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发展总的说来仍需要以现代化建设为目标，所谓“中国模式”能否建立的关键在于中国能否实现全面且高质量的现代化；而中国的全面转型也是为了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现代化的程度和标准又决定着“中国模式”的成功程度和这一模式在国际社会被接受的程度。现代化应该是“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或评价标准。没有全面、完整和高度的现代化，谈“中国模式”没有太大的意义。讨论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实现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不以全面、完整和深入、系统的现代化为目标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转型。

　　“现代化”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尽管近年来我们对它讨论得少了些，或者说对它有所忽视，使之有沦为边缘化的概念的嫌疑或趋势。但它仍是中国人仍需认真对待的问题或话题。毫不夸张地说，现代性问题仍是中国人没有摆脱的魔咒，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并不高。甚至，中国是否实现了现代化或全面的现代化，对于我们来说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或者说仍是一个大问号。这应该是一个比所谓的“模式”或“中国模式”更加现实、更加重要的问题。中国人有着自己对现代化或现代性的思考，对它们也有着自己的界定和目标。然而，不少中国人原来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还略显狭窄了些，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有所忽视或轻视。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现代化问题不仅决定着中国的转型问题，而且也是发达与不发达的界限。现代化的目标主要是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在结构上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转型。中国实现现代化不仅意味着消除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各方面巨大差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意味着在国内消除贫困的同时减少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分化和差异。在中国曾经存在的城乡差异、农业与工业的差异(工农差异)、农民与城市人口在生活和工作方式方面的差异、收入的差异、教育的差异和社会福利待遇的差异等，都应该包括在内。差异的完全消除或绝对的平均不可能保证，但至少应将这些差异缩小在一个理性的可被接受的范围之内。社会结构的不平衡、特权与贫困的差异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要基本消除。关于现代化或现代性问题，我们的视野或思路需要拓宽。这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所谓“模式”问题的鉴定或认识。

　　我们这里首先讨论关于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及全球现代化的发展过程，然后对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做一个历史回顾。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讨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或理念的演变发展。最后，我们将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并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未来前景展开分析。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探讨模式的局限及如何实现突破的问题。

　　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

　　对现代化概念的界定是颇为复杂的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相关定义也是千奇百怪，因人而异，争议颇多。相关的理论也是充满争议和差异的。一般来说，现代化的定义或概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基本词义(一般用法)；理论涵义和政策涵义。[1]也就是说，人们所谈论的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概念与作为学术术语的“现代化”概念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而政策领域所讲的“现代化”又有其独特的内涵、价值或意义，与学术的“现代化”概念有着一定的不同或脱节。这是许多重要概念具有的共性。实际上，普通人所使用的作为日常用语的“现代化”一词是充满歧义的，而政策领域的“现代化”概念及其内涵则有着人为的限制。我们这一部分主要从学术概念的角度来讨论“现代化”一词，并对其基本内涵和学术价值进行一个基本的探讨和系统的分析。

　　“现代化”一词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谓耳熟能详。这主要基于我们长期以来“四个现代化”发展国策的影响，以及党和国家相关发展理念和理论长期的宣传教育深入人心的结果。关于现代化，中国人有着一般意义上、学术理论层面和政策层面的系统理解和研究，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号的层面。不过，现代化作为一种现象和历史过程，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而现代化理论本身在国际社会不仅充满争议，而且也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建设和相关政策也一直处于发展、变化和调整之中，在概念和理论方面也应该有所丰富和发展。实际上，在中国，一般人所了解或理解的现代化概念和应用还是比较狭窄的。

　　北京大学的罗荣渠教授是中国现代化问题和相关理论研究方面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一个从事相关研究的团队并在中国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他有关学术机构、团队和个别学者也对现代化问题展开过较为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比如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他们自2003年以来每年都发表一个中国现代化的年度报告，对世界的现代化和中国的现代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当下，从国际到国内，从总体到个别，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但中国学术界对现代化问题和相关理论的关注还远远不够。

　　如何定义“现代化”？中国学者吴承明指出：“什么是现代化，无经典定义。总的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应包括各个方面。”[2]这种观点颇有代表性。不过，尽管关于“现代化”是什么并无经典、权威的定义或答案，但目前来讲人们对它的认识有逐渐趋同的倾向，因而一个或一些相近的共识可以形成。这也包括形成一个可被普遍接受的定义。

　　关于“现代化”的定义，英文“维基百科”、英文“答案网”都有定义，而且也差不多。中国网站上的中文定义也基本上是从这些英文网站上照搬来的或抄来的。由于这些大众化的网站的定义几乎已经趋同，这里就不再一一枚举，仅抄录中文“百度”网上的有关定义以供参考。“百度百科”关于“现代化”一词的定义如下：

　　现代化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

　　从历史上来讲，它主要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一种向以西欧及北美地区等地国家许多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为目标，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因此常与西方化的内涵相近。一般而言，现代化包括了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文化上的人性化等。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是文明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和退出交替进行的过程，是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性的解放”和“生产力(效率)的解放”，因从欧美等西方社会开始，有时也被称为“西方化”，但不专属于西方社会。①

　　“现代化”涉及“现代性”问题，或者说体现出“现代性”特征。那么，何为“现代性”呢？“百度百科”关于“现代性”的定义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含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②

　　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现代化”和“现代性”涉及非常复杂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人性等人类社会的几乎所有方面的问题。可以说，现代化问题绝不是人类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也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些国家的事情。它涉及一个系统、一种模式、一种综合的制度和发展机制。任何从某些方面定义或看待现代化问题的眼光都是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的。亨廷顿说过：“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3]30现代化理论的早期权威勒纳认为，“社会的现代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和新闻参与等，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层面，它们的出现绝非是任意而互不相关的”。[4]

　　一般来说，界定发达与不发达、有无实现现代化，西方学者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的自由和人性解放等多角度来定义，而不是仅仅着眼于经济发展或GDP数据。与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相比，国际社会往往也有人从四个方面界定现代化。不过他们的“四个现代化”与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有着较大的差别。中国人说“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西方有人主要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来分析或定义现代化。“百度”尽管是中国人的中文网站，但正如前面所说的，“百度百科”关于“现代化”的定义却是翻译的西方的定义。“百度百科”也主张现代化涉及四个方面：

　　①经济层面：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②政治层面：民族国家的建立、宪政民主在世界各国的确立、生产的科学管理；

　　③社会层面：奉行个人原则和利益机制；

　　④文化层面：祛魅化与世俗化。

　　有的西方学者则从政治、科技能力、经济与财富、社会结构与人的发展等四个角度或领域综合看待现代化。[5]在他们看来，发达国家政治民主，科技发达，人民富裕，生活水平高；人口呈零增长，人民普遍健康长寿，死亡率低；社会福利好，人民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基本人权有着良好的保障。反观不发达国家，总的说来政治缺乏民主，社会动荡不安，甚至有战争存在；经济发展也较落后，普遍比较贫困；人口过多且增长过快，生活水平低，人口的质量和人均寿命都比较低。人们常说的所谓“南北差异”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差异。这也是现代化有否实现的差异或区别。从经济实力和财富的差异来看，“南方”国家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80%，财富还不到全球总量的20%；而“北方”国家的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20%，却拥有超过世界80%以上的财富。[5]可以认为，现代化程度或现代性程度是区别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键所在。

　　现代化理论目前仍在争论、发展、丰富与变化之中。正如某些中国学者所言：“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不同国家和领域的学者关于世界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的统称。学者们称之为经典现代化理论(ClassicalModernizationTheory)。”[1]这一“经典现代化理论”是现代化理论发展过程的第一个阶段。随着社会的变化和研究的深入，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缺陷逐渐暴露，于是出现了对它的批判和反思。这以后现代理论为代表。所谓“后现代”理论实际上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分支。

　　有西方学者“把1970年以来工业化国家发生的变化称为后现代化，把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变化称为现代化”。[1]也就是说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更高级阶段。一般来说，后现代化思潮对现代化以来的各种社会弊端进行批判；后现代社会应该是消除或较好地解决了此前现代化阶段产生的各种弊端的较为稳定的发达状态。有西方学者认为：“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经济增长，通过工业化和系统的技术应用来扩大有形产品；后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使个人幸福最大化，追求生活质量和生活体验。在专业化、世俗化和个性化方面，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继续”。[1]所以，后现代或后现代化既是对现代化的否定，同时又是对现代化的发展与更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在后现代理论出现后至少又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如“生态现代化理论”、“再现代化理论”、“继续现代化理论”或“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等。[1]当然，一般情况下，学者也认为现代化本身分为两个阶段或两个以上的阶段。这与现代化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或不同理论体系是两回事。不过，现代化理论或理论体系也是在总结现代化实践和历史过程的前提下进行的系统总结，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空想或理想。也就是说，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的进程是密不可分的，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

　　现代化不仅指一种系统的政治-经济结构或社会结构，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应该说，关于“现代化”概念的内涵及其实践的复杂性，中国人的认识越来越全面。中国人关于现代化概念的定义和相关理论正逐步与国际学术界的观点与理论趋同或接轨。

　　关于现代化概念和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内涵，有中国学者总结如下：

　　一般而言，现代化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它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变化；它既发生在先进国家的社会变迁里，也存在于后进国家追赶先进水平的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欧美工业化国家已经进入发达工业社会。所以，当时的现代经济指工业经济，现代社会指工业社会，现代文明指工业文明。

　　显然，现代化既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状态，指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状态。经典现代化理论，一方面阐述了现代化过程的特点和规律，一方面阐述了现代化的结果——现代性，即已经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国家所处的状态和特点。[1]

　　作为世纪命题的中国现代化之路

　　西方无疑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从某种程度上是模仿或学习西方的过程。那么，现代化是否就是西化的过程？西方模式是否就是现代化的标准或样板？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就摆在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人们面前，并且引起极大的争议。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有：现代化有没有一定的标准或模式？有没有捷径可走？对此，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来看，欧洲与北美走在了最前面，但那里的现代化发展也是不均衡的。而东亚的日本与所谓的亚洲“四小虎”也在现代化的发展上取得了突破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得并不比欧美差。而且，较之西方，它们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时间极短。于是就出现了模式之争。东亚(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快速发展和迅速崛起似乎颠覆了传统的现代化的观念并引起了发展中国家对所谓“东亚模式”的艳羡和仿效。所谓“东亚模式”及其优势说在上个世纪末第一次亚洲金融风暴之前是很有市场的。中国人曾一度较为倾向于“东亚模式”和所谓“新权威主义”。然而，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东亚模式”有着质的区别而且渐行渐远。随着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并展现出一定的固定特征。于是，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不少人开始将中国的现代化看作一个模式(尽管他们认为其他国家很难模仿或不具有模仿能力)。而一些中国人无视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也陶醉于“中国模式”幻觉之中。

　　然而，现代化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没有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持之以恒的集体努力是难以实现的。西方的现代化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所谓的“东亚模式”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没有有些人所说的那么简单。而东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也不是固定的或预先设计好的，而是充满了争议和变化。西方和全世界的现代化的历史和理论演变是在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超越的过程中前进的。谁也没有给现代化定一个死的目标或对其发展应该达到的高度封一个顶。现代化的发展应该是没有止境的，也不应该有一个绝对理想的状态和最终目标。它应该是一个人类以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和克服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为目标的实践过程。不过现代化的一些基本问题我们要面对，一些最根本的问题我们要解决。

　　武力指出：“最早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西欧，其历程说明，现代化之路是从市场化开始的，即先有市场革命，才有工业革命。”[6]他强调了市场化和成熟的国家机器在现代化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他还认为，“思想启蒙——市场化——民主革命——工业革命，构成西欧现代化进程的主线”。[6]他似乎忽略掉了西方殖民扩张和海外掠夺对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过，无论如何，强调思想革命、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等因素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决定作用是对的。任何希望发展自己并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都应该重视这些因素并注重对它们的培育与建设，而不是幻想走捷径。

　　那么，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也应该包括类似的过程或具有相似的内容和特征。否则就不叫现代化，而是别的什么。然而，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非常艰辛的，目前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挑战和困难。现在，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有利也有弊。中国的现代化可以缩短时间，但很难简化步骤或取消有关的重要内容。偷工减料的现代化可能会变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无论从概念(观念)、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与政策层面，都需要作出较大的革新和调整。当然，观念的更新最重要，这是影响政策和实践的关键。没有观念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政策的真正变动和实践的革命。而关于观念或概念的更新，理论的研究需要走在前面。或者说，观念的更新、政策的调整，首先要由相关的理论研究来推动。

　　中国的现代化定义和理论与政策和实践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脱节。国内学术界不仅对国际学术界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关注、介绍不够，而且对国内外现代化的实践、历史和政策研究也不够。反过来，在现代化的实践和政府决策方面，对理论界的依赖或借助也不是太多。这不是一个积极现象，尤其是对现代化的实践与政策制定不利。理论或学术上对现代化问题的探讨不足势必会影响现代化的实践与政策制定。而在实践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对相关理论的忽视和轻视可能会导致现代化的建设出现严重的偏差和失误。

　　中国人不仅对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和经验了解不够，或不够重视，甚至对自己的现代化历程也缺乏总结和认识。就中国的现代化话题，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被忽视了，或没有得到本该得到的解决。这就是关于中国的现代化始于何时的问题。实际上关于这么一个问题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或众说纷纭；而占据主流的说法并不一定具有最大的说服力。这主要是中国人关于现代化的观念或内涵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造成的。或者说主要是因为原来流行的现代化定义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造成的。

　　中国人在现代化问题上另一个重大的误区或争议就是关于现代化的概念缺乏共识，或是对其内涵把握不足。这应该说在政策和实践领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不过，现在中国人已经对现代化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或者说对它已经有了更加深刻和准确的把握。因此，我们到了更新我们自己的现代化概念和理论系统的时候了，也到了重新调整我们的现代化观念和政策的时候了。我们不仅需要重估我们的现代化观念、理论和实践，也需要更新我们的现代化战略和政策。当下，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只有“四个现代化”远远不够，小富即安也不是现代化，局部的高楼林立也不一定就意味着现代化，一定程度的工业化和工业能力也不一定意味着达到了现代化的标准。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或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始于何时呢？至少有两种说法。确切地说，可以认为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曾经最为流行，也是最为主流或权威的说法。那就是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开放。另一种观点是始于中国共产党建政。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化建设史。第三种说法是始于洋务运动。这三种说法的被接受程度或流行度大约是依次递减的。也就是说，第一种说法最流行，第二种说法次流行；第三种说法最不流行。然而，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也包括在现代化研究的学术圈里，第三种观点反倒是最为流行的观点，甚至被奉为常识。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主张：“目前，中国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现代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它们是1840/1860-1911年、1912-1949年、1949年至今。第一阶段是清朝末年的现代化起步，第二阶段是民国时期的局部现代化，第三阶段是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面现代化。”[7]但他们也指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议：“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指从中国现代化起步到目前的历史过程。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没有统一认识。一般而言，19世纪中叶(1840-1860)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分析可以从19世纪初开始，时间跨度180年(1820-2005)。”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前面介绍的两种说法及其可能更为深入人心的事实。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始于鸦片战争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要略晚一些，应该以洋务运动的兴起为标志。

　　本文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始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可以代表第一个阶段的高潮。20世纪30年代曾经有过中国第二次现代化运动的高潮，但被日本侵华所破坏。而中国真正现代化建设则开始于1979年之后的改革开放。这一过程一直持续至今。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就是全面的、系统而深入的现代化建设。“中国模式”说就是对它的定性。

　　实际上，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及其意义曾被中国学者严重忽视了。但海外学者或国外学者一直以来都没有将其遗忘或否定。实际上，关于洋务运动，西方学术界或西方汉学界将其视为中国的第一轮现代化——“Modernization”。[8]洋务运动尽管主要以发展军工为主，但毕竟开始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西方学者对它的评价要比大陆中国学者高。无论如何，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历史，不能忽略这一段。

　　另外一段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应该是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前的10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这一阶段，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等地的工业发展也是比较快速的。中国当时的工业能力也不比日本落后。然而，日本的侵略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也使得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全面中断。实际上，日本侵华的主要目的就是打乱中国的发展，破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防止中国崛起。其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破坏具有长远的历史影响。

　　中国的第三次现代化发展高潮，也是真正的、全面的现代化发展时期，始于1979年，直到现在仍在进行中。在这一过程中，在不同时期，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和理论有所调整，相关的政策也略有变化，但大方向和大目标自始至终是没有变的。那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主，高速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如果说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化阶段，那也是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也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路程，现代化的观念也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尽管我们已经迈开了现代化进程的步伐，取得了不小的现代化成就，但我们在现代化的各个领域仍然非常落后，包括现代化的观念和发展措施。这与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与外部环境有关。实际上，中国历史步入现代是非常被动的。“现代”或“现代史”的开启是被动挨打和屈辱的历史过程。关于现代历史的变革和现代化的意义，中国人缺乏准确的把握，因而应对失措，不能正确地或较为准确地把握历史并积极主动地走在时代的前列，以应对各种变化，成为现代化的领跑者。关于中国人现代化的观念及其历史演变过程，以及它们与当时历史条件、历史背景的关系，武力进行了总结，并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行了阶段划分。他也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但其标准和具体的时间段的划分都与我们前面的划分有着很大的不同。他说：

　　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以发展近代工业和市场为特征的现代化，那么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大约160年的时间，可谓艰辛备尝。从现代化中工业化、市场化以及民主化的相互关系来看，这160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840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为第一阶段；1921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01年为第二阶段。第二个阶段又可分为三个时期：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第一个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三中全会”前为第二个时期；1978年“三中全会”至今为第三个时期。[6]

　　尽管他的划分标准和时间段与我们的划分有着差异，但关于第三个阶段的认定或划分与我们是一致的。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大家是很容易达成共识的。这主要是基于人们对改革开放的普遍认可而产生的。

　　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与观念和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建立前后，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或社会主义建设本身的内涵还没有形成丰富与成熟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之路也是处于探索与摸索阶段。当现代化遇到社会主义时，二者并没有完全融合。只是到了改革开放，随着不断的探索与发展，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二者才完全融为一体。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完全成了一回事，是一条道路，具有相同的目标和方向。实事求是地讲，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现代化在党和国家的执政理念和理论中也并不是一个关键词或重要的词汇。它一度出现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说明性的概念或预期达到的目标。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概念的内涵越发明晰、丰富，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概念或核心概念之一，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近期与长期目标之一。现在我们谈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是在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谈现代化事业，就是在谈社会主义事业。现代化几乎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事实上，现代化的确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实践的最好的注解和内容，也是当今党和政府执政理念中的一个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压力、阻力重重。这里面不仅有内部的因素，更有国外的阻挠与破坏。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断坐失良机，出现不应该有的波折和停顿。因此之故，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崛起错过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机。即便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本来也可以发展得更好一些，进步得更快一些。和平崛起需要好的和平环境。在1980年代，中国的外部环境相对于此前和现在都是最好的。现在发展现代化并实现和平崛起，历史条件和外部条件变得越来越复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定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和努力。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说“我国现代化的难度超过发达国家总和”，甚至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不会很顺利，在21世纪甚至有发展失败的可能性。[9]

　　中国的发展走向正常的轨道并开始了现代化的快速飞跃实属不易。这既需要排除外部的干扰，也需要克服内部的阻力和错误观念。下面让我们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现代化的进程，就中国现代化发展观念的转变和政策的调整作一个系统的回顾，借此对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和政策描绘出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轮廓，同时也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展现出来。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革命理论，但也包含有社会主义建设或国家发展与建设的理论。早在1945年，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0]工业化和农业的近代化就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甚至所谓“近代化”就是现代化—英语“modernization”的另一种译法。毛泽东当时的确说的是现代化问题或现代化建设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他提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11]这些都是新中国现代化观念和四个现代化理论的萌芽。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又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明确主张“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12]3291957年3月，他提出了三个现代化：“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3]随后，于1954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先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4]1321964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正式把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作为20世纪内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目标。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他在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4]479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也只能是一个理想或呼唤，很难落实。只是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才真正化为党的执政方针和政策并开始付诸实践。

　　事实上，从一开始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就出现了偏差，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也出现了极大的偏差。尽管党和国家领导人认识到一些问题并指出了全面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在实践中却是另一回事，出现了将现代化简单化的情况。当时的情况是：工业优先或工业化优先，或者说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任务。工业化就等于当时人们所理解的现代化。似乎中国只要实现工业化，就可以完全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1953年9月，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一个基础。[12]329他还说：“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12]329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一定的工业基础。这一任务也基本完成。可以说，如果新中国建国初期有过较为明确的现代化的理论和政策的话，那么也是以工业化的概念或提法的形式表现或表达出来的。这恐怕是1958年出现全民“大炼钢铁”和“大跃进”的闹剧和悲剧的理论原因和政策原因之一。

　　其实，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注重工业化或偏重工业倒不是发展出现偏差或经济失败的关键。问题出在完全取消市场的计划经济的体制上。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的计划经济出现松动，然后带动了整个经济体制的变化，出现了市场经济的可能性，中国经济才出现了大的变化，现代化建设才成为可能。当然，中国人关于现代化的观念也逐步发展，变得更加丰富和系统；党和国家在现代化方面的政策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和系统。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中国在未来较长一段历史时期的发展目标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强调“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15]162他还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5]163当然，中国当时的底子薄，条件困难，党和国家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认识到中国在短期内不可能达到西方现代化的水平。为了避免“大跃进”的灾难和刚刚发生的“洋跃进”的失误，邓小平特意强调了中国的现代化与国外现代化在概念或观念上的差异。这种观念或概念上的区分当然也是为日后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和发展方向的政策制定服务的。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率领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两天后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表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16]49他还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15]257将“小康”或“小康水平”定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初期的具体目标是一个创举，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

　　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从政权建设转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同时也意味着以往以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为主的政策方向和治国理念的改变，而代之以发展经济、搞活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新的治国理念和政策导向。邓小平非常清楚现代化建设绝非仅仅意味着发展经济和提高生产力那么简单。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抓住经济建设的重点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他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15]250他强调：“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15]241不过，邓小平还指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5]168无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道路是一致的，二者就是一回事。

　　围绕着“小康”目标的实现，邓小平又提出20年内“翻两番”的新的发展计划：“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进入小康社会”。[16]681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把邓小平提出的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的构想确定为今后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17]随后，邓小平又提出了经济发展战略“三步走”的构想，给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和目标做出了更加系统、完整和长远的规划。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确认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8]

　　应该说，邓小平指定的第一阶段的中国现代化目标已经初步实现，小康社会也初具雏形。最值得庆贺的是，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目前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面临的现代化任务应该是邓小平所说的现代化发展的“第三步”。这一“第三步”应该是现代化全面发展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力量都将发生更大的变化，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也将发生质变并最终完成转型。从国际社会和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讲，中国也作为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大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然而，完成这一过程和实现既定的历史目标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事实上，完成现代化发展的“第三步”目标要远远难于“第一步”和“第二步”，需要我们付出十倍甚至百倍的艰辛。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深圳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懈奋斗，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正在向第三步目标阔步前进。未来几十年，是我们实现第三步目标的重要时期。到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我们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要胜利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奋勇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19]

　　上面这段讲话既是对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总结，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远景的展望和未来发展宏图的描绘，既是对以往成就的肯定，也是对未来发展目标的再次确认和强调，同时更表达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不移信念和一往无前的坚强决心。当然，胡锦涛总书记还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还很长，我们离基本实现现代化还有40年的时间；甚至离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实现，也还有10年时间的路要走。

　　现代化与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

　　中国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建设一样，也需要全面的参与与全面的发展，也需要多点开花，多出成果。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包括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中国人不仅需要更加深化自己对现代化的认识，更需要在实践的道路上多总结经验教训，同时找到一条稳健、可行而成熟的发展模式。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等同于照搬外国的先进经验或国外的模式，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过，无论我们怎样强调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或曰现代化建设要走“中国道路”或建立“中国模式”，但全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或建设总归有其共性或共同的特点，甚至有一个总的方式或基本的道路。否则就不成其为现代化，现代化也就不能成为一个世界现象或大趋势。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现代化绝对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或者说是纯粹国家内部的事情。没有关起门来的现代化，也没有自行其是的现代化，更没有无视国际大趋势和历史潮流的现代化。现代化讲国家利益和国际竞争，但是也需要国际协作和遵从国际社会的规则。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这也造成了一定的偏差和失误。比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过于注重工业发展，而对农业和轻工业有所忽视；在改革开放前过于侧重于政治和政治运动，同时也将经济发展高度政治化或政治运动化。这导致了市场的消失并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扼杀了经济活力，最后导致经济的崩溃和民生的凋敝。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有所松绑，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生产力能够得到充分的调动与发挥。然而，以政府计划并主导经济活动、国营企业占据垄断地位的经济模式并未改变。这照样也会出现另一种偏差。或者说这本身就是另一种极端。过分追求GDP并一味强调经济发展的绝对地位的发展模式是片面的，即便是经济发展也是片面的，当然也是片面的现代化。我们的经济发展没给民营经济以足够的生存空间，民众获得的利益与得到的福利保证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成果比例失衡。这会造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大众一种力量对比的严重不平衡。自认为搞好所谓政治问题就解决了一切问题或消除一切矛盾是偏差；认为经济问题搞好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是另一种偏差。这都是将现代化简单化了。现代化的关键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不仅仅是发展经济、提高GDP，也不是搞政治运动，而是正确解决政府职能的问题。现代化的关键其实最终将是解决好国家或政府职能的现代化问题。

　　塞缪尔•P•亨廷顿曾经认为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只有欧美发达国家。他认为政治现代化分为三种类型：“就政治机构的现代化而言，可区分出三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欧洲大陆型的、英国型的和美国型的。”[3]88这是他30年前的结论了。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世界政治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印裔新加坡人马凯硕是“亚洲价值观”的鼓吹者及主要代言人。在他看来，“东亚模式”也已经实现了政治的现代化，已经有了与西方社会、西方经济和西方文明平起平坐的资格。不过，他认为东亚国家的经济崛起，包括日本、“亚洲四小虎”和马来西亚等国现代化，主要得益于它们都有一个“好政府”(goodgovernments)，而不是因为它们有民主的政府。[20]66他给出的好政府的标准是：(1)政治稳定；(2)建立在能人治国基础之上的完善的官僚机构；(3)体现公平的经济发展；(4)财政的节俭；(5)相对的清廉。[20]66他主张，一个负责任的“好政府”比一个名义上的民主政府更好。在他看来，“好的政府并不等同于单一的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只要能够形成“富有弹性的经济、社会和行政管理制度并足以应付我们正在步入的经济时代所带来的挑战”就行，而“中国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样板”。[20]37他还说：“中国领导人不寻求理论上完美的政治制度。他们每天都在解决实际问题，以保持社会的发展。”[20]37在他看来，中国与东亚经济奇迹的创造者一样，都是亚洲价值观的体现者(展现者)，而且正在创造着足以与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成就相媲美的价值体系和巨大成就；而中国更是发展中国家的好榜样。

　　但是，我们能够像马凯硕说的那样乐观吗？中国能够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作为第三世界的好榜样吗？中国需要并能够按照目前的模式和体制(或制度)继续走下去吗？

　　正如前面所说，从世界上现代化发展的模式来说，有两个较为成功的样板：一个是典型的欧美模式，另一个是所谓“东亚模式”。欧美模式首先是政治与社会的现代化走在前面，然后是经济的现代化的发展，最后全面实现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模式的开始阶段也可以理解为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化)与经济的现代化(工业化)齐头并进，两条腿走路。“东亚模式”则不同。这种模式是先发展经济，忽视政治的现代化发展；在经济的现代化实现后，再着手实现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化)。“东亚模式”的成功是以“威权政治”或“权威主义体制”而闻名于世的。有人得出一个结论：这种“威权政治”的效率更高，能够缩短现代化的时间。

　　“东亚模式”的成功或“东亚奇迹”似乎给东亚的“威权政府”(AuthoritarianGovernment)、“权威政治”或“威权政治模式”的存在提供了某种“合理性”。中国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讨论过仿效“东亚模式”、以“权威主义政治模式”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实际上，正如黄亚生所讲的，中国走的一直也不是“东亚模式”的道路，也没有形成“东亚模式”的特征。[21]“东亚模式”尽管在现代化之初忽视或牺牲了政治的现代化或民主化的发展，但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政治的现代化随后进行了补课，改变了原来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或不平衡的状况。而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或不平衡相当严重，而且严重制约了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实际上，“中国模式”如果不尽快在制度上做出较大的调整，经济的发展和综合的现代化的发展是难以为继的。中国的转型和突破应该以体制的突破为核心。中国下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应该以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为重点。

　　国外学者邹至庄对中国的发展持肯定和乐观的态度。他预计“中国的GNP将在2020年与美国持平”，[22]105认为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还会增长[22]413。他也看到了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存在的危机。但他说：“腐败、失业和经济差距是产生不满的三个重要政治原因，但是受影响的人数和不满的程度并不足以在全国范围产生政治分裂。”[22]79持这种态度的外国人不在少数。而在中国人中间，更是乐观派居于压倒优势。然而，国际社会的乐观派与中国的乐观派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态度上有一个巨大的差别。那就是：外国人在盛赞中国的经济奇迹时几乎都不回避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危机，而中国的乐观派往往对发展中的问题和危机轻描淡写或避而不谈。似乎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他们唱颂歌或唱赞歌服务的。在中国学术界和舆论平台上，理智的讨论与辩论较少，有深度的观点和冷静的分析难以流行，很容易淹没在宣传性的赞歌声中。实际上，不仅仅学术界、舆论和大众话题很少涉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层次问题，高层的决策与政策也缺乏涉及体制改革方面的导向与举措。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任何人都不能忽视或否认。但我们也不能无视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更不能无视在未来发展中将要遇到的因体制和内部问题而产生的困难和阻力。关于社会矛盾的存在及其产生的根源，吴敬琏早几年曾经说过：

　　现在可以看到，许多社会矛盾是由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政府没有能够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化改造自己而引起的。在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腐败的蔓延，腐败得不到遏制的重要原因是政府的体制没有能够适应市场经济而变化。[23]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置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也曾指出，中国实现现代化障碍主要有三：第一是人口众多；第二是资源瓶颈；第三是体制瓶颈。[7]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说，中国下一步发展的重要任务就是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或政治体制的改革应该是中国未来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和主要目标。

　　我们常说的体制实质上就是制度或政治制度，体制改革就是制度改革。大约是为了避讳，或是为了降低“制度”一词的敏感度，我们习惯于以“体制”代替“制度”一词。它们实际上是一回事。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是经济制度的改革。我们不必对此讳言。如果遮遮掩掩或含糊其辞，只能说明不敢正视问题，不愿正视矛盾，或是讳疾忌医。这只会导致目标不明确、思想不统一、意志不坚定，进而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大业与现代化建设造成不必要的消极影响。

　　政治制度或所谓的政治体制绝对不是孤立的，脱离一个国家或某一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政治制度是不存在的。这种政治制度的改革也必然是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服务的。我们的体制改革和制度改革应该从一个系统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在这个系统中，政治制度无疑是核心或支柱。改革经济制度而不涉及政治制度是不可能的。经济体制或经济制度的根本就是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包括所谓的法制或法律制度，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政治—经济制度应该是法律化的政治—经济制度，否则就谈不上是制度。当然，这种政治—经济制度也不应该跟宪法或其他部门法律的基本内容和规律发生冲突。否则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就会存在着本质性的缺陷和结构性的问题，而依法治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要实现政治、经济大的转型，或者说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一定大动干戈，或者说不一定举国上下动一个彻底的大手术。我们可以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采用最稳妥的方式。现在，有一步政治、经济改革的大棋可下、可行。那就是可以考虑尝试建设一批或几个“政治特区”的或“综合特区”的可能性。这种特区不能光靠特别的或特殊的经济方面的政策求发展或求生存，也不应该以经济发展为突破口，而要尝试实现一种制度或体制突破的可能性。这种特区要完成深圳、珠海等特区没有完成的任务，或者说在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基础上，实现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综合突破。这可以说是一个能获得改革新突破的良方。

　　结语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面临着模式的突破，而不是功德圆满或趋于成熟。即便说中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现代化的成就，或者说初步实现了现代化，但我们仍需要加强、深化这一现代化。至少，我们的发展状况无论用现代化的标准还是非现代化的标准来衡量，都是不均衡、不平衡的，甚至是不全面、不系统的。局部的繁荣、发达和某一领域的世界水平远远不够。这还算不上是真正的现代化，也谈不上是一个大功告成或可供借鉴的“模式”。现代化指的是一个系统和综合指标。以点带面和以偏概全地定义现代化或认识现代化，容易导致小富即安的心态和发展的裹足不前，也容易使人以定式的思维界定“模式”。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发展观念或发展意识上的大敌。中国模式的建立或突破要以体制改革和完善为目标，以社会和谐和人民的幸福感为标准，而不能仅仅着眼于经济发展和GDP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