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一步明确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认识
过去认为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存在着基本矛盾，这就是资本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认为是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这一“基本矛盾”。但是，资本主义采用私有资本社会使用的实现形式，即通过股份制的方式，把私人资本集中起来，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对分离，建立法人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缓解）了这一矛盾。准确的认识应当是：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在开始时天然一致，但最后也会形成矛盾。资本主义还存在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动态的“二律背反”）——剩余价值规律与社会价值实现规律（供求规律）的矛盾，这一矛盾形成的根源是私有资本要不断地赚取尽可能高额的利润（剩余价值），赚取的利润再投资以赚取更多的利润。当社会生产对资本的需求供不应求的时候，加快资本积累（剥削劳动者）与供求规律没有矛盾；当全社会的资本与劳动力相比已经供大于求以后，资本家还要追求高额利润（继续剥削劳动者，不使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应提高），就会与供求规律发生矛盾，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办法来缓解经济危机，又会使货币发行过多，游离出专门用于投机的游资，导致投机过度的金融危机。2008年由美国华尔街爆发的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就是投机过度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集中体现。所以，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开始时很和谐，后来就产生难以解决的根本矛盾。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好相反：开始时存在着基本矛盾，这就是资产公有与个人激励的矛盾；但是，后来就会越来越和谐，因为它不存在剩余价值规律与社会价值实现规律（供求规律）的“根本矛盾”。公有资本的利润体现的是公有制经济内部积累与消费的市场分配关系，不存在剥削。现在的公有资本还太少，无法保证所有劳动者都能够按其所能就业、使其劳动力的价值得到实现。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空缺,使大量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得到实现；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剥削和贫富分化。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要使公有资产（特别是全民所有资产）在市场经济中不断增值和积累；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公有制企业就业，逐渐消灭剥削。随着公有资本的不断积累，与劳动者之间的供求关系渐趋平衡，公有资本的积累率（利润率）就可以逐渐降低，而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就可以相应增加，逐渐实现劳动者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以劳动力的价值实现为出发点，而后者是以资本的价值实现为出发点，遵循剩余价值规律。
资本主义的强大是因为私有资本力量强，它产生危机的根源也在私有制。它的私有资本是在资本还不过剩或者资本过剩的危机还可以转移、缓解的情况下壮大起来的。经济全球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资本要摆脱国内高工资、高福利、严环保的政策使利润率下降的束缚，在全球寻找廉价劳动力和投资场所，使资本仍然能够获得高利润。随着发展中国家逐渐现代化，实业资本将逐渐失去获得高额利润的空间，金融资本的投机将变得频繁和花样不断翻新，给全球经济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私有资本现在已经成了危机加深的根源，我们不能东施效颦、又反过来搞私有化。在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垄断全球经济的国际环境下，在中国有大量的公有资产和很强的权力控制的条件下，私有化只能形成公有资产加快向权贵资本蜕变，只能形成权贵垄断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共同控制中国经济的局面，只会使两极分化加剧，不会形成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更不能实现共同富裕。所以，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道路，就是千方百计地把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搞好。
如果把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比喻为一个物体从高处落下来——开始不需要费力，但最后会摔得粉身碎骨；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就像宇宙飞船要克服地球引力到太空去一样——开始很费力，但只要按科学规律办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航天是可以成功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也是可以成功的。
二、完善国土资源对公民的保障制度
中国政府掌握有比西方国家更多的国土资源。与此相对应，政府应当承担比西方国家更多的责任。例如，我国的城市土地是国有的，居民住房应该由政府提供。我们把本属公有的土地批租给私人，让个别人从中大赚其钱，而让土地的真正主人再掏数倍的钱去买房。这样就使城市居民把更多的收入用于买房或租房，减少了其他方面的消费，使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反过来阻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住房作为基本需要，变动不大，是可以实行计划管理的。在国外，新加坡能让80%的家庭住上政府建设的住房，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住房的公营和计划管理。
在对城市住房统一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不同面积不同价格的政策，实现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也就是说，住房的面积越大、区位越接近城市中心、楼层和房屋结构越好，每平方米的价格越高；面积越小、区位越远离城市中心，楼层和房屋结构越不好，价格越低。以高补低，再加上按揭贷款，使低收入者也能买得起房。可以继续发挥企事业单位、行政单位在保障职工住房方面的作用，允许它们给职工建住房，按统一价格出售。这样可以解决相当大一部分居民的住房问题，剩余的居民住房由市政府提供。能买得起房的买房，实在买不起住房的提供廉租房。居民住房一户一套（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允许买两套），不能把住房作为资产占有和经营。
城市居民住房由政府提供，为农民工入户城镇创造了条件。要逐步改变依靠临时性的农民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做法，要求用人企业和单位与农民工签订较长期的合同。农民工（特别是青年农民工）经过几年适应了工作，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交出农村承包地和房基地，换取城市居民的身份、住房和社会保障的办法，举家迁往打工的城市。与此相适应，其在农村的承包地，则交由其他农户，发展农业专业户。农业专业户承包足够供养全家的土地，以现代化的方法种植粮食或其他经济作物，同时兼营养殖和其他副业。农业专业户的成员不再需要出外打工。按照上述办法，经过长期发展，就会形成农村都变成了农业专业户、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的农民工都变成了城镇居民的社会结构，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路。
国有的土地、矿藏、淡水、森林、水利、旅游、交通等资源和设施，应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首要来源，并尽可能采用收“租”的办法，长期拥有，尽得其利，使经营者保持公平竞争，不要形成少数人或企业借国家资源而致富的不公平局面。可以实行国土资源部门收“租”，税务部门收“税”的格局。还可以把国土资源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合并，综合处理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资源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收够“租”的前提下，可以减少企业的税负，甚至可以免除收入很低的个体工商户的税收，给自谋职业者创造条件。
城市住房建设从征地、建房，到出售给居民，需要较长时间，因而需要大量的周转资金，而这些资金的回收又基本上没有风险，再加上是政府经营，所以最适合使用养老保障基金。在成本核算的过程中，可以加入一定比例的利润，使其保持增值。如果出现了通货膨胀，由于住房价格会随之上涨（当然工资也会随之上涨），投入住房建设的养老保障基金在金额上也可以随之上涨而保值。这样就规避了因通货膨胀而贬值的风险，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老有所养”。
三、经营性全民所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与政府分开
西方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三支引领队伍：私有制企业家（资本家）队伍、政治家（政客）队伍、科技专家队伍。前苏联之所以能够在几十年时间内强大成为与美国争霸的超级大国，是因为它有一支很强的共产党政治家队伍和一支比较强的自然科技专家队伍；它之所以最后失败，是因为它的体制产生不出世界一流的公有制企业家队伍和社会科技专家队伍。中国之所以在近代以来一直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境地，是因为在中国皇权官僚体制下，只能产生出一支官员队伍，而产生不出真正的企业家队伍和科技专家队伍，“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始终无法实现。
应当承认，传统体制确实培养了许多会当官（当党政领导）的干部，有很强的协调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但问题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强综合国力要靠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提高科技教育文化水平，没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公有制企业家和科技专家，光靠党政领导干部的规划和协调，不可能使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如果把公有制企业家和科技专家都统一到“官本位”的体制内，就扭曲、破坏了他们正常成长和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现在的党政领导实行任期制，而企业家（无论是公有制企业家，还是私有制企业家）最好是终身制：企业家的地位和收入随他所经营的企业而变化——企业发展到多大，企业家的地位就多高；企业亏损、规模缩小，企业家的地位就相应降低；企业破产，企业家下岗。企业家的升迁是自发进行的，企业家有自主权；而党政官员的升迁是上级任命的，可以随时调动，官员没有自主权。如果把公有制企业家也纳入官员队伍，一是必然导致企业家的短期行为，不对所经营的企业和资产做长期打算，而是只作为官阶晋升的一个跳板；二是企业家没有自主权，搞好搞坏对官阶晋升也不关键，关键是掌握着调动和升迁权柄的上级领导和有关人员。这种权力关系还会形成另外一种情况：一些领导干部利用政府对国有企业经理的任免权，在某企业经营好的时候对原有经营者取而代之，把企业搞坏搞垮后再回到党政官员队伍。这样怎么能把企业搞好？
可以考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立全民所有资产经营管理委员会(简称“全资会”)，负责全民所有资产的管理和经营，定期向人大（并通过人大向全体劳动者）汇报资产盈利和企业竞争力提高的情况，接受公民的监督。全资会下面设若干资产经营公司和分公司，建立内部竞争和制约机制。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一方面有利于全民所有资产（现在的国有资产）在经营中不断增值，竞争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在工商管理中，把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促使公有制企业的经营者把注意力转移到依靠技术创新、改善管理和提高员工素质方面来，而不能再依靠特殊的地位；同时使经营有方的非公有制企业也能取得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条件，成长为明星企业，做大做强。我们要发展公有制经济，但是也不能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要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强大起来，才有生命力。
四、现有国企建立模拟股东、董事制度
我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国企）改革，大体上经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个阶段。应该说，改革是逐渐深化的，但是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从外部来说，没有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从内部来说，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其中最关键的是，没有明确、完善的股东和董事制度，因而形不成完善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
根据现有国企的情况，初步改革只能建立模拟的股东和董事制度。所谓模拟的股东，就是说这些股东只有股东的“权”，而没有股东的“利”——不能参加“分红”，是自愿代表全体公民经营全民所有资产。现有国企的资产，实质上是全民所有资产，但不可能所有公民都成为股东，那样因为股权太分散，仍然形不成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也不能完全让企业内部的人员作为股东——那样会形成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出现企业职工工资福利侵蚀利润的问题。同时，这些股东又必须对企业有知识、感兴趣，能胜任股东的工作。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初步考虑，现有称职的国有企业负责人、高层管理人员、营销人员、科学技术人员、其它职工代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有关专家、银行主管贷款给企业的业务经理、熟悉企业情况的律师和会计师、原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有经验的经营管理人员，等等，都可以作为模拟的股东，经过资历审查或考试，评定合适的职级。也就是说，不同模拟股东经营的模拟资产数量不同：有些模拟股东的模拟经营资产多，可以进入董事会；多数模拟股东的模拟经营资产少，不能进入董事会，但有着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股东所拥有的权力和责任，也可以进入监事会。确定模拟股东的数量和职级，要以现有国有企业为基础，按照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所需要的合理人数和结构，来具体确定。实行股份制的国有控股企业和合资企业，要考虑到其他股东的情况，按照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所需要的合理人数和结构，来具体确定。
模拟股东需要不需要给予与模拟经营资产数量相应的利润提成？这个问题只能在实践中逐步考虑和作出决定。现在先建立起模拟的股东，弥补全民所有资产经营管理（国企改革）中的一个缺陷。
五、稳步发展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型公有制企业
全民所有资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要作用是保障劳动者的价值（包括主人翁的地位和尊严）得到实现。但是在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全民所有资产变成了国有资产，其目标发生了偏移，变成为了“政绩“、为了GDP的增长，所以投资多数都投到了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方面，甚至出现重复投资，使产能大大超过产量，不仅造成了资金浪费，而且使新建（或扩建）的企业效益低下。现在必须改变这种状况，矫正全民所有资产（现在的国有资产）的投资方向，使其回到保障劳动者就业的正确轨道上来。
现有第二产业的国企，如果其主业的产能已经饱和，技术创新一时难以取得突破，可以利用企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型产业，特别是在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生产放心食品、教育、医疗、科技等方面，建立起相对独立的企业或事业单位，吸收高校毕业生、城市失业者、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政府为了保增长而投入的资金，也需要转变理念和方向，向有利于劳动者就业这方面倾斜。例如，可以从贷款做起，发展公有制企业。现有民营企业中，有些产品有销路，经营管理也是好的，只是因为资金短缺，致使企业无法正常运转或扩大规模，可以采用公私合营的办法，为这些企业注入公有资本，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公私合营股份制企业。对于有自主创业能力但缺乏资本金的公民（包括高校毕业生），可以先由政府（如果改制后则由全民所有资产经营公司）给予小额贷款；如果创业成功，需要增加资本金，就可以建立公有制企业，原来的贷款变为投资，创业者自己投入的资金也可以作为股份，参与分红。
过去的公有制企业没有搞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企不分，行政权力控制或进入企业：长官意志，干扰企业的决策；安插自己的人，影响企业管理；吃拿卡要，肥的吃瘦，瘦的吃死。把全民所有资产从上到下，交给专门的资产经营公司经营以后，就可以改变这种情况。在这样的体制和机制条件下，按经济规律办事，公有制企业（包括合资企业）与私有制企业一样，也可以搞好。当然，搞好公有制企业，需要全体公民都提高对公有资产（特别是全民所有资产）作用和意义的认识，关心与自己及子孙后代的生存利益息息相关的全民所有资产经营管理状况；也需要一大批投身于全民所有资产经营管理的企业家、职工和志愿者。在发展公有制企业的过程中，要实事求是，稳步前进，注重效益，谨防骗局。发展公有制企业，也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使企业的发展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