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战争的最后胜利,将成为执政党。但此时的毛泽东并没有陶醉,他深刻地认识到,如何使全党同志在伟大的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是我们党面临的全新的历史性课题。毛泽东经过不断地探索和思考,终于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这就是两个务必的思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一、两个务必思想的酝酿和提出
在西柏坡期间,中共中央召开过三次重要会议,我们从中可以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毛泽东“两个务必”思想的酝酿和提出的过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的政治局委员7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人,其他重要与会人员10人。这是自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自抗日战争结束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
次中央会议。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的工作,确定了党的各项工作任务,认真讨论了克服各种困难的对策和措施。报告特别强调,全党全军要在大发展的情况下,防止骄傲,重视困难,准备克服困难。会后向全党全军发出了“我党我军仍需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的伟大号召。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第二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长篇报告,讲到警惕被胜利冲昏头脑问题时,告诫大家:现在是在根本上打倒了蒋介石,至于全部消灭,还得些时间,不能轻敌,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被胜利冲昏头脑,今天更有可能,因为胜利越大,包袱越大,越容易产生骄傲。军队、地方都要注意,首先是高级干部应懂得,全国仗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也许那时会觉得打仗更容易些,经济、文化建设任务更难,不可稍有骄傲。毛泽东在总结中说,我们要进城了,应把人民对我们的感谢和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捧场区别开来,这两种情况性质不同。乡村的微生物较少,但到了城市就多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对我们的危险很大。干部应把已得到的功劳丢开,要将已取得的小成绩与未来的大任务作比较,应将打地基与盖房子作比较。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盖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的工夫。
会议期间,毛泽东已在准备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当时他给与会同志出了一个题目:“进城以后到底怎么办?”据参加这次会议的薄一波同志回忆,当时谈得较多而且较重要的意见有四条,其中两条的内容与“两个务必”有关。进城后,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经得起胜利。为了防止居功自傲、贪图享乐,一定要严定制度、严明纪律。毛泽东认真听取了同志们的意见。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开得隆重热烈,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但深谙中国国情的毛泽东预见到:“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夺取全国胜利与建设新中国的任务相比,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这里,毛泽东用“万里长征”与“第一步”的比喻,较他两个月前用“盖房子几十年”与“打地基三十年”的比喻,在完成新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上有了新的发展。他告诫全党“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还客观地估计了革命胜利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告诫全党: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一定要警惕资产阶级的侵蚀。为此,毛泽东同志再向全党敲响警钟:“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把我党早已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与“艰苦奋斗”二者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列提出来,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远见卓识,反映了继续保持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本色的历史必然性,具有鲜明的新时代的特征。
会议根据毛泽东要约法几章的提议明确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制止歌功颂德现象。以后又形成六条重要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称地名、不把中国人同马恩列斯平列。
二、两个务必思想的深刻内涵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
毛泽东首先借鉴了李自成及其农民起义军由兴而亡的演变和悲剧。1944年3月19日至3月22日,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名震华夏的《甲申三百年祭》。在这篇约两万字的史论力作中,郭沫若根据确凿的史实,一方面深刻剖析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已腐败不堪”,另一方面,对于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首领人物的功过始末作了客观的评价。指出,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实行“欲取天下以人心为本”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胜利以后骄傲、腐化从而又失去人心。
远在陕北延安的毛泽东在收阅《甲申三百年祭》全文以后敏锐地认识到该文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兴衰成败具有既现实又长远、既鲜明又重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性,立即指示全党认真学习,并明确要求: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其实,这种因胜利、因形势大好而骄侈享乐、走向失败的不只是一个李自成。翻开中国历史,大胜利带来大骄傲、大骄傲带来大失败的例子屡见不鲜。回顾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还是封建政权的更迭,历代封建王朝无一不是开国时期励精图治,甚至创造“太平盛世”,但奢靡腐化之风也随之泛滥盛行,国运由此从鼎盛走向衰亡,形成由盛而衰、始兴终亡的“周期律”。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窑洞,与党外民主人士黄炎培畅谈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和“罪己者兴,罪人者亡”的“兴亡因果律”。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从延安到西柏坡,毛泽东一直在深入思考,答案也越来越明晰,这就是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二)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自身经验并不断提高进步的政党“两个务必”就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
1.对我们党因为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而付出惨痛代价所做的深刻总结
1944年4月12日,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在这段论述中,毛泽东对我党历史上几次较大挫折进行了深刻分析,并且得出结论:骄傲自满、不求上进、不坚持艰苦奋斗是革命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如果全党在革命高潮时期,在胜利面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谦虚谨慎,那么中国革命就会少走弯路少受损失。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胜利的反而就会失败,骄傲就是两者转化的重要条件。毛泽东亲身经历了上述事件,对此有着非同一般的领悟。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为了让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两个务必”。
2.对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谦虚谨慎思想的总结
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注意培养红军干部谦虚谨慎的作风。他经常批评某些官兵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的不良倾向。1937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从哲学的高度对谦虚谨慎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起决定作用的反而是诚实和谦虚的态度。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统一战线的形成,团结党外人士投入抗战成为中共的主要任务。毛泽东把谦虚谨慎确定为处理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关系的指导思想之一。1941年11月6日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文中,毛泽东指出:“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毛泽东谦虚谨慎、虚怀若谷的风范跃然纸上。
当抗战接近胜利时,党内骄傲情绪又有所抬头。1945年4月21日,在《七大工作方针》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有九十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战;我们根据地有九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强大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好像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保持谦虚。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就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历史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过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三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在这么一大段的论述中,毛泽东从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我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骄傲与急躁的辩证关系等方面,多角度地论述了保
持谦虚谨慎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为七大的胜利召开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七大的开幕式上作了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讲演:“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谦虚谨慎的号召,把坚持谦虚谨慎确定为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进而建设新中国的重要方针。
在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对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进行了尖锐批评,他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党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毛泽东再次重申了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才能加强党内、党外团结,战胜敌人的方针,为抗战指明了方向。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毛泽东谦虚谨慎思想不断成熟,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成为“两个务必”的重要内容之一,被提高到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这是毛泽东谦虚谨慎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3.对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艰苦奋斗精神的总结
我党长期战斗在物质十分匮乏的偏远农村,同时处于强大敌人的残酷围剿之中。在这种独特的客观环境下,党只有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将革命引向成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是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培育起来的。井冈山根据地地处山区,交通极不发达,经济落后,群众生活贫困,红军后勤供给十分艰难,毛泽东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面对这种艰苦环境,毛泽东和红军指战员所持的态度是: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
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抗日根据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战胜经济困难,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毛泽东身先士卒,带头开荒种地和学习纺纱。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也都以身作则,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主力,尤其是三五九旅把往日野狼成群、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边区党和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战胜了严重困难和强大的敌人。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多次到抗大讲课,他讲政治、讲经济、讲军事、讲历史,艰苦奋斗是他讲得最多的话题之一,使来自大后方抗日根据地的革命青年受到极大的教育与鼓舞。后来,艰苦奋斗成为抗大校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深刻阐述了艰苦奋斗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把艰苦奋斗作风提高到党的历史经验高度在全党大力提倡,成为其建党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革命胜利后,靠什么巩固政权,靠什么保持无产阶级政党本色,事关党的生死存亡。毛泽东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艰苦奋斗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号召。
(三)是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
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
对于一个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确保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毛泽东一直在警告全党,一直有着忧思。无论是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提出的忧虑:“延安地瘠人贫,不如重庆物资丰富,共产党即使想搞腐败,也没有条件。如果将来抗战胜利,打下富庶之地,共产党能否将现在这种气象传袭下去?”,还是1948年1月蒋介石的悲愤:“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都促使毛泽东未雨绸缪,去探索如何让共产党人执政以后始终保持清正廉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本色。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给全党敲响警钟,郑重提出的“两个务必”,就成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一个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反”“五反”运动,坚决惩处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在做着“两个务必”的坚持与努力。毛泽东的“两个务必”主要是在针对怎样才能避免重蹈李自成覆辙,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怎样叫人们引以为戒不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样三个“必答题”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