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深圳特区报》刊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的长篇通讯。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学习“本本”又突破“本本”，依据“马列”又超越“马列”，不断克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思想解放、理论飞跃。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党成立90年以来的历史,是一部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的历史。
■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解放出来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人数和力量上是很小很弱的，理论上也很不成熟；对于什么是中国革命、如何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这些重大问题，不是（也难以）一开始就完全清楚的。这就造成了两种情况的出现：一种情况是面对革命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探索并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科学地提出了符合中国情况的一系列正确理论方针；另一种情况则是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不考虑中外差异和时空条件，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机械照抄照搬马列的“本本”指导实践，窒息了理论创新的生机，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1931年至1935年间长达4年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因为形态更加完备、理论色彩更浓，再加上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故对全党的危害就更深更大，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1945年4月，王明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我“对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许多意见，是从何而来呢?是从分析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根据当时中国人民的具体要求而来的吗?绝不是的。它是从抄袭各种决议而来的……用的是‘从决议中来，到决议中去’底方法，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书本出发’的方法，是根本的教条主义思想和作风底方法。”博古则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概括为“两个凡是”:“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执行。”
毛泽东是党内反对教条主义、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他从转变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就注意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即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但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教条主义者攻击为“狭隘经验论”，认为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则因为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而受到教条主义者的多次打击。
长征到达陕北后，鉴于中国革命因为理论指导的不正确而屡次受挫，毛泽东集中精力做了大量理论创新工作。在1935年12月写成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他尖锐批评了教条主义者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僵化观点；在《实践论》、《矛盾论》中，他又深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以肃清党内教条主义为主要目标，并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作了系统的哲学总结；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强调: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清除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1942年至1945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把反对教条主义列为一项重要内容。毛泽东严厉批评“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者：“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90%以上……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他进一步提出：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还特别强调指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历时三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既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次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延安整风，痛批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在延安整风的基础上，1945年党的七大把思想解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此指导下，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了成功。
■苏共二十大在我党内部催生了一场思想上的“解放战争”，加快实现了党从“以苏为榜样”到“以苏为鉴戒”的转换，在理论上开始着眼于探索“第二次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成为了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而执政党的重要任务就是要领导人民搞建设。但是，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怎么搞，对于长期从事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件全新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自然就成了新中国效仿和学习的榜样。
自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被称作“人间天堂”，苏联模式也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和样板，只许照搬，不能突破，任何轻视苏联经验的想法和做法都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体制基本上就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又说：建国头八年，“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
而作为苏联社会主义的领导者，斯大林也被认为是继列宁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旗手，是国际共运的领袖，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享有崇高威望，其地位和权威不容任何挑战和怀疑。但是，到了1956年2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后，把套在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头上的所有的这些神圣“光环”都打破了。随后，苏联问题的暴露，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使党和毛泽东清醒地看到了两个问题：一是原来一直笼罩在神圣光环之下的斯大林是人不是神，也有严重缺点和错误；二是原来一直被顶礼膜拜的苏联社会主义并非完美无缺，也存在严重弊端。这就极大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
此后，从1956年3月中旬开始，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分析苏共二十大可能造成的影响，研究应对之策。在3月23日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3月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说：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
这样，从“以苏为榜样”转到“以苏为鉴戒”的问题，就自然地提出来了。1956年4月4日，在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要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4月25日，在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时，他开篇即讲：“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正是着眼于“第二次结合”，在破除迷信以后，以1956年9月党的八大的召开为中心，前后一年多时间里，党和毛泽东就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重大经济政治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矛盾及其处理原则，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等问题，独立自主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宝贵成果。这些成果成为1978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重要思想来源。
但是从1957年起，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急遽变化，党中央、毛泽东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因此1956年的思想解放以及因之而提出的许多积极认识成果在实践中贯彻的时间并不长，后来因为理论上陷入了误区、偏离探索的正确道路而遭受的挫折同样巨大。
■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揭开了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的帷幕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标志着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由于思维惯性和长期极“左”思潮的钳制，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并没有随之结束，对毛泽东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更没有得到清醒认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即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严重危害，用邓小平的话说，则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继续贯彻下去。按照“两个凡是”，冤假错案不能平反，拨乱反正难以进行，改革开放等新政策更无从提出，“文化大革命”就要以另外的形式继续进行。用当时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飙的话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被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的做法，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党内外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就有人批评：“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1978年5月18日，在中央召开的部分宣传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这篇文章被指责为：“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各种纷至沓来的指责使得参与这篇文章写作和修改的人面临巨大压力，以至有人做了去秦城监狱的准备。
正当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遇到严重阻力的关键时刻，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对这场讨论给予明确支持。他提出：“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7月21日，邓小平又特地找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8月13日，他在同最早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同志谈话时说：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8月19日，他在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由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强有力支持，这场讨论发展成为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全国性的群众大讨论，促进了全党思想的大解放。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郑重提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最根本的历史意义是冲破了“两个凡是”、个人崇拜的禁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实现党和国家伟大历史性转折的思想先导。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揭开了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的帷幕——邓小平理论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开始酝酿，并逐步形成、发展和最终确立起来。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有力回答了一系列困扰人们多年的重大认识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世界出现多极化趋势，西方国家加紧了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争夺和渗透，中国面临捍卫并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国内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的相继发生、西方敌对势力实施的“和平演变”攻势、改革开放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暴露、发展中遇到的暂时困难等等，也使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发生困惑，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股借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名，否定改革开放，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左”的思潮的乘势而起，造成新的思想僵化，给我国改革发展造成了严重干扰。
这种“左”的思潮的集中表现是，凡事皆问姓“社”姓“资”。比如，有的人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一直坚持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思路提出批判，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主张放弃市场经济，重新回到以前计划经济时代。一时间，国内思想界非常混乱。在这种沉闷的思想气氛之下，报刊舆论对“改革开放”的字眼噤若寒蝉，尽量少用或不用，很多人不再敢于理直气壮地提改革开放了，在一些地方和领域改革开放甚至出现了停顿和倒退。在这样的形势下，能不能在国内外的压力和困难面前，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能不能抓住机遇，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成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党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再次挺身而出，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从根本上拨正了中国发展的航向。
事实上，早在1989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1991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提出：“改革开放还要讲，……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根据邓小平上海谈话精神，《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4篇以“皇甫平”署名的评论文章，转述并进一步发挥了邓小平谈话的内容，文章直截了当地批评了由姓“资”姓“社”争论造成的“新的思想僵滞”，号召人们解放思想，“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但这些文章发表以后，遭到了持“左”的观点的人的“围攻”，他们仍然主张凡事要问姓“社”姓“资”。正是在此情况下，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开始了历时35天、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南方之行”，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在科学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以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有力地回答了多年来经常困扰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一系列重大认识问题，澄清了前进道路上的迷雾，促进了全党全国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正是在“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导下，通过党的十四大，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才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党的理论创新也在前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创新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党的十四大以后，我们党继续推进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又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其中，科学发展观倡导的“以人为本”理念，是对传统发展观的重大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体现了人民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整合为一个科学的体系——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新时期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