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分为改革、转轨和转型三个阶段：1978-1992年，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阶段；1992-2003年，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转轨阶段；2003年以后，是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的体制完善阶段，经济转型期就是指这个阶段。经济转型涉及方方面面，如何有效破解生产力发展面临的诸多障碍？下一阶段经济转型的重点在哪里？从“十二五”开局之年的情况看，中央确定发展方式转变的主线能否有效落实，一些问题还有待解决。

    一、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经济结构

    第一、投资和消费比例严重的失衡。我国上世纪90年代投资率平均为37.8%，2003年到2010年投资率连续八年上升到40%以上，2010年达到48.6%的历史高位。最终消费率在上世纪90年代平均为60%，2007年到2010年连续四年下降到50%以下，2010年为47.4%，大大低于世界平均70%以上的水平。

    第二、国际收支失衡。由于长期依赖出口导向战略，导致我们的贸易依存度过高。2010年中国继续保持双顺差局面，全年经常项目顺差3054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2260亿美元，国际储备资产增加4117亿美元，增长18%。2011年外汇储备达到31975亿美元。美国债务危机恶化，美元可能长期处于不断贬值的趋势，这使我们的外汇储备面临巨大的风险。我们出口导向的战略自己不调整，国际形势也要逼着你调整。

    第三、产业结构失衡。地方追求GDP增长，捷径就是投资重化工业，形成制造业发展过快，而服务业比重过低。我们现代服务业中的医疗、教育、金融、保险、交通、通讯等行业，有的是政府垄断，有的是过度行政管制，造成供给不足，第三产业比重长期徘徊在40%左右。

    二、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社会矛盾

    第一、收入分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过去的3.33或者3.31比1，缩小到了3比1左右，城乡差距略有缩小。

    第二、土地财政。由于地方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生财之道。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放松劳动与环境管制来招商引资，盲目建设开发区，造成大量土地浪费。不少地方以零地价招商引资。还有的征用程序不合法，拆迁补偿过低，导致一些群体性事件发生。

    第三、公共服务。在医疗、教育、保险、养老、失业、救济等领域，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长期处于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的状态。财政部关于2011年预算草案报告中提出，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就业这三方面投入增长幅度都高于16%，住房保障方面也达到14.8%，主要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增长幅度大大高于2011年8%的GDP预期增长幅度。如果在“十二五”期间，大致保持这样的比例关系，将有利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完成从投资型财政体制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的转型。

    三、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点领域

    消费转型与内需启动。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税收与GDP的竞争，在获得了更大权力后，地方往往从本地的经济利益出发，设置各种贸易壁垒或者地方经济封锁，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始终无法有效建立，阻碍商品的交易和流通，抑制市场需求规模的放大；在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状况下，为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并提供公共产品，地方政府又必须开辟预算外的土地财政，而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始终执行一种自上而下的提供模式，这一点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公共产品提供不足，严重制约有效需求的提高。

    地区市场分割、公共产品提供不足与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市场需求规模萎缩，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转型动力并不大。从技术创新导致的产业升级来看，收入差距会通过压缩市场需求规模从而抑制自主创新能力。新技术的产生主要是在市场利益驱动下，追求新技术之最终赢利的结果，新技术的生产量是由新技术的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共同决定的。因此，一国市场需求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研发投入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在一定条件下，收入差距对一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损害，超过了其他要素的可能影响。经济转型与升级取决于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取决于就业水平与收入差距程度。

    面对资源环境约束，产业转型必须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发展低碳经济、降低GDP能耗等。不在于行政强制式经济结构调整，而是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探索低碳低能耗路径，即通过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政策来引导经济结构的改变和调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为地方政府提供科学发展的激励，使得一方面是通过提高能源效率节能，另一方面是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减排。通过能源产品价格改革和对国有垄断企业的调整，将低碳经济作为一个发展模式，促进大多数企业用低碳方式来生产产品，就会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微观的激励。

    在农村地区，各种公共产品不健全成为农民增收的最主要障碍。公共产品投资也是启动农村需求的重要动力，农村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农业生产信息收集等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可以有力地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最终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而医疗、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消费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福利状况的进一步改善。税费改革后，农村投资筹资主体缺失，中央财政也应给予更多的转移支付。

    四、对策建议

    中国经济改革、转轨与转型起始于分权。从操作层面来看，政府是转型的主导力量。“十二五”时期加快推进以强化经济性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的政府转型目标已经明确。确立并实施民富优先的改革导向，启动内需，这取决于收入分配改革、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国内地方保护主义的破解。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和市场化，就需要解决私人财产的保护问题，并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的要求。对垄断行业和领域，一方面要放宽准入限制，支持和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另一方面，要打破行政性垄断，促使企业在竞争中通过创新提升活力和生产效率。探索如何有效为地方政府提供科学发展的激励，形成激励机制，克服短期视野和土地财政，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作者单位：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