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俄罗斯总统大选期间，普京在回顾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并阐明政治纲领时，再三表示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彻底划清界线。他对叶利钦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了严厉抨击，指责当年的政治家打着改革的旗号出卖俄罗斯利益，不顾百姓的疾苦，厚颜无耻、疯狂敛财。普京称“十年前，政治投机者控制了联邦会议和政府的关键席位，高官们为了迎合寡头而不惜损害俄罗斯的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把国家财产挥霍殆尽，腐败是他们的进行政治和经济竞争的手段，导致我们负债累累，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成倍地下降。”

    俄罗斯改革的悲剧值得中国人引以为鉴。因为，当年俄罗斯的许多经济学家和干部、官员，也是怀着满腔热情和美好愿望投身改革的，他们希望通过解放思想抛弃教条主义束缚，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国际权威组织推荐的“华盛顿共识”改革方案指导下，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改草并建立规范化的市场经济，很难料到由于对西方推荐的规范改革方案缺乏警惕，没有深入思考并把握好经济改革和国企改革的方向，结果却造成了经济衰败和腐败泛滥的恶果，给国家、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当年名声显赫的改革家如今却声誉扫地，今天甚至被普京严词指责为“人民的敌人”

    俄罗斯改革的教训充分说明选择改革方向的重要性，仅仅有推进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是不够的，还必须把握好事关成败的改革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否则越是不问方向、不计代价地坚持改革，就越是可能给国家、民众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最终给改革家带来的不是历史功绩而是历史污点。当年俄罗斯推行大规模国企私有化改革的初期，就曾因出现严重腐败激起俄罗斯民众的强烈不满，但是，当年的改革家受掠夺国有资产腐败利益的诱惑，对社会成本代价和民众的不满情绪漠不关心，终于让充满希望的改革事业变成了历史悲剧，自己也因给国家造成的深重灾难而成为历史罪人。

    俄罗斯领导人对叶利钦时代改革政策的反思，可能令某些中国经济学家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似乎觉得“改革”无论其方向和性质如何，都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和必须加以坚持的。某位著名的学者曾对质疑俄罗斯改草的观点非常反感，甚至称否定俄罗斯的改革就意味着否定中国的改革。有位经济学家曾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主张借鉴俄罗斯经验，加速推进中国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借鉴俄罗斯通过管理层收购推进规范产权改革的经验。有些经济学家明明知道众多的经济转轨国家，在推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是，他们不愿深入研究这些国家产权改革代价沉重的原因，是否同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私有化之间存在联系，反而认为这说明国企产权改革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也只能追随已被众多转轨国家实践证明的痛苦改革道路。引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辩论的“郎旋风”中，有些经济学家表现出的不问方向、不计代价，也不顾前车之鉴一味盲目地强调坚持改革的观点尤为突出。

    “郎旋风”虽然起因于郎咸平撰文指责顾雏军在国企产权改革中侵吞了巨额国有资产，但“郎顾之争” 后来很快扩大成为了一场关于国企产权改革方向和国有资产流失的全国大辩论。郎咸平在争论中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表明他更为关心的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大方向问题，而不仅仅是顾雏军是否涉嫌侵吞国有资产的问题。郎咸平指出，“在这次产权改革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就是国有企业、政府全面退出经济舞台，他们所希望的经济是自由经济、民营经济，更可以向美国靠拢的经济体系。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一个小政府的角色”，“在这一轮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也就是所谓的国退民进，会再度把生产资料交给资本家……。这次产权改革有两大特点，第一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郎咸平还指出，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只要实行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就能像美国一样富强其实是幻想，这种误区将会把中国像前苏联那样带入灾难的深渊，形成少数经济寡头控制整个经济的局面。

    在这场辩论中，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反驳郎咸平为各地产权改革的辩护格外引人注意，他承认国企产权改革带来了痛苦的代价，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大量腐败现象；但是，他认为国企产权改革的痛苦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适合于世界各国改革的普遍规律。他曾在会议发言中说，“无论在哪个国家，国企改革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不仅仅会引来国资贱卖的争议，而且极有可能带来社会动荡。英国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由撒切尔夫人主导的国企改革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荡，工会与政府对峙长达数年，罢工浪潮绵延不断，可是撒氏绝不在根本问题上作出让步，从而被称为‘铁娘子’。90年代两德合并后，德国对原东德国企进行改革，也引起了严重失业、贫富差距骤然拉大、犯罪增加等严重问题，而且政府不但没有将国资卖出多少钱却反而贴进去很多钱。”他认为国企产权改革虽然将会付出痛苦的代价，但是，当前国企产权改革绝对不应该停止，而且为实现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因为，当前国有企业的旧体制是难以持续的，即使产权改革最终导致了国有企业的消亡，也并非拍脑袋而是自然而然出现的结果。

    这位著名主流经济学家虽然表达了不惜代价坚持改革的强烈决心，但是，他将不同国家的国有企业改草混为一谈，没有区分这些国家的国企改革具有的完全不同性质，以及它们在改革大方向和最终目标上的根本区别。他显然非常佩服英国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希望效仿她在坚持改革的“根本问题上” 绝不让步，即使这种改革“极有可能带来社会动荡”。但是，英国撒切尔夫人代表保守党右翼政治势力，她开宗明义地宣称信奉新自由主义，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乃是大规模私有化。她公开主张废除二战后西方的社会改良，重新回归亚当•斯密时代的资本主义。由于撒切尔夫人代表的是大垄断财团的利益，她自然不惜改革导致政府与工会的激烈对峙，不惜造成大批工人失业、贫困和罢工抗议浪潮。相比之下，中国推行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目的是坚持公有制和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种改革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最终目标，混为一谈将会导致改革大方向的迷失，确实“极有可能带来社会动荡”和严重的政治恶果，甚至像前苏联那样导致党的垮台和国家分裂。

    这位著名经济学家虽然知道东德、俄罗斯等国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造成了严重失业、社会两级分化的痛苦代价，甚至“极有可能带来社会动荡”，但他认为这种代价对于改革来说是不可避免而且值得付出的。他似乎并不介意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正在日益偏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轨迹，滑向了类似于俄罗斯等转轨国家的大规模私有化，国有企业面临着蜕变为私人家族控制企业的危险，完全违反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应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反复强调的衡量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改革应该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实现共同富裕，倘若改革导致了两极分化和人民贫困，那么就意味着改革“走上了邪路”。当前世界各国正普遍反思新自由主义倡导的产权改革，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尖锐批评，美国倡导通过大规模私有化改变前苏联阵营28个经济转轨国家的经济模式，已经使一亿多民众陷入了赤贫境地，人均寿命减少了四年或更多，惟一成功的例外就是走不同改革道路的中国。某些经济学家为支持管理层收购经常引用的一个典型例证，即乌克兰推行管理层收购等形式的私有化过程中，虽然仅以一个美元代价就把国有企业廉价出售了，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把企业搞活并且盈利了。这说明某些经济学家对转轨国家推行私有化的恶果缺乏了解，乌克兰虽然有不少私有化企业暴发的例子，但是，乌克兰在推行十年私有化改革之后，国民经济整体上倒退了60％，只有十年前的40％，这样的国家不能当成一个成功范例来引证。美国有一位为克兰裔的著名新自由主义者，回到乌克兰访问时无论知何也就想不通，为什么乌克兰推行私有化后国民经济竟倒退几十年，从前苏联最富裕的共和国变得贫困潦倒，甚至贫困到连手纸都要用报纸代替的地步。为克兰进入资本主义比中国早得多，早在沙俄帝国时期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工业人口比重和受教育水平很高，但就是廉价出售国企的私有化政策把整个国家败掉了，尽管某些私有化企业确实盈利甚至成为了暴发户。

    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在市场条件下国有企业无法搞好，只能像俄罗斯、东欧等众多市场转轨国家一样，忍受痛苦代价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任由管理层收购导致国有企业蜕变为私人家族企业；其实，这不仅抛弃了实践证明成功的中国改革经验，也严重偏离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目标，这不是继承而是抛弃老一辈革命家、改革家历尽艰辛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众多老一辈改革家如吕东、袁宝华，他们都对市场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充满了信心，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探讨和政策设计，为推动国企改革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着成绩，中国也因走自己的改革道路受到举世赞扬，海外学者还将中国的成功经验总结为“北京共识”，作为批评美国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例证。令人遗憾的是，某些经济学家不是继承和发扬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反而对搞好国有企业改革丧失了信心，主张也像东欧、俄罗斯等市场转轨国家那样，不惜忍受痛苦代价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一位波兰裔美国经济学教授认为，尽管中国走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改革道路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他也注意到中国改革出现的新动向，包括各地出现的廉价出售国有企业和外资并购国企热潮，正处在追随俄罗斯、东欧国家推行大规模私有化的危险边缘。其实，各地通过管理层收购廉价出售国企的做法，恰恰是背离中国自己的成功改革道路，转而追随美国推荐的“华盛顿共识”的改革方案，效仿俄罗斯等转轨国家推行国企大规模私有化，由此才会产生严重负面效应并激起强烈社会不满。

    值得指出，撒切尔夫人最为推崇的新自由主义鼻祖哈耶克，一贯持极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同时也反对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改良，甚至激烈攻击瑞典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即使在西方国家也曾长期被认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极右思潮。二战后西方盛行国有化和社会改良的潮流，右翼政党遭于“冷战”压力也不得不妥协让步，资本主义才改变了旧自由主义时代的一贯丑陋形象，出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分配改善的罕见“黄金时期”。哈耶克自己也承认当年新自由主义极为不得人心，他因撰写《通向奴役之路》一书而在西方知识界身败名裂。20世纪80年代，美、英右翼政治势力出于谋求全球霸权战略目的，才重新在全球范围内竭力宣扬新自由主义，并将其具体化为“华盛顿共识” 的所谓规范改革方案，用于打击西方的社会改良并维护垄断资本利益，误导经济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2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浪潮在全球泛滥，造成了贫富分化和社会经济动荡的严重恶果，不仅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普遍陷入停滞状态，众多转轨国家更是遭受严重程度超过“大萧条” 的经济衰退，因而正受到世界各国民众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和反对。根据世界银行2006 年的统计数据，从1980~2005年，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私有化潮流风靡全球的时期，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年代，与中国这一时期的8.l％的经济增长率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国际权威组织在全球推行的“华盛顿共识”政策，不仅不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与时俱进”的规范改革，而是已被各国长期实践证明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返古复辟”。有些著名经济学家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新自由主义，但表示赞成“华盛顿共识”倡导的非国有化、自由化和全球化，认为“华盛顿共识”政策“是为了帮助世界各国搞改革的”，反映了“现代经济学各方面的新成果”。由此可见，“华盛顿共识”政策的确对中国改革开放构成了威胁，倘若中国也受“华盛顿共识’的规范改革方案误导，效仿众多经济转轨国家推行大规模国企私有化，也迟早必然步其后塵落入巨大社会灾难的陷阱。

    某位著名经济学家曾颇有信心称国内多数人支持他反驳郎咸平的观点，但事实证明他的估计判断是错误的。显然，他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观点主张并未得到国内多数人的支持。社会各界广大民众在国企产权改革方向和国有资产流失等重大问题上，明确表达了他们支持郎咸平而不赞成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观点，原因是他们清楚地意识到MBO等具有私有化倾向的产权改革，只能给少数精英带来巨大的利益和财富，而给广大民众带来的将是巨大的痛苦代价和利益损害。这一事实充分说明，MBO等具有私有化倾向的产权改革得不到社会各界广大民众的支持，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不符合“三个代表”的精神。深入观察“郎旋风”引发的全国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辩论，就会发现不仅社会各界支持郎咸平观点的人占压倒多数，即使在经济学界发表支持郎咸平意见的人数，也远远超过声讨郎咸平的那些为数不多的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各界民众通过网络的形式踊跃表达了他们对这场争论的评价和看法，先后有数十万网民参加了新浪网组织的调查，其中90％以上的网民明确表达了他们对郎咸平观点的赞同和支持。

    大多数经济学家虽然在这场大辩论中保持了相对沉默，但这并不表明他们赞成当前各地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相反，笔者接触到的许多经济学家虽然赞成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等形式的产权改革，但并不赞成MBO等具有私有化倾向的产权改革，而且在不同场合也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和质疑，认为管理层收购违反了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历次决议，具有明显的少数人违法窃取国有资产的腐败隐患。他们对国企产权改革为何偏离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轨道，滑向越来越明显的私有化道路感到有些困惑不解，因而正在进行新的探索、思考而不急于发表意见。正如中国社科院的某位领导人所说，教条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在中国都不代表主流经济学家或主流经济学观点，英国《金融时报》将“抛弃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框架和话语表达，崇奉的是自由市场和经济效率”的人称为主流经济学家是非常错误的。当前，我国经济学界的深入反思是改革实践的需要，说明经济理论与改革实践存在着差距和矛盾。出现了理论难以解释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因此，无论是发生激烈的辩论还是保持相对的沉默，都说明经济理论迫切需要创新才能解决新问题，而这场关于国企产权改革和国有资产流失的全国大辩论，必将为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做出非常积极的历史贡献。

    “郎顾之争”后社会各界对某些经济学家产生了强烈不满，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流行和误导有密切关系。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改革给少数人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却给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带来巨大的损害，一方面造成腐败泛滥和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另一方面却造成严重的失业和社会贫富悬殊。某些经济学家将新自由主义当做规范的时髦经济理论，用来指导改革时必然损害到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样也会败坏自己的声誉遭到民众的反感。新自由主义表面上主张最彻底的市场改革，实际上却给民众带来巨大痛苦并败坏了市场改革的声誉。笔者多年前就曾预见到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流行，可能损坏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声誉的危险性，并在1999年撰写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中，指出“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享有很高威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干部学者也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特别是随着西方规范经济理论的流行，许多学者觉得已掌握了市场经济规律，认为应依据西方规范理论搞系统改革……。但是，随着改革措施越来越接近西方规范理论，改革开放中却面临着越来越多难题，出现了许多‘三个不利于’的现象，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种种社会痛苦，这一切恰恰不符合中国改革的成功历程，反而同俄罗斯爆发经济危机前的症状，出现了越来越多令人不安的相似”。倘若这种状况不能引起重视并得到改变，就很可能像俄罗斯、阿根廷等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那样，随着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灾难加重招致社会各界的强烈反感。

    人们应特别关注美国的前经济杀手约翰•帕金斯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揭露的严峻威胁，即令天美国的经济杀手在世界各地无孔不入，他们为了建立和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不择手段收买、控制别国的政治、经济精英，力图通过操纵别国经济命脉的方式来控制世界。俄罗斯、阿根廷等国主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精英，如被称为“市场之父”、“私有化之父”的盖达尔、丘拜斯、卡瓦略，他们积极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服务于美国的全球利益，却给本国经济和广大民众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害。盖达尔、丘拜斯在俄罗斯几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成为遭到批评、耻笑的对象，他们在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受雇设计私有化改革，充当甚至连西方经济学家都不耻扮演的角色，充分暴露了其受到美国极右翼势力特殊信任的买办身份。阿根廷前经济部长卡瓦略推动私有化颇受美国赞扬，他在爆发金融危机后因涉嫌违反经济安全法遭到逮捕，罪名是向美国跨国银行泄密协助资本外逃和逃避管制。俄罗斯、阿根廷的政治家如叶利钦、梅内姆，也因重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带来社会灾难变得声誉扫地，叶利钦后悔地说都是主管私有化的“丘拜斯惹的祸”。委任卡瓦略担任经济部长的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也因涉嫌私有化腐败遭到阿根廷引渡通缉。阿根廷推动私有化的政府官员和学者，通过廉价贱卖国有资产虽然捞了不少好处，但最终难以逃脱自己酿造的社会恶果的惩罚，他们通过私有化腐败攫取的财富，又在银行危机和股市崩盘中损失惨重，遭到更加贪婪的金融大鳄的洗劫，丧失银行存款的民众为发泄愤怒的情绪，甚至将他们的家产也付之一炬。中国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必然对美国谋求建立全球霸权构成障碍，无法置身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因而也必然是美国经济杀手渗透的重点对象，中国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警惕美国通过宣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蓄意设置经济陷阱误导中国改革的潜在危险，否则也有可能像俄罗斯、阿根廷某些主流经济学家那样，最终因误国误民而陷入身败名裂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