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小平不仅历史地亲历了遵义会议，见证了遵义会议精神的伟大，而且现实地践行了遵义会议精神，推动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同时更丰富发展了遵义会议精神，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理论飞跃的历史进程，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新的精神成果。

    〔关键词〕邓小平；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精神

    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党中央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包括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这些会议要么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铺垫，要么为遵义会议成果的实现作了重大贡献，是遵义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广义的层面上，遵义会议是由一系列会议组成的。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不仅在最危急的时刻正确地改变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改变了党的思想路线，改变了党的军事路线，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也让党在集体反思中实现精神涅槃，铸就了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在今天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的时代背景下，遵义会议精神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10年9月，栗战书(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在遵义考察时指出：“遵义会议突出体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突出体现了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精神。”2011年7月，刘云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视察遵义时指出：“贵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勇于突破，敢于超越，善于转变，攻坚克难’的精神，这是推动贵州发展的宝贵财富”。2012年，石仲泉撰文认为：“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可以初步表述为：坚定信念，忠诚革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民主团结；独立自主，实现转折。”(石仲泉：《再谈遵义会议——刍议遵义会议精神》，《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亲历了遵义会议，更以其重大的人生转折见证了遵义会议精神的伟大。此后，他又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践行和弘扬了遵义会议精神，开辟了遵义会议精神的新境界。

    一、邓小平是遵义会议精神的见证者

    如果说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那么这种转折也折射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批坚持正确路线同志的人生轨迹上。邓小平在7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经历过许多坎坷，有过“三落三起”，其人生中第一次“落”与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紧密相关，此后的“起”则与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统治的终结紧密相连。作为亲历者，邓小平以其跌宕起伏的人生转折，见证了遵义会议精神的伟大。

    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是“右倾”“富农路线”“狭隘经验论”等，在讨论通过《政治决议案》等文件时，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永吉泰特委书记毛泽覃、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总前委宣传部部长古柏等，都表示不同意决议案中对毛泽东和中央苏区工作的批评。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邓小平在瑞金、“会寻安”工作时，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有较多接触，谈话和讨论问题中产生许多共识。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到瑞金后，为全面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开始对拒不执行中央路线的同志进行整治。2月，临时中央首先在福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在江西开展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矛头直指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此后，邓小平多次受到批判和打击，被诬指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其间，邓小平还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被指令到边区巡视工作和接受劳动改造，跌入人生中第一个低谷。

    但是，这种局面在遵义会议期间开始转变。1934年10月，邓小平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随中央红军长征。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战士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迭次失利、濒于绝境，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中央红军转兵贵州，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力量逐渐积聚，为遵义会议的正式召开作了很好的铺垫。在此背景下，邓小平的人生命运也开始发生重要转折。黎平会议之后，邓小平从《红星》报主编的岗位调任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首长的生活、会议记录和警卫工作。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后得到十余天的休整，中央决定在此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邓小平进入遵义后和毛泽东等住在一起，参与会议筹备工作。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正式召开，邓小平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邓小平因抵制和反对“左”倾错误而遭到打击的历史，成了他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证明。因此，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的批判，从实质上取消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强加在邓小平头上的各种“帽子”。此后，随着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的确立，邓小平进一步得到中央的信任和重视，于1935年6月调任红1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进入作战第一线。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邓小平的地位不断上升，先后担任红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29师政委，直至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或许是人生的重要转折，所以更加刻骨铭心。1958年11月18日，邓小平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穿过陈列室，踏上窄小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间，邓小平同志看到房间依旧是当年的摆设样子，使他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肯定的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石永言：《邓小平与遵义会议》，《贵州文史天地》1994年第3期。)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在多个场合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1943年，他在《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8页。)1962年，他又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0页。)这种评价本身，代表了邓小平对遵义会议所铸就的精神成果的深刻认识。

    二、邓小平是遵义会议精神的践行者

    邓小平不仅见证了遵义会议精神的力量，而且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践行了遵义会议精神，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挑战“两个凡是”，推动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极大的勇气挑战“两个凡是”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遵义会议很重要的精神特质。从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在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统治下，革命力量曾遭受巨大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遵义会议，坚持真理，及时地修正“左”倾错误，全面开启了党依靠自己的力量修正自己的错误的良好传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路线，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学好文件抓住纲》，《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两个凡是”的实质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将大大延缓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对此，作为遵义会议的亲历者，邓小平秉持遵义会议的光荣传统，以极大的理论勇气率先反对“两个凡是”。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就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这里所谓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更不能拘泥于毛泽东的某些只言片语。这显然是对“两个凡是”的勇敢挑战。当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讲话，仍然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讲话，成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先声。此后，邓小平又推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等系列重要会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现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伟大转折。

    1981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完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坚持民主团结，以健康的风气推动实现拨乱反正

    恢复党内民主、营造健康的党内生活是遵义会议另一个重要精神特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统治者不仅实行思想上的主观主义，而且搞政治上的宗派主义，压制党内的思想民主，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残酷镇压、无情打击，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党内生活，是遵义会议彻底纠正了这一不良风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党内生活的再次被破坏，邓小平秉承遵义会议开启的良好风气，逐渐恢复党内的思想民主。1978年下半年，面对“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激烈交锋，邓小平连续发表重要讲话，支持和指导开展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并同中宣部负责人谈话，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此后又同胡耀邦谈话，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45页。)。当年11月至12月，经邓小平提议，为期40多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对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邓小平在闭幕式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等等。讲话不仅是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总结，实际上还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衷心拥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参照当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重点解决军事路线问题的做法，首先解决当时最迫切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政治思想问题的解决和中央最高层的人事调整是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才最终完成的。拨乱反正过程中，邓小平理论也在逐渐孕育和形成。历史地看，正是因为遵义会议积淀了党内健康的政治风气，而邓小平传承了这种好风气，才推动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

    （三）坚持独立自主，以极大的自信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独立自主地开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遵义会议又一个重要精神特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通过井冈山、中央苏区的实践，一直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只是这种探索后来被“左”倾错误统治否定了。是遵义会议对这种否定给予再否定，全面开创了独立自主地用中国办法解决中国问题的新局面，全面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遵义会议开启了面对危局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勇闯新路的好传统，不仅肯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自信，而且肯定了“山沟里也能出马列主义”的理论自信。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在破除“两个凡是”的同时，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课题，秉持遵义会议开启的好传统，保持定力、坚定信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1982年9月1日，他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页。)从这个意义上讲，是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成就了邓小平的道路自信，使这个伟大的政治家既不封闭僵化，也不全盘西化，而是从实际出发谱写中国道路的新篇章。

    三、邓小平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发展者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牢牢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遵义会议精神的核心要素，并加以突出强调和大力弘扬，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理论飞跃的历史进程，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新的精神成果。

    回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很早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但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只是在中国革命的局部发挥有限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的肯定，更不可能上升为指导全党的思想路线。第五次反“围剿”血的教训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左”倾教条主义，开始直面惨淡的现实。遵义会议等系列会议，不仅对“左”倾错误的军事领导和指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而且坚持实事求是，及时根据变化了的敌情调整作战部署，取得了四渡赤水和整个长征的伟大胜利，并最终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历史地看，尽管早期的井冈山斗争、中央苏区革命实践中也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要素，但都没有像在遵义会议上这样，使“实事求是”的地位得到突出强调和充分肯定，并最终上升为全党的思想路线。而且正是坚持实事求是，才真正形成了民主团结、顾全大局的良好氛围，才真正独立自主地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最可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正是牢牢地抓住了这一点，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将其重申、强调为党的思想路线，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理论飞跃的历史进程，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实事求是”也因此成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之一，“实事求是”这一遵义会议精神的核心要素，也即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中得以发展和丰富。

    实事求是成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要从根本上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且需要正确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实事求是。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中指出：“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7页。)1978年9月16日，他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中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6页。)1978年12月，他又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邓小平用“实事求是”这个理论武器挑战“两个凡是”思想禁锢的历史起点，同时成为他开创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新起点。

    实事求是成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逻辑主线。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我们才能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开创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正是坚持了实事求是，邓小平才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坚持了实事求是，邓小平才在直接指导十三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系统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总体“轮廓”；正是坚持了实事求是，邓小平才在1992年春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时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三个有利于”等，强调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动摇，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9页。)显然，坚持实事求是成为一条逻辑主线，贯穿于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邓小平理论的全过程。

    实事求是成为邓小平理论发展的重要法宝。邓小平去世后，党充分运用实事求是这个重要法宝，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领导党和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着力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创立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我们才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党的十八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科学阐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丰富内涵，着重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深切体会到在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更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因为，遵义会议精神就是探索中国道路、追逐中国梦过程中的精神创造，是中国精神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集中体现。“它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历史参照；它作为民族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提供了历史之镜。”
(石仲泉：《再谈遵义会议——刍议遵义会议精神》，《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笔者相信，党一定会在遵义会议精神的弘扬中，引领中国人民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