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应当服从中央，但中央宏观决策应当在承认和协调地方利益基础上，制定符合大多数地区利益及有利于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政策

　　不同阶段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特点

　　我国的宏观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经历了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宏观调控政策都有各自的特点。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到1998年上半年(除1988—1991年三年调整期外)。在这个阶段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特点是需求大于供给，主要的威胁就是通货膨胀。所以当时宏观政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防通胀。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8年下半年到2002年年底。在这个阶段，由于内需不足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生产过剩，物价不仅不涨，物价指数在这期间是负的。那时候宏观政策主要是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3年到2007年。这个阶段是结构性反方向失衡。在投资领域里面，经济过热，需求大于供给。但是在消费领域里需求不足，过剩严重。当时的应对策略从目标上回避了总量，在手段上采取了反方向的组合，当时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第四个阶段是从2008年到2010年上半年。2008年下半年后，中国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越来越明显。我国采取了全面的一揽子措施来反危机、反萧条，就是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入一个全面积极扩张的阶段。

　　第五个阶段就是从2010年下半年至今。我国从全面反危机措施开始，实际上是择机退出，政策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与第三个阶段是有区别的，2003到2007年的失衡是因为投资领域和消费领域里的失衡的方向不一样，现在所面临的不是不同领域里的结构性的失衡差异的问题，而是总量的问题，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增速放缓(下行)的威胁，这使得我国现在的宏观政策既不敢紧缩也不敢扩张。

　　当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四个调整方向

　　我国的宏观政策正在作出四个方面的调整：第一个方面就是总量政策的目标性调整，或者方向性调整。从2008年7月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全面一揽子的扩张，到2010年10月开始择机退出。政府干预过多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经济上的低效率，二是政治上的腐败。现在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开启了退出的步骤，从前一时期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变。

　　第二个方面就是财政政策，从前一个时期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这预示着财政政策可能从关注扩张效益逐渐转向兼顾财政政策的风险。金融危机前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金融危机时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金融危机过后又回到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以我国的财政政策始终是扩张的，它调整的只是力度而不是方向。现在需要关注财政政策本身的风险控制，不光是要利用财政政策起到扩张刺激经济作用，也要考虑风险控制。所以财政政策扩张的力度要有一个控制，对财政赤字的规模以及政府债务，包括中央和地方政策债务风险的控制。

　　第三方面就是货币政策，从宽松货币政策重回稳健。我国现阶段主要是运用货币数量工具，即控制信贷规模，特别是上调法定准备金率、运用央行票据等，这些措施都表明我国开始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在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整中，更多地运用数量工具，目的在于以冻结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手段来控制信贷规模，而不是更多地运用价格工具，如频繁加息等，以防止加剧经济下行。如果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直接用信贷管制，这也比单方面加息更合适。不过这个手段带有比较强的行政性，使用要慎重。

　　第四方面是汇率。现在的提法是汇率重新回到2005年以前的轨道。在2005年之前中国的汇率是盯住美元，因为美元在贬值，人民币就搭了美元贬值的便车。在种种压力下，从2005年开始，我国调整了汇率政策，盯住一揽子货币。2005年至2008年之前，人民币大概升了20%多。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以后，中国的汇率政策重新回到了人民币盯住美元，这是因为要保护我国的出口，争夺国际市场，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自2010年10月择机退出后，反通胀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为减少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大量的外汇占款形成的通胀压力，汇率政策再次回到盯住一揽子货币即重回加速升值轨道。在目前经济下行与通胀压力并存的条件下，汇率政策既难以倾向于反通胀(升值)，也难以倾向于反衰退(贬值)，稳定不变是自然的。
 
    注重供给管理要重视地方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失衡既面临经济下行的威胁，又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只强调总需求管理，宏观调控有效性会受到很大限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将面临极大的困难，宏观经济目标在保增长与反通胀之间难以取得均衡。因为，保增长要求扩张需求，由此可能加剧通胀;反通胀要求紧缩经济，由此会加剧萧条。这就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既难以同时扩张(双松)，也难以同时紧缩(双紧)，若采取“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则又严重抵销政策效应。因此，需要在进行需求调节的同时，注重供给管理。

　　供给管理的根本在于综合运用各方面的政策手段，包括注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的供给效应，还包括区域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劳动者保护和福利政策、企业激励和劳动者薪酬政策等。总之，供给管理直接影响生产者和劳动者的效率，而地方政府直接面对企业和劳动者，在供给管理中具有更大的也更有效的作用能力。

　　如果在宏观需求管理的同时注重供给管理，会更有利于保增长与反通胀的均衡。因为供给管理的关键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在提高企业竞争力刺激经济的同时，可以降低成本推进的通胀压力;在实现有效增长的同时，可以遏制需求过快扩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过程有利于提高中央与地方在宏观调控中的协调性。在调节投资需求的同时，从供给方面注重投资结构的改善和投资效率的提升，地方政府可以避开需求调节上与中央可能产生的冲突及周期性的非同步性，从供给管理上有效推动宏观管理目标的实现。

　　中央宏观决策应当承认和协调地方利益

　　宏观调控中，中央的调控目标和政策重点的选择，与地方政府利益，至少是部分地区利益和发展要求产生矛盾是正常的，况且不同地区之间对宏观政策的要求也不相同。问题在于，在宏观经济决策机制上能否使地区不同的要求和中央宏观调控目标有机统一。

　　尤其是当宏观经济既面临通胀压力，又面临增速放缓威胁时，一般而言，增速放缓带来的负面效应首先冲击企业，企业受到冲击后往往直接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和稳定，所以，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反萧条和反通胀之间往往首选反萧条。而通货膨胀则不同，导致货币供给过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要责任在中央，所以，中央政府在反萧条和反通胀双重压力都存在的情况下，往往首选反通胀。这种“利益——责任”锁定机制是客观的，科学有效的宏观决策机制要求充分理解和尊重不同方面的利益和责任，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或无视。

　　地方应当服从中央，但中央宏观决策应当在承认和协调地方利益基础上，制定符合大多数地区利益及有利于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政策。这就不仅需要深入了解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努力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而且更要在推动公共财政制度改革、推动金融深化等要素市场完善的体制基础上，改进宏观决策机制，提高宏观决策的“公共选择”程度，即提高其民主化、法治化、程序化，减少其过度集权化、行政化、随意化，在机制上保证宏观决策的科学性。

　　（作者为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