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会议后，红军强渡乌江，挺进遵义。1935年1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进了遵义新城古寺巷黔军旅长易少荃的住宅里。晚上，周恩来赶了过来。查看了他们的宿营地，向他们通报了遵义及周围的敌情、民情和社会情况以及红军的部署安排。同时，周恩来还带来一些军委二局侦听电台截获的敌人电报抄件，并就军委纵队在遵义的活动日程征求他们的意见。周恩来此行更为重要的事项，是来找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商定将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内容、范围及可能的组织调整方案。据周恩来警卫员说，进入遵义城来，为筹备会议，他忙得连打盹的时间都没有了。
      看到周恩来一脸的疲惫，王稼祥关切地说：“恩来同志，你可不能累垮呀！”

      毛泽东鼓励说：“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心志，苦其筋骨……”
      见周恩来行色匆匆，张闻天打断了毛泽东的话题道：“抓紧时间，商议正事吧，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也打断张闻天说：“我看这次会议应该扩大范围，除了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把军委的负责同志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人都请来参加。他们都处在斗争第一线，应该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毛泽东向周恩来道：“你说是不是？”

      周恩来看了看张闻天、王稼祥道：“我看可以吧，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同志已经在遵义了，三军团也不远，用电话通知就行，五军团可以发个报，就是九军团的同志怕赶不来。”他又问张闻天道：“你的意思呢？”
      张闻天道：“不一定都来嘛，来几个就行，还是以政治局成员为主。”
      毛泽东说：“那就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军团的同志能来几个就几个，根据实际情况定。”⑴
      ……
      上述情况，据毛泽东身边秘书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二十多年后曾在一次党内高层小范围的谈话中也作类似的回顾：
      “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这样，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我、王稼祥、张闻天，三票；他们那边是四票，一票是博古，一票是李德，加上另两位。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会，一直是三票对四票。后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就说，老是三票对四票下去不行，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⑵ 
      正如毛泽东回顾中所说，在毛泽东的首先提议，张闻天、王稼祥的附议支持，以及周恩来的共同努力下，博古同意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确定于1935年1月15日正式召开。除参加中央红军的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领导同志也出席了会议。⑶

      而“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称谓，也是毛泽东于1941年最先“缩短”简称为“遵义会议”的。1941年，为了继遵义会议批判了王明“左”倾军事路线之后，对其“左”倾政治路线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总结和清算，以帮助党内同志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六大以来》一书的编辑工作。据参与《六大以来》编辑工作、主管档案的裴桐回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括号中“遵义会议”几个字就是毛泽东亲自写的。⑷

      又据胡乔木回忆：毛主席对文件的审核是很认真的。他不仅把每篇文献都通读一遍，而且对某些文献的题目作过修改，如将《请看！！！反日战争何时能够取得胜利？》改为《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或者在原有文献的标题后加个简单的题注，如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后用括号加上了“遵义会议决议”几个字。这样使人们对文件的内容更加一目了然。⑸
      伴随着《六大以来》一书在全党的普及和影响，经毛泽东最先亲笔题注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简称“遵义会议”，已深深地扎根到人们心中，越来越焕发出彪炳史册的光芒。
 
注释：
⑴卢弘著：《解谜李德与长征》第246-247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⑵《叶永烈采访手记》第596-59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
⑶曲爱国、张从田著：《长征记》第101页，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
⑷《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第12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⑸《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本文选自作者所著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的《遵义会议100“趣”》一书，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