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图为正在讨论中的马克斯、恩格斯。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在译介、宣传马恩著作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左图为瞿秋白设计的《新青年》封面。
马克思主义“真经”在中国传播和运用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经典文本的中国化
问：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大党。但是，真正学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经”，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却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探索历程。这是为什么？
李惠斌（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说到底是一种西方的思想，主要是在总结和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吸取了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先进思想。
韦建桦（中央编译局原局长、教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主编）：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传播和运用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经典文本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著从欧洲语言向中国语言的转换。实现这种转换的关键，在于研究和领悟经典作家的思想，同时要辨析和判明中西文化的异同。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用他们的母语即德文从事著述工作的。中国和欧洲在历史、文化、心理、语言、风俗、习惯、传统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给翻译工作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李惠斌：学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不光有一个准确翻译的问题，还有一个怎么结合本国实际去理解、实践的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东方现实结合的产物。在东方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首先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一批俄国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们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继承和部分修改，形成了自己的革命理论，在一个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首先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极大地激励了中国当时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开始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途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是这种探索过程中的一种组织形式。中共的活动受到了以斯大林为领导的共产国际的理论、思想和一定的经费支持，从而使得共产国际的力量在中国处于领导地位。正如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不一定完全适合俄国革命的现实一样，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到中国来。中国革命期间的经验和教训迫使中共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原著，进一步研究和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道路。
韦建桦：我们历来强调要阅读原著，这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在原著中，我们才能看到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而又严谨的阐述，才能具体了解这些理论产生的历史语境和逻辑进程，才能进一步发现历史和现实中种种误读的危害和成因。恩格斯晚年在谈到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方法时，曾反复强调研读原著的重要性。他指出：“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阅读原著无疑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途径，这一点毋庸赘述；但是我们应当知道，中国广大读者所阅读的原著，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前留下的著作文本本身，而是在他们身后由中国人自己编译的各种中文译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必须具有准确性和权威性，因为这些著作中的理论判断、逻辑思路、概念术语关系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理解，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战略和策略，因此，编译者必须通晓经典作家的理论及其形成与发展历程，确切地反映经典作家的原意，使读者阅读译本就像阅读原著一样；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要使读者能够“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把握原著的核心内容和整体风格。这真正是一项“代圣人立言”的十分艰难的工作。
在20世纪初，译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文字在理论上显得相当肤浅和片面
问：中国书刊最早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是在什么时候？后来又是怎么逐渐从只言片语到单篇文章，再到成体系地翻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
韦建桦：中国书刊最早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1899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发表了资产阶级进化论者本杰明•颉德的《社会进化》一书前四章的中译文，题为《大同学》。文中首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万国公报》以宣传基督教为宗旨，没有也不可能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进行认真的介绍，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
中国人最初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是在20世纪初。1902年9月，中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对马克思作了简要介绍，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此后，梁启超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章中一再提到马克思的思想，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鼻祖”。
1905年8月，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同盟会成员积极介绍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包括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朱执信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3号连续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署名蛰伸），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活动，第一次比较完整地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并且提到了《资本论》。
辛亥革命前，中国的一些无政府主义团体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同时，也译介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论著。他们出版的《天义报》陆续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一些译文。例如，该刊在1908年1月刊登了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撰写的序言，这是在中国发表的第一篇比较完整的恩格斯著作中译文。
总之，在20世纪初，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及无政府主义团体等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在翻译和介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虽然他们的译介文字在理论上显得相当肤浅和片面，在表述上也不够准确和畅达，但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确实是“空谷足音”。
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是马恩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
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译成中文的影响较大的马恩著作是哪篇？
韦建桦：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迅速引起中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烈向往。这个崭新时期的到来以五四运动为历史契机，以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介绍为重要开端。在那个时期，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李达、恽代英、邓中夏等杰出的革命先驱承担了这一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工作，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各种方式译介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在1920年以前，中国还没有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全译本。直到1920年8月，由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同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发行，经典著作编译史才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这是《宣言》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宣言》像一道曙光投射到黑暗的中国大地，在革命队伍和进步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共产党宣言》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纲领性文献在问世72年后，终于全文传播到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建党初期为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出版事业奠定基础的突出代表人物是“二陈”与“三李”
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翻译、学习马恩著作方面有了哪些开拓性进展？
王东（北京大学教授）：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为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事业奠定基础的伟大先驱者，是一个英雄群体，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五位，或许可简称为“二陈”与“三李”：“二陈”，一个是指作为建党初期党的主要负责人的陈独秀，另一个是指《共产党宣言》主要译者陈望道。“三李”，第一是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事业中有首倡之功的李大钊，第二是指在建党初期这方面有卓越贡献的李汉俊，第三是指在这方面实际上负主要责任的李达。其中李大钊的历史功绩、历史地位是大家公认的，而李汉俊、李达的历史功绩却鲜为人知。
李汉俊的最大功绩与思想特色在哪儿呢？他是系统介绍《资本论》的第一人。李汉俊1918年底从日本回国，带回了大量的英、德、日等国文字的马克思主义书刊，此后从事翻译和写作，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妇女评论》、《建设》、《劳动界》、《共产党》等刊物上发表译文和文章，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国内外工人运动。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资本论》的翻译介绍上，与李大钊、李达注重唯物史观，有不同风格。
而李达则堪称是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开创者与奠基人。前人较少使用这个说法，这里试图恢复李达这一历史地位，并且列举以下几点证据：第一，李达是中国共产党1920年创建之前就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最早理论家之一，在时间上只晚于最早的李大钊，甚至比陈独秀还早一些。第二，早在1920年夏回国之前，李达就开始了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工作。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本著作，寄回国内出版，系统地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些译著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经济学说》在1920年3月被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列为阅读文献之一；《社会问题总览》1921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至1932年印行11版；《唯物史观解说》1921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至1932年印行14版。第三，李达迅速依据“一大”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创办和主持了地下的人民出版社，这是我们党建立的第一个出版社，从1921年9月1日起开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事业。第四，李达以广阔的理论视野与过人的理论勇气，提出了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的重大构想。从计划出的“马克思全书”看，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
韦建桦：从20年代到30年代初，除了李达同志主持的人民出版社以外，我们党还先后成立了上海书店、长江书店、华兴书局、昆仑书店、北方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革命低潮时期，在反动派发动的法西斯主义“文化围剿”中，坚持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数10种重要著作；同时，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和理论刊物《新青年》以及其他进步刊物，如《先驱》、《少年》、《前锋》、《青年周刊》等也陆续登载了一系列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这些著述的翻译，大都是在工作条件困难、物质生活窘迫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仅如此，在反动统治者查禁进步书刊的白色恐怖下，翻译者和出版者还时刻面临被逮捕、被关押、被杀害的危险。《共产党宣言》的译者陈望道同志就长期受到反动势力无休无止的迫害。他在偏僻山村的一间破旧柴屋里，依据日文译本并参照英文译本，在寒冷和饥饿的煎迫下，夜以继日地翻译《共产党宣言》，并于1920年3-4月间完成了这项伟大而又艰难的工作。经过无数周折，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支持下，《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于1920年8月正式出版。初版虽然只印了1000多册，但在大江南北不胫而走，在思想上启迪和哺育了整整一代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陈望道曾将《宣言》中译本寄赠鲁迅先生，请求指正。鲁迅收到赠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称赞陈望道“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然而从此以后，陈望道同志本人却长期遭到反动当局的跟踪、监视和迫害。他后来回忆说：“在反动统治下，马克思主义书籍是‘禁书’。反动派常把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和所谓‘公妻’、‘共产’、‘洪水猛兽’牵连在一起，想以此扼杀马克思主义。”
在传播革命真理的征途上，遭到反动势力迫害的不止是陈望道同志。1930年11月，江南书店出版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译本。此后不久，译者吴黎平同志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中经受了两年痛苦的煎熬。1932年9月，北平国际学社出版了王思华、侯外庐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当年12月，侯外庐即被国民党宪兵三团逮捕，其罪名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
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延安成为马列著作编译出版的中心
问：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在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经”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王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解放社曾经出版了两大丛书和两大选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这是延安时代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出版的四部重头戏，其中重中之重，集中代表新时期特点的，又是其中的两大系列：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部；二是《列宁选集》20卷。这两部大书的翻译、编辑、出版工作，集中代表了延安时代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出版的新成果、新水平、新特点。
从现在保存的延安抗战时期出版的“马恩丛书”的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毛泽东亲自签名的《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有周恩来亲笔签名的《共产党宣言》。据何锡麟回忆，他们的译稿在送出版社之前，有时就被陈云、李富春等同志借去阅读了。有些马恩著作扉页上写有某某人送某某同志学习，第二个人看完之后又转赠第三者。当时还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研究会、读书组。同志们晚上在窑洞里或认真读书，或专心听讲，或热烈讨论。学习气氛十分浓厚。毛泽东曾经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会，约请何思敬、艾思奇等人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央青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发起组织了一个自然辩证法小组，学习《反杜林论》，介绍《自然辩证法》的主要内容等等。这种种情况说明，当时在延安这所革命熔炉里，从领导同志到一般同志，都如饥似渴地研读马恩著作，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十分感人。
韦建桦：经典著作编译出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形成了高潮。在硝烟弥漫的抗战烽火中，延安成为马列著作编译出版的中心。193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生120周年纪念日。延安马列学院在这一天正式成立。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张闻天同志任院长并兼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部主任。这是由党中央正式组建和直接领导的第一个经典著作编译机构。从此，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开始系统地展开，从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气象和规模。出版工作者在缺乏印刷设备、缺乏油墨纸张、缺乏技术力量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完成了马列著作的印制任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这个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胜利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伟大力量。
从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公开出版的马列著作中文译本已达530余种，但从整体上看译本质量参差不齐
问：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党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了解和掌握达到了什么水平？
韦建桦：从著作翻译出版的情况看，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公开出版的马列著作中文译本已经达到530余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许多重要著作已经有了中文译本，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从整体上看，经典作家的遗著中仍有大量文献尚未翻译介绍；已经出版的译本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在准确性和可读性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有的则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由于各种译本在不同时期出于不同译者之手，因而文字风格很不一致；尤其是经典作家使用的大量范畴、概念和术语，以及经典著作中提到的历史事件、组织机构、报刊文献、人名地名等等，在各种译本中译法不一，没有形成规范严谨而又前后统一的译名体系，这就给深入学习和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许多困难。
1953年1月，我们成立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以便有系统、有计划地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此前，中央已经决定成立全国性的政治书籍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出版马列著作。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正式成立。此后陆续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它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后首次在中国出版的比较完整的中文全集译本。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这两个版本还存在不足之处。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基本上是以俄文版为蓝本编辑和转译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由此造成的一些缺陷。一是《全集》收文不全，许多有价值的文献特别是新发现的文献未能编入这个版本。二是《全集》收文有误，因为俄文版编录了若干不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文章。例如第一卷第二篇文章《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一文，经考证不是出自马克思的手笔。三是译文需要完善。在整部《全集》中，除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重点著作以外，大多数文献都不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和发表时所用的语言文字直接翻译的，而是从俄译本转译的。这就使中文版《全集》难以避免俄译本存在的那些不够准确、不够贴切的问题。况且，转译也容易在语义和风格的把握上造成新的偏差。四是资料不够翔实。许多著作题注语焉不详，甚至没有题注，读者难以弄清原著的写作背景；一些注释涉及的历史事实缺乏确切的考证和介绍；在人名、地名和文献索引中，也有若干不够准确的地方。所以，后来启动了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译工作。新版《全集》所收的全部文献都按照原著文字进行翻译校订，力求更加准确地反映经典作家的原意和风格。这部70卷本的《全集》从1995年起陆续问世，至今只出版了21卷。2003年，中央编译局提出了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精编本的思路和方案。2004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时，中央将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确定为工程重点项目，同时要求编辑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这两部《文集》目前已出版。
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经”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问：把马恩的著作原原本本地全面翻译出来，只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经”的第一步。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并运用它探索本国发展的正确道路，才算是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这方面我们面临哪些困难？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李惠斌：学到马克思主义“真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实际上，不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在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问题，还只是一个探索阶段的开始。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社会主义建设一开始就在农业和农民问题上作了有违历史唯物主义的事情，是与“真经”不符的。由于苏中都是在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国家根本上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业体系，工人阶级人数很少，离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科学社会主义真可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按照传统的市场经济制度，小农经济和农民必然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沦为无产阶级，这就是说，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城市化的过程与资本的集中是同一个过程。因此，城市化的过程应该是在资本主义阶段就已经完成的任务。但是，苏联模式中的农业集体经济制度实际上是人为地阻断了农村的城市化过程，使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对农民造成了保护性伤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这种制度曾经一度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村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但是，小块土地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不了农民的富裕问题。或者说只能解决农民的粮袋子，解决不了农民的钱袋子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以及与此相关的土地用益权和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以及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的配套改革，正在朝着解决土地的规模经营和合理地保护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有保障地离开农村的方向发展。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一个生产力和交往关系高度发达的社会阶段。一个以农村人口占多数的社会是不可能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
苏联模式的第二个特征是经济国有化和完全的计划经济。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经济国有化是持保留态度的。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经济国有化问题产生了疑问，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国家是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多余的赘瘤”，是“无产阶级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他们非常明确地主张用一种非常类似于工人自治的作为巴黎公社基本政治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来取代传统的作为镇压工具的国家形式。经济上则主张建立“个人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如在股份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劳动者的合作工厂、劳动合作社或劳动者的自由人联合体，而不是简单的国家所有制。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中国的国企改革，在这方面作了艰难的尝试。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今天对我们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王东：确实如此。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既有学得好的时候，也有照搬照抄搞教条的时候，是有历史教训的。比如，我国好几代人都是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结果都形成了苏联僵化模式和僵化观念，它实际上把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划等号。实际上，一切国有化只是走向社会主义过程中紧急过渡时期临时采取的一个非常措施，不可能长期通过一切国有化来搞社会主义。列宁当年迫不得已搞了战时共产主义，但后来他说，从理论上来看，国家垄断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说，真正学到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的长过程，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