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是否是外国人提出来的？

　　很多研究者都把中国模式问题的提出归之于雷默的“北京共识”。如一种观点讲：“2004年5月11日，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在题为《北京共识》的报告中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的理性的分析，指出中国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即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中国模式的提出不是西方人的发明。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多次提到中国模式。1980年5月，邓小平在谈到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时，谈到“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它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 1988年5月18日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邓小平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邓小平谈到的中国的模式以及后来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多次论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深厚的含义：在当代中国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要敢于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的实际和时代条件结合起来，坚决走充满生机活力的新路，决不走实践证明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那种改旗易帜、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

　　中国模式是否已经成熟？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还不成熟。其理由有二：发达国家的成熟模式，都是国家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并且经历过长期的和各种环境的检验；“中国模式”虽然起步已经有20多年，但还不够长；虽然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但水平还是太低。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变化之中，一切都还远未定型，而且也不会很快定型。这两个理由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发达国家模式的不一定都是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才基本成熟，如德国模式、日本模式都是如此。恰恰相反，它们都是利用相对成熟的发展模式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使经济不断成长。我们认为，中国模式已经基本成熟。基本的根据就是前面已经谈到的，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政治建设；无论是在文化建设，还是在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格局及模式。这体现在我们党一直强调制度定型化。2000年10月11日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江泽民同志讲：“我们进行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形成比较成熟、比较定型的制度。”　

　　中国模式是否具有可借鉴性？

　　中国模式直接影响了一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印度总理辛格2008年1月1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说称，中国的改革推动了印度的发展。他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外经济开放使中国深深受益，也使印度深深受益，印度正在发生着变化。我承认，中国的成功是促进变化的一种动力，这一进程始于上世纪80年代，于1991年深入发展。” 在中东，中国模式开始成为一些国家的榜样。2007 年10 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访问中国时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已成为许多中东国家学习的榜样，作为一个在国际上拥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中国的声音在这里备受关注。”中国模式还受到伊朗领导人的欢迎。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里金钠•艾布拉米总结了“中国模式”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从实践意义看，“中国模式”也许不完全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毕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值得他们思考；从理论意义看，“中国模式”颠覆了公有制企业没有效率的传统观点、新兴的大国必是好战和富有侵略性国家的论点以及经济发展必将导致西方式民主的定论。

　　中国模式面临什么挑战？

　　十七大报告讲：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讲：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究竟有什么样的不确定性风险？其一，如何避免社会问题愈演愈烈？其二，中国会不会与别的国家迎头相撞？当中国开始发展起来，成为世界大国的时候，发现周边到处都是别人的利益范围和领地，中国的发展在与别人合作共赢的同时也会产生竞争关系：（1）中国搞大飞机，可能会影响到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的利益。2005年美国政府对波音公司处以4700万美元的罚款，理由是从2000年到2003年，波音卖给中国的9架民用飞机上装有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的陀螺仪芯片技术。（2）中国搞动车，日本、法国和德国企业认为影响到了它们的利益。近年来，中国企业通过与外国公司开展项目的开发合作，不断学习、消化和吸收，成功搭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多种机车组的设计、制造技术平台，形成了持续研发和制造的完整体系。其中长大编组卧车动车组的研制成功就是我国高速动车组领域实施自主创新和铁路技术装备现代化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这引起西方一些跨国公司的不满，2009年1月2日，法国阿尔斯通（Alstom）交通运输公司鼓动西方国家不要采购中国生产的机车，指控中国市场逐步排挤外商、不让外商参与其国内市场竞标等。公司首席执行官菲利普•梅利耶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呼吁西方国家不要购买中国生产的机车。

　　应对这些风险，要有科学的理念：（1）改革本身是充满风险的事业。邓小平在1988年6月3日谈到：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这是有风险的事情，但我看可以实现，可以完成。这个乐观的预言，不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 他还强调，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2）要有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对国际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对敌对分子颠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图谋，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分裂活动，对暴力恐怖活动等要有高度的警觉，要有风险意识。在这个问题上，切不可书生气十足；在这个方面，千万不可天真。（3）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努力解决人类认识过程中有限和无限、已知和未知的矛盾，加强对客观世界特别是对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的认识。

　　中国模式是否是实用主义？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学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曾经在2005年发表题为《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的文章。他认为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他说：“这种实用主义的特征如下：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或者说政治的经济化。政治上，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阶级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意识形态上，政府的目标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而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和谐社会’。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基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基于对现代化、增强国力、维护安定、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等的承诺。许多事例都表明了这种政治实用主义，例如，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发展过程中允许私人成分的加入、允许外资的流入、认可社会的急剧变化等等。我们甚至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变化来解读中国的政治实用主义。” 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中国模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不是什么实用主义。这一模式强调实事求是，强调求真务实，但这不是什么实用主义。我们党在强调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目标奋斗的同时，始终强调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我们党强调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种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观点是完全不同于以个人利益追求和目标实现为衡量标准的实用主义的。

　　看待中国模式，一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懈探索的结果，是具有开创性的模式；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坚定信心，砥砺勇气，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