形成有竞争力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未来,大唐电信集团将持续以TD技术实力为基础,以信息安全技术实力为保障,引导“物联网”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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