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十年可以做多少事？一个癌症患者的十年可以做多少事？也许每个人的情况不同，答案也不同。

　　江上舟，这位战略型科学家，在患癌症的十年间，仍坚持为推动上海以及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重大科研专项和战略产业布局鞠躬尽瘁，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篇章。

　　由他主持筛选的国家第一批重大专项逾16项，包括大飞机项目、探月工程等；由他主持筛选的上海第一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如今已成为中国及上海的战略新兴产业。正因此，江上舟被人称为“产业推手”。十年间，江上舟不仅为中国及上海筛选出了50余项重大战略专项，更形成了一套筛选项目的思路与方法。

　　抓大项目，用产品制造带动关键技术创新

　　江上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回国后历任三亚市副市长、上海市经委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决策咨询委员会专职委员、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重大专项组组长等职。2000年以后，从上海工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出发，他以大量精力投入重大科研攻关项目的筛选和战略产业布局上，紧扣国民经济需求和产业发展规律，前瞻性地抓大项目，抓关键技术。

　　2001年，江上舟认为上海应选准方向，在高技术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当时，上海在五年内新增百亿元年产值的高技术产业化项目或五年后将形成数百亿元年产值的重大技术的研发项目仍然不多。2001年6月，江上舟提出四项值得重点攻关的项目：微电子产业、微电子技术、移动通信产业和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如今，这些产业和技术都列入上海重大攻关项目，并取得重大进展。

　　集成电路产业是电子产品的心脏，但在2000年前，中国的集成电路制造还是空白，芯片全部依赖进口。那时，江上舟提出，以集成电路的制造为抓手，从而带动集成电路上下游的设计和封装产业，从而推动整个集成电路产业跨越发展。他与马启元等专家一道，多次上书，最终促成了国务院18号文件的出台。

　　他本人牵头起草的《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与应用》最终促使中芯国际落户上海，从而实现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零的突破。现在，由于中芯国际的成长，我们可以实现10%的自给。

　　“以产品制造带动产业链的上下游”，大飞机的论证过程也体现了江上舟的这一思想。时任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的梅永红谈到，进行大飞机项目论证时，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项目不适合中国，因为有许多技术我们完全没掌握。但江上舟主张，通过大飞机的制造可以带动整个飞机制造的相关系统技术的提升。他说：“100项技术出不了一个产品，但是，通过一个大飞机产品完全可以带动100项技术。”正是这一观点支撑，大飞机项目被列入国家重大专项，如今大飞机项目在上海全面展开，运转顺利。

　　抓苗头，要敢于站到世界的最前沿

　　燃料电池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产业。2000年，江上舟就向上海市提交报告：《抓住燃料电池技术突破的机遇，推动上海汽车和电站产业升级》，他认为燃料电池技术的突破，将直接影响到上海的两大支柱产业——汽车和电站设备，如果及时研发燃料电池技术，将有可能使这两个支柱产业在遭受加入WTO重大冲击的情形下，摆脱现有技术不利竞争的地位，实现跳跃式发展。而当时，燃料电池在世界上仅仅是一种趋势，被预测为在2010年左右才会有新的突破。

　　最终江上舟的意见被上海市采纳，他也成为这一产业布局的重要牵头人。2001年起，上海市组织实施燃料电池“中国平台计划”，集中力量开发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燃料电池轿车平台。十年后的结果证明，当时的战略布局是完全正确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已大面积采用燃料电池汽车，中国的燃料电池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燃料电池汽车，特别是新能源的公共汽车已开始出口。

　　光刻机是集成电路制造的核心部件，十年前，这一装备完全被欧洲和日本的两家公司所垄断，只要他们不给光刻机，我们就不能制造芯片。江上舟主张将光刻机项目列入“十五”国家重大专项，他说：中国要从芯片的消费大国转变为芯片的制造大国，必须攻克这个堡垒，掌握这一核心技术。这一观点最终被采纳，但是没有人才，只能自主研发这个装备，江上舟又接下了这块最难啃的骨头。

　　“令人欣慰的是，光刻机现在关键技术都实现了创新突破，并向国外出口。”谈起这一项目，科技部部长万钢深有感触地说：重大专项需要产业，也需要应用，只有产业和应用实施起来，才知道我们缺什么，集成电路制造业支持了产业链的形成。其重要意义在于，因为中国光刻机产业的兴起，中国与美国的谈判地位得到提升，议价能力也有提高，更重要的结果是，中国被“卡脖子”的状态有了较大改观。

　　抓领军人物，理解认同多跑腿

　　新兴产业的战略实施，离不开领军人物。江上舟抓顶尖的领军人才，成就了一批海归人才报效祖国的梦想。

　　在燃料电池技术的实施过程中，江上舟先抓住了万钢。万钢回忆，他2000年从德国回国，当江上舟知道他是为发展新能源汽车才回国发展后，紧紧抓住了他，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当时，普通汽车刚进入中国人的家庭，上海如此早地启动新能源汽车的研发，让万钢很意外。但江上舟给予的扶持不仅早，而且力度大。“上海电动车现在已形成最大规模的应用，很多国家都感到惊讶，这个技术并不简单，没有上舟同志的亲身推动，不可能有这个规模。”万钢说。

　　在布局集成电路制造装备产业链时，江上舟首抓海归的领军人物。当从事抛光设备的留学生企业美盛半导体即将被美国公司收购时，江上舟说服他们留在了上海。该公司总经理王晖说，“2006年，江先生入院化疗，为了推动这一项目，他请我们到医院汇报进展，并给了我们许多的建议。”“他总是那样的热心、热情而投入，让人感动。我见到过许多好的共产党员，但是，像江先生这样能够认识、认同、理解高技术产业，并为他们跑腿的共产党员还不多见。”

　　“想别人想不到的事，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做到别人不敢做的事儿”，海归留学生这样评价江上舟。

　　快速学习，承上启下当好桥梁

　　作为战略型科学家，需要接触筛选各种类型的项目，常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课题和技术。江上舟学的是通信专业，虽是博士，但他深知，一个人的专业知识是有限的，必须不断学习，才能使自己的判断力得到提高。

　　上海决策咨询委员会秘书温慧玲、陈筱琳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替江上舟买书。在大飞机项目的论证过程中，她们买来了大量全英文书籍，江上舟一一读完，从技术上掌握新的动向。

　　认真倾听科学家的意见，向科学家调研，也是江上舟的一大特点。在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重大科研专项论证期间，全国有3000多名科学家参与。“那几年，江先生往来于京沪之间，乘飞机就像是乘公交车，对科学家的约见有请必到，全然忘了自己是个病人。”温慧玲说。正是因为善于听取科学家的意见，经他筛选的项目大多精准并能得到重视。

　　一方面能理解科学家，一方面能把科学家的语言转化成决策者听得懂的语言，让领导迅速理解，成为江上舟的一大特点。 为了能让领导者在最短的时间里了解项目的重要性，江上舟总结了“三个三”的口诀：三句话三分钟三张纸——三句话吸引领导，三分钟内让领导听懂，写报告三页纸交待清楚。

　　因为筛选项目多了，找他上项目的人也多了，但是，江上舟坚持原则，任何项目申请都要按程序评审、答辩，由谁来承担项目，最后让科学家定夺。但在项目的方向上，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他会大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坚持自己的看法。

　　忘却自我，立足于做大事而非做大官

　　与江上舟共事的同志、共同研究项目的科学家及企业家对江上舟有一个共同的印象：他是一个忘我的、无私的人。

　　上海决咨委的秘书介绍，江上舟每年都在医院化疗一个月左右，但是，他是最不听话的病人。他不是私自离开医院，外出开会甚至出差，就是请相关的科学家到病房谈情况，开协调会，把病房变成了会议室。“他总是乐呵呵地说：去年我把癌细胞打败了，今年我也会把它打败，一定的。”

　　在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依然在为项目奔忙。去世前一个月，他还在与中国银联磋商，如何使银行卡装上“中国芯”。他说，每年，中国的银行要发出5亿张银行卡，如果第二代装有IC卡的银行卡用的又是国外制造的芯片，那将对中国的金融安全大大不利。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表达了两个遗憾，一是没有看到大飞机上天，二是没有看到益科博的太阳能发电。他还希望装有中国芯的银行卡能够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