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注定要成为军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年，解放军总医院率先在国内提出建设“研究型医院”的战略规划。
此前一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首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不断发展创新的科学理论，为伟大实践的开启指引了方向。
短短７年，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西藏军区总医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武警总医院……军队３２所师级以上医院全面展开了研究型医院建设。他们发挥人才密集、技术过硬、创新能力强的优势，推进医院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由治疗经验型向转化医学型转变，通过临床医疗和基础研究的有机融合，在预防、治疗威胁人民健康的肿瘤、免疫等重大疾病的新业务、新技术、新药品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十一五”以来，军队医院获得重大创新技术３９７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６项，占全国医药卫生系统的８５．７％，产生显著的社会、经济和军事效益。
转型：医学研究与医学实践相结合的崭新理念
新千年的钟声敲响之后，２０世纪以来已经获得极大发展的人类医学，却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尽管人类在生命科学的前沿领域已收获许多重大成果，但多数还仅仅是实验室的数据，离造福人类尚有很大差距。以肿瘤为例，从１９７５年到２００５年这３０年间，肿瘤的总体死亡率并未发生太大变化。
现代医学的发展将何去何从？无疑，把医疗研究与医学实践结合起来，成为当今医学造福人类的唯一选择。
２００３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首次提出“转化医学”的概念——即通过生命科学与临床研究的紧密结合，在生物医学领域取得突破，攻克医学难题。
随后，大洋彼岸的中国同行，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时代医学脉搏跳动的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型医院的综合实力不断提高，医学科技创新的研究课题和成果越来越多，但临床转化率却不到１０％。在此背景下，医学研究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２００４年，“研究型医院”理念的提出，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钥匙。
总后勤部副部长秦银河介绍说，研究型医院的提出，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刻总结国内外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成功做法，科学概括我国大型综合性医院尤其是军队医院６０年来建设发展的经验教训，针对军队大型综合性医院的客观实际提出来的。其最核心的特点和要求，是通过科研创新与临床诊治的深度融合、有机互动，把对重大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成果，加快转变为医疗诊治的新技术新方法，并以精细化个体化的治疗手段为患者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东西方智慧不谋而合——研究型医院必须强调创新，而创新的聚集点在生物医学领域，创新的模式正是“转化医学”。
近年来，转化医学已成为世界医学科技研究的一个新的起步点和着力点，被称为医学领域的一场革命。
紧跟世界医学科技前沿，研究型医院在解放军总医院的全面实践，有力推动了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科技创新能力、人才队伍结构、卫勤保障能力、质量品牌效益的整体提升。
——从“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医院实现了门诊全日制，门诊量由２００４年的１１０万人次增长至３８０万人次，实现了２４小时手术，手术量由１．７１万例增长至５．８万例；
——从“为军服务”到“为社会尽责”。着眼社会需求，与１００多所边远艰苦地区军地医院结成帮带对子提高当地医疗水平，并成立对外服务办公室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从“一枝独秀”到“万紫千红”。实行了科主任领导下的主诊医师负责制，推行了亚专科管理模式，增加３个国家重点学科，１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拥有２７个全军专科中心和研究所，建成了创伤、肾脏病、肿瘤等一批以国家重点学科为龙头的优势学科；
——从“模仿跟进”到“创新跨越”。鼓励重大自主创新，形成了在耳聋、老年医学、骨组织和关节疾病、烧创伤、呼吸道疾病等１３大专业领域研究和治疗优势。盛志勇、付小兵院士开展汗腺再生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利用人体干细胞再生汗腺获得成功，破解了世界烧伤界的重大难题；卢世璧院士和王岩教授带领的骨科团队，围绕股骨头缺血性坏死防治，研发了安全有效的临床路径，解决了大量以往需要关节置换手术才能解决的问题，显著降低了股骨头坏死的并发症发生率，在军内外２００余家医院推广应用。
临床与科研的有机融合，成为军队开展研究型医院建设的成功探索。而这一路径，秉承军队医院多年的发展理念，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
吴孟超院士带领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历经５０多年艰苦创业，始终把创新作为提升医疗品质的根本动力。
“刚开始我们也是空白，就从基础做起、从实验室做起，先研究解剖，研究完了我再开始开刀。”秉持临床与科研相结合的理念，吴孟超带领的“三人小组”从最初的实验小组，到后来的实验室、专科医院和研究中心，再到今天的大型三级甲等专科医院和肝胆外科研究所，始终坚持“院所合一”的发展模式。
这种“院所合一”的医疗模式，不仅实现了肝癌诊疗水平和基础研究的双向快速突破，形成临床医疗与基础科研创新互动的良性发展模式，也使得当年的“三人小组”发展为今天亚洲第一、世界领先的肝胆外科专科医院。
２０１０年，医院年门诊量突破１４万人次，手术超过６７００例。目前，肝癌手术成功率达９９％，肝癌患者的术后５年总体生存率达５３．２％，小肝癌术后５年生存率达７９．８％，保持了在肝胆疾病诊疗上的长期领先优势。
融合：以科技创新带动临床诊治水平和医疗质量的整体提高
当今世界，正处于科技创新和新科技革命的前夜。生命科学以及以维护健康、促进健康、疾病防治为主要内容的医学，将以跨越式的发展拉开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大幕。
吴孟超、卢世璧等院士认为，研究型医院理念的提出，顺应了世界生物医学发展最新趋势，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举措和实践，对于整体提高我国医学科技创新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军队医院每年诊治患者６８００多万人次，病例多、病种复杂的优势，为临床与科研有机融合、创新多项领先实用的临床诊治技术提供了先机。
依靠科技创新，将当代生命科学前沿与我国传统医学优势相结合，把军队医院锻造为医疗卫生战线的科技创新基地，成为落实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际行动。
“把医院的医疗工作搞上去必须以科研为支持，模仿和追随只能改进工作，只有改革和创新才能发展工作。”这是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黎介寿院士经常对科里同事说的话。就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黎介寿团队的创新性研究成果“肠功能障碍的治疗”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始终以科研工作支持医疗工作，使南京总医院得以将科技成果以最快速度应用到病人身上。
——围绕肠功能障碍、肠外瘘治疗这一世界性难题，南京总医院制定治疗的技术标准，开展亚洲首例小肠移植和肝肠联合移植，治愈包括来自美国、德国等国内外４．７万名肠功能障碍患者，治愈率达９５．９％，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南京总医院肾脏病研究所建立全国第一家肾脏病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在国际上率先采用多靶点疗法治疗重型狼疮性肾炎，缓解率从１５％上升到６５％，被国际医学界誉为推动当代肾脏病发展的研究成果。
——通过牵头成立转化医学中心，打造“长三角”战略联盟等，与军地科研院所、优质企业强强联合，聚智攻关，转化成果。
“会看病”“看好病”“看一般医院看不了的疑难复杂病”……只有坚持以科研创新持续提升临床诊治水平、提高为患者服务能力，才能成为世界医学发展前沿的领跑者。
“建设研究型医院增强了基础研究的指向性，加快了科研成果向临床的转化应用，大量疑难危重病症找到了解决办法。”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院长熊利泽说。
西京医院开展的异体颜面移植科学研究，成功实施国内首例、世界第二例“换脸”术，为颜面毁损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法；开展因外伤感染罕见致死的病例研究，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并命名一种新疾病“外伤后细菌性致死性肉芽肿”，临床治愈率达到１００％，建立的诊治标准成为国际规范。
近年来，西京医院连续７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资助数全国医院排名第一，ＳＣＩ论文被引用篇数排名全国医疗机构第一，“缺血性心脑损伤防治的转化医学研究”获教育部科技创新团队；医院２０项世界或全国先进创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使医疗费用占比比国家规定的标准降低１５％以上，平均住院日降至８．４２天，远低于全国三甲医院平均水平。
建设研究型医院的目标导向，使军队医院不断推出创新性医学成果，最大限度地维护患者的健康利益，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医院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院长郑兴东介绍说，针对科技发展的突出瓶颈，医院先后与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成立神经科学研究中心，与同济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医学院成立联合转化医学研究中心，以重大课题为纽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重大科研项目和转化医学研究。
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长征医院廖万清院士带领的团队，对我国三大主要致病深部真菌（隐球菌、白念珠菌和曲霉）引起的真菌感染进行深入研究，首次发现６种新的致病真菌和新的疾病类型，降低了真菌感染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其中，一种名为“格特隐球菌ＩＴＳＣ型”的菌株，被美国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永久收录并有偿向世界各研究机构供应。而它的发现者廖万清却宣布：“在中国，如果哪个同行的研究需要，我可以免费赠送，因为这个菌株我们是原创的。”
肾脏保存是肾移植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获取高质量的供体是保证肾移植的先决条件。经科研创新，目前，由长征医院研制的“肾脏保存液”作为国内唯一产品，被国内９８％的医院使用，大大降低了患者的诊疗费用。
突破：立足有效履行使命以科技创新提升卫勤保障能力
随着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推进，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对现代卫勤保障提出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和新任务；同时，近年来，部队遂行非战争军事任务日趋繁重，官兵的疾病谱和“保健康”需求也发生着深刻变化。
如何应对新军事革命带来的卫勤保障新挑战？如何更加有效地防止和减少训练伤？如何提升疑难危重病、老年病的诊治水平？这些都是在建设研究型医院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以使命任务为牵引，军队医院进一步提高卫勤战线的科技创新水平，使科技创新获得更充足的临床资源、医疗质量获得更强大的科技支撑。
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４０００米。绝无仅有的、接近甚至超越生理极限的生存环境，使我国医学必须独立应对高原病防治的挑战。
１９９６年，西藏军区总医院对海拔５３００米的查果拉哨所的健康调查显示：８０％的官兵有指甲凹陷、脱发掉发病症，近２０％的官兵有心血管和神经、消化系统疾病……
西藏军区总医院院长李素芝带领的团队从上世纪末起开展高原医学系列研究，研发出高原康胶囊等１２种特效药品，使急性高原病发病率从上世纪８０年代的５０％—６０％下降到现在的２％—３％。
“高原医学的科研向临床的转化普及运用，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和军事效益。”李素芝说，医院承担的藏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自然灾害救援和驻藏体系部队医疗保障，已经连续１５年实现急性高原病零死亡。
近年来，随着创建研究型医院的推进，高原医学加快了科研向临床的转化普及运用：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西藏首例活体供肾肾移植手术成功实施，标志着在高寒缺氧环境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高原首例背驮式全肝移植手术获得成功，标志着在西藏医疗发展道路上又一个里程碑诞生；
２００６年９月，高原首例冠状动脉内支架植入术成功实施，填补了西藏高海拔地区心脏介入术医学领域的空白；
２０１０年４月，在玉树地震１７天的救援任务中，西藏军区总医院科学施救，使地震灾区急性高山病发病率从救援初期的８０％—９０％下降到２．６％，实现了救援部队官兵急性高山病零死亡……
近年来，西藏军区总医院先后获国家、军队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３０项，其中《高原病的发病机制与防治措施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医院向着高原一流研究型医院迈进。
着眼于多样化的任务需求，军队医院不断以科技创新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卫勤保障能力，并多次走出国门，展示国家形象。
作为全球唯一有能力开设“流动医院”的救援队，武警总医院国际救援医疗队创建１０年来，先后赴印尼、海地、巴基斯坦和汶川、玉树等国内外执行重大灾害救援任务１６次，救助伤员２３０００多人次，行程１３８０００多公里，相当于绕地球３圈半，多次赢得联合国官员、国际社会和灾区人民的高度赞誉。
以任务需求为牵引，武警总医院加大遂行多样化卫勤保障任务学科建设，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医疗救援研究所，创办了第一个灾害救援医学杂志；院长郑静晨带领的团队研发的“地震灾害救援智能决策系统”，成为我国第一个完整的重大自然灾害医疗救援体系信息库，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为满足医疗应急救援“小、快、灵”的新要求，武警总医院还研发了包括综合急救车、外科手术车等９个车型在内的野战车载式医疗救援保障车组，每台车上均配备先进的医疗救援设备，可在抵达救援现场后第一时间展开外科手术。
在器官移植方面，武警总医院建立并完善了一整套肝移植手术的规范流程，使我国实现肝移植手术向临床常规手术的转变，连续创造并保持着手术例数最多、疑难手术最多、接受手术患者存活时间最长以及首例多米诺肝移植等多项世界或全国纪录。
基于自主科技创新而带来的医疗服务水平提升，使烧伤外科等具有浓郁军事特色的医学学科，在临床诊治上也同样实现了创新与转化发展。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刚成立时的６张病床３个医生开始，坚持结合临床医学需求不断创新，如今发展成为全国第一个烧伤专业的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和国际一流水平的烧伤临床基地，先后获得国家和军队的１００多个奖项，站在了世界烧伤医学和我国军事卫勤保障的前沿。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西南医院投入２０００万元，组建西南癌症中心。中心使医院病理学科实现质的飞跃，成为国内外肿瘤专家集临床和基础研究于一体的平台，实现了资源共享。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这个实验室成为总后与教育部共建的重点实验室。
总后卫生部部长张雁灵介绍，培养临床诊治能力和科研创新水平兼优的研究型人才是建设研究型医院的关键。目前，军队医院已初步形成以两院院士领衔、以中青年技术骨干为主体、结构合理、梯次分明的人才队伍；建成一大批具有高水平临床诊治能力、高层次科研成果、高素质人才梯队的研究型学科。“十一五”以来，军队医院拥有１７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团队，新增两院院士５名，５９人在世界各类国际和地区级的学术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承担国家、军队科研课题６０００多项，担任“９７３课题”首席科学家１７项，牵头“８６３课题”８６项，确立了军队医学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