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无数发展计划几乎都失败了，一点也不奇怪。经济学家这才放下自己的傲慢，真正开始学习和了解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特殊情况。所以，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大概可以多抱一分期望。

    有一次听几个经济学家聊天，谈及发展经济学。有人说，在美国谈发展经济学时，几乎指的是“移民经济学”；在中国谈发展经济学，默认则是“劳动经济学”；在澳大利亚谈发展经济学，多半是指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因为澳洲本土几乎没有发展问题可供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范畴太宽，既可以是宏观问题，也可以是微观问题，既涉及金融市场，又涉及劳动力市场，实在没有一个确切边界。

    发展经济学自二战以后才开始变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随着世界政治趋于稳定，不同国家的经济水平差异成为经济学家的关心对象。最初阶段，经济学家一般就用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来代表“发展”。当时经济学家的主要研究问题是：为何有些国富有，有些国贫穷？穷国又应该如何分配自己的财富与劳动力，才能实现经济起飞，尽快赶上发达国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经济学着实热闹了一阵，涌现出一批学者和理论模型，对各国经济发展模式都作出一般化的概括。可人们逐渐发现，许多国家并未如预期那样走上发展道路。倒有一些经济学家并不看好的国家，纷纷创造“经济奇迹”。严肃的经济学家不禁要追问：为何有些国家早早就踏上发展之路，有些国家却陷入“贫困陷阱”不能自拔？同样是发展中国家，为何有些国家获得国际援助后经济起飞，有些国家却迟迟不见起色？要回答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当时经济学家的能力范围。

   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注意到有些国家的GNP很高，如南美洲的巴西、墨西哥，当时人均GNP可能已经轻松超过2000美元大关，但人均期望寿命却不及中国或斯里兰卡，婴儿死亡率也更高。而当时中国和斯里兰卡的人均GNP都不过两三百美元。由此可见，单纯以GNP作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存在着许多弊端。

    森指出，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的根本目标不应是最大化国家总体财富，而应是最大可能地发展每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简而言之，评价经济发展成功与否的指标必须是人，不是钱。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拥有大量人口。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人力资本”。可实际上，这些人往往缺乏教育，甚至不具备基本的营养和卫生医疗条件。在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挣扎的环境下，“人力资本”无从谈起。

    所以森的工作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的议题，把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从“经济导向”扭转为“能力导向”。他还据此理论设计出一套“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 opment I ndex,HDI），为联合国所采用，已经成为目前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数。不过这些也都是二十多年前的工作，不同国家人民所需“能力”也有不同，情况仍很复杂。

    随着经济学其他领域的发展，经济学家逐渐掌握新的技能，对发展经济学重拾兴趣。他们发现，与半个世纪前的状况相比，目前的发展问题仍然严峻。亚非拉许多国家的经济依旧落后，人民还在为温饱而努力。与此同时，许多新问题如环境污染和能源耗竭也出现在经济学家亟需解决的问题清单上。虽然发展中国家尚未发展经济，但它们同样要处理此类问题。

    所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工作不得不分成几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找到穷人”。我们看一个国家的人均GNP即可知道它的富裕程度，但在此基础上，想要准确界定、了解该国穷人，恐怕并不容易。穷人也有自己的生活模式，实际拥有的财富难以为外人所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无人工作时，有可能是他们找不到工作，陷入困顿，也可能是有海外亲属接济，无需工作。我们要确定一个人是否真正贫穷都很困难，经济学家却必须找到方法，在大范围内快速地界定穷人。

    MIT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贝纳基（Abhiji t Banerj ee）最新发表的论文指出，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界定穷人。第一种方法是用一篮子的代理指标来界定，比如我们不仅看一个家庭的平均收入，还看它有没有房产、汽车、电脑、手机，孩子是不是在名牌大学读书，有没有海外亲戚等；第二种方法是深入到社区内部，整体地研究一个社区的情况。因为在社区内部，大家都相互了解，所以通过研究社区就可以大致地了解社区内主要人群的生活水平。

    在找到穷人后，经济学家要进行下一环节的研究，“了解穷人”。事实上，穷人的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可能与发达国家经济学家们的考虑截然不同。假设一个人路上捡到一笔相当于自己十天工资的钱，他会怎么办？发达国家的人们也许会将其用于额外的消费，比如买酒、买衣服等。而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可能将其用于更高质量的食物消费，比如去买肉。而在贫困地区，人们则可能用其购买更多低劣质量的食物，来保障自己未来热量摄入的安全。

    在这个环节上，经济学家曾做过大量的蠢事，很多“看起来很美”的经济政策完全没有起到作用。例如有些NGO辛辛苦苦为落后地区筹措到一笔资金，希望他们用于修建道路、水利等公共设施。村长却偷偷把钱分给大家，让大家换成更多食物。而对于那些NGO来说，真要留下来监督、观察资金的使用情况，代价恐怕比筹措这笔资金更高。于是这就对经济学家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政策实验”。

    扶贫政策是不是管用，必须试了才知道。贝纳基等经济学家开始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政策的有效性。他们的一些研究表明，我们原以为有效的大量政策都会失灵，这与当地的自然、社群、历史、风俗等诸多因素都有联系，情况千变万化，没有百试百灵的药方。很多在局部有效的经验，需要一步一步地谨慎推广。所有这些环节都会串联起来。只有在每一环都做好，发展计划才可能顺利施展，促进区域乃至国家的整体发展。反过来，任何一个环节上的失误，都有可能对总体目标造成致命打击。过去几十年无数发展计划几乎都失败了，一点也不奇怪。经济学家这才放下自己的傲慢，真正开始学习和了解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特殊情况。因为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所以，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大概可以多抱一分期望。

    （梁捷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