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22号文)出台,改革大幕拉开。面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决策层意识到,如果一直迟疑和等待,不仅会丧失窗口期的宝贵机遇,而且会耗尽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下来的宝贵资源。此后,国资改革配套文件陆续出台。
2016年,国资国企改革将迎来什么样的局面?改革会首先在哪些领域取得突破?路径又会是什么?本刊采访了来自业内改革专家、资本市场和法律学界的专家,以飨读者。
“腾笼换鸟”去产能
——访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
2015年12月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改革五大任务,其中提到“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在接受《上海国资》专访时表示,2015年是开展顶层设计和解决政策导向的关键一年,着力于文件制定和统一认识,寻找改革“最大公约数”。他认为,2016年,伴随改革的实施细则逐渐落地,将是国资国企改革的关键之年。
国企改革实质是产权改革
《上海国资》:2016年国资国企改革将呈现何种趋势和特点?
李锦:2016年国资国企改革将呈现几个特点,首先,在顶层设计和政策落地之后,国资改革具体政策将相继落地;第二,供给侧改革和国资改革同步进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国内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调结构,而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去产能,目前去产能的大部分行业集中在国有企业,首当其冲的是8大行业,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这些行业的亏损日益严重。
供给侧改革是产业改革,而国企改革是产权改革,这两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供给侧改革需要国企改革的支撑,而国企改革的成果也推动供给侧改革,两者并行不悖,同步进行,存在着极大的契合点。
一个新产品的供给周期包括四个阶段,即创新阶段、发展阶段、成长阶段、消亡阶段。而国资国企改革顶层方案中的“三个一批”,即清退一批、重组一批、创新发展一批,这和“四个阶段”相契合,“三个一批”的处理过程涉及产权的合并、分立、变卖等过程。供给侧与国企改革同步进行,这个特点十分明显。
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很多产能正处于消亡阶段,对此,决策层必须果断。
在这种背景下,国企改革存在三大趋势,与2015年比较,2016年将会有明显的变化。
其一,国有投资经营公司的改革将是2016年的重点;
其二,垄断行业的放开,利用资本重组和混合所有制的方式推进;
其三,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加快金融领域的改革。商业银行与实体经济相适应,配合供给侧改革,银行如何让利和控制规模以及不良贷款,规避与亏损企业一起死亡的命运。
供给侧改革涉及国企改革虽然有很多方面,但2016年这三项改革将有明显进步。
《上海国资》:2015年12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清理处置“僵尸企业”,公布了关停和重组过剩产能的具体方案框架。如何在清理处置的过程中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
李锦:有一种说法,国有资产流失和去产能是一对矛盾。基于去产能是2016年国资国企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项目标,国企大量占用资源,员工积极性得不到发挥。不动就是最大的流失,去掉亏损过剩的产能,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再防止流失。
当然,在面临经济下行和去产能任务的并行态势下,国有“僵尸企业”关停并转的确会面临很多困难,包括员工下岗和安置问题、债务负担、历史遗留问题等,将大幅度提高企业退出的成本;此外,由于大部分去产能行业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例如钢铁、煤炭等,就业和税收等问题在去产能面前相当于“自我牺牲”,地方政府推动改革的积极性不会太高,“速度情结”“换挡焦虑”的思维定势,将延长去产能的进程。
“僵尸企业”当主要通过市场化兼并重组和依法破产两条途径进行处置,依法破产又分为重整、合并、破产清算3种具体形式。当尽量用“腾笼换鸟”而少用破产清退的方式处置相关“僵尸企业”,可以转让、转产、转型,把“鸟”放飞,换一个“好鸟”进来。
《上海国资》:目前,传统的国有企业正注重引导新型业态,例如互联网产业,您如何评价?
李锦:国有企业由“重”向“轻”转型将是2016年的重要特点。怎么理解?过去,国有企业业态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化工业领域,轻工业、商业等业态在1980年代开始逐渐改制和下放,比如电器、服装、饮料等行业多推行民营化改制,因而国有企业逐渐集中在钢铁煤炭等重工业。然而目前,轻工业、商业、旅游业及文化产业逐渐兴盛,在消费拉动的情况下,国企由重向轻转型也逐渐凸显,加入互联网等新兴业态,打造新兴工业,发展互联网、商业金融、旅游文化等,国有企业将加大向这些方面迈步,实质上是向社会消费的回归。
《上海国资》:未来如何增强垄断行业对民营资本的混改吸引力?
李锦:垄断行业的放开,主要是石油石化、电信电力等行业逐步放开。如果垄断行业是完全的资源垄断,民间资本就进不来,不能激发经营活力。以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方案即将出台,这也是目前各界十分关注的内容。
目前,中石化尝试放开下游环节的混合所有制,但民营资本参与的程度不足。民营资本的股份和国有资本的股份不成比例,一股独大的问题难以解决,更重要的是,所有权和经营权难以分离。民企最大的优势是经营机制活、效率高,然而混改过程中,民营资本如果只是出资但没有经营权,例如职业经理人依然是国企内部人员,那么,这是改革的焦点没有对准的体现。
从去年的改革形势来看,民企资本混合国企改革的热情不高,2016年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问题是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否则市场可能仍无法接受。
强调党组织的领导是必要的
《上海国资》:针对国有资本监督管理机构来说,在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之后,国资委角色将发生何种转变?
李锦:投资经营公司的权力很大,各级国资委的部分权力有可能下放到各投资经营公司手中,由原来的两层管理体制变成三层架构,市场讨论是否需要这样一个出资人机构,其实依然是需要的,但各级国资委的角色需要转变。
国资委以监管为主,授权投资经营公司,出资人代表变更为投资经营公司,由投资经营公司行使股东权力,国资委虽然是最终出资人代表,但采用的是授权的方式。国资委监督、投资经营公司管理、企业经营,形成“监、管、营”三个角色的分工。这种改革值得期待。投资经营公司2016年或将发生突破性的进展,而且投资经营公司与供给侧改革是相互影响的。
《上海国资》:22号文强调了党组织在公司治理机构的作用?
李锦:从大方向来看,强调党组织的领导是必要的,也是没有分歧的;但从具体操作来看,党委领导和董事会治理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党委领导如何有机参与公司管理中,在技巧上依然有待解决。党委是管政治思想,董事会管决策,经营层管经营,监事会管监督,“四权分立”是关键。
如果未来国资委的用人权利下放到投资经营公司,使得高管职业经理人任免与国资委、组织部脱钩,形成董事会聘任机制,将是改革的方向。2016年,聘任职业经理人的进度可能推进很快。
目前,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供给侧产业改革和国企产权改革的领导,发挥党组织在供给侧改革和国企改革中的作用,排除干扰,任务紧迫。
《上海国资》:2016年国有企业改革将面临什么样的难题?
李锦:2015年22号文出台,改革并没有什么“痛苦”,是因为只有“处方”,还没有“治疗”,而且重点是推进稳增长、控制风险。因此更为实质的改革发生在2016年,作为“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影响极大。如果2016年的阵痛期度过了,那么2017年将发生好转,2018年和2019年将稳步推进,因此2016年是决定命运之年。
对于2016年能否顺利度过阵痛期,目前还有很多未知数,关键要看国企去产能是要用“化疗”的西医还是缓和的“中医”疗法。“化疗”方法可能会把良性资源也消除,改革也绝不是简单的清除产能,而是合理过渡的方式,还是“中西结合”的方法好。
当前要避免投机取巧,要下定决心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