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目前面临这样一个课题，中国如何解决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的问题，价是指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税是指税制的合理化调节；财是指财政体制以及其框架里面政府和企业之间、政府各层级之间、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合理化。

　　社会矛盾不可忽视，现在在收入分配的方向上怎么样把握？真要深究起来，整个调控的工具在哪里？如要使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有什么操作的手段让它去同步。

　　分配概况还要从数据开始入手，我们做了一些很初步的工作，有个最基本的结论：我们现在在劳动者报酬占比上，与各国相比，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高于可在表上看到的11个国家的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左右，高于“金砖四国”其他3个国家10-23个百分点。问题便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了。

　　下半年我们又搞了一项研究，想正面讲可以做什么。我们试图在这方面勾画这样一些认识：说到两个比重，应先把初次分配、再分配做个界定，收入分配里面所谓的分配总量是国民总收入而不是简单的GDP，很多时候大家直接用GDP来比较，也不是不行。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是国民总收入即GNI的概念，初次分配在统计里面讲的是首先是原始收入，形成为基础，同时要增加财产收入。

　　国民收入分配，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怎么强调？第一，初次分配要充分尊重市场，实际上主要是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占比的高低则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政府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但跟税制、税基有关系，也跟市场力量有关。政府在再分配中，则应体现市场经济共同的“抽肥补瘦”调节原则。很多人提到最低工资，实际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能起到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我们现在按照统计局的数据，对两个比重呈下降趋势是认账的，但是强调的是伴随着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因为比重下降，虽然数据观察有所下降，但是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是明显高的，比金砖四国其他三国也还是明显高的，换句话说这不是最突出的问题。

　　现在我们强调国民收入核算里面，数据不完整是客观存在的，现在没有办法还是要用资金流量表，按这个数据下来有一个基本结论：就两个比重而言，还不能断定我国已存在明显的过低。我们感到最为堪忧的是，两个比重下降趋势与过度垄断有关，还有居民收入差距悬殊里面所包含的问题。

　　从财政视角剖析，近十多年来税收等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超GDP增长的表现，相关的因素涉及到中国发展特征、城镇化问题、产业转型、人口红利问题，进口增长贡献问题，企业效益提高问题，税收征管加强问题等。

　　再往下我们说到国有企业收入存在与过度垄断相关的因素。从政府视角上，我们认为财税体制存在不利于比重提高和遏制两极分化的因素，间接税的国库收入功能被依赖过重，国企分配关系向企业过度倾斜，再分配调节力度不够，规模比较小，制度建设有缺失，预算管理上缺乏制约政府支出的制度设计等。从这个角度再提一些建议：比如说优化结构性减税、逐步实现间接税比例降低、结合多项改革，需加快房产税改革逐步强化再分配、加大国有资本收益的收缴力度促进垄断行业改革、统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提高再分配里面的转移支付的规模和绩效、强化支出规模方面的制度法制化、民主化的约束力以及推进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