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强

[摘要]研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创作原因，要以其创作时期的相关文献为依据。这既包括刘少奇1939年7月8日、12日分两次为马列学院学员演讲基础上形成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党内团结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执行》，也包括《修养》大纲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发展》大纲。解决党内存在的与党的“先锋队”性质不相符的问题，是刘少奇创作《修养》的总根源。具体原因则包括：党内思想意识问题；政治路线问题；组织纪律问题；理论薄弱问题；党内政治文化问题；党内生活问题。作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科书”，《修养》所指出的问题及其提供的解决方案，对于我们今天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文本依据；党的建设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修养》）这部1939年问世的经典著作，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探求其创作原因，对于理解这部经典著作大有裨益。几十年来，人们对《修养》的学习和研究虽多少涉及其创作原因，但未见专题研究，所以尚有深入研讨的必要。

 

一、《修养》的创作发表与研讨的文本依据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11月6日，会议讨论通过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等三个决定。会后，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前往河南竹沟，筹建中原局。在驻足渑池期间，他撰写了共产党员修养报告大纲【参见《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4页。】，并在豫西省委举办的干部培训班上第一次作了报告。1939年3月，刘少奇回延安汇报工作。7月，马列学院邀请刘少奇讲课。刘少奇表示，他可以讲讲共产党员的修养。

 

        1939年7月8日、12日，刘少奇分两次为马列学院学员演讲“共产党员的修养”。其中，7月8日讲“绪论”和“党员思想意识的修养”，7月12日讲“党内团结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执行”。这次演讲在延安反响热烈。张闻天请刘少奇把演讲稿整理出来，在《解放》周刊上发表。由于时间紧，刘少奇只整理完7月8日演讲。毛泽东审阅了《解放》编辑送审的稿件，认为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参见《吴亮平文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366页。】

 

        1939年8月20日至9月20日，《解放》周刊第81期、第82期、第83、84期合刊连载了刘少奇7月8日演讲，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1月7日，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修养》单行本。这个单行本与《解放》杂志版本基本相同，51000多字，包括第一章“绪论”四节、第二章“党员思想意识的修养”六节。

 

        1949年和1962年，刘少奇两次修订《修养》，对1939年版作了较大改动。1980年刘少奇平反后，《修养》又依据1962年版订正重印，这也是人们今天常常学习、研究的版本。

 

         1939年7月12日的演讲，刘少奇只整理了一部分，生前没有发表，直到1991年被收入《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一书而面世，题为《党内团结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参见《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169—205页。】。

 

        从《修养》的创作、发表、初版、修订再版的全过程来看，《解放》周刊所载《修养》和《刘少奇论党的建设》所收《党内团结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合并起来【因引用较多，出自这两部文献的引文，本文不再加注。】，就接近于刘少奇1939年演讲时的内容原貌。这是本文研讨《修养》创作原因的文本依据。

 

二、以两份大纲为对象的考察

 

        在《修养》的创作过程中，除了《解放》周刊和《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发表的内容外，刘少奇写于渑池的《修养》大纲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发展》大纲，也是两份不可忽视的文献。

 

        《修养》大纲是《修养》创作过程中的第一篇重要文献。大纲列有两大问题：“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几个问题”。前者以确立和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为主题，拟论述“修养的基本条件”“共产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空前艰苦的事业”“同志中对共产主义事业之伟大与困难的认识”“总结”四个问题。后者围绕民主集中制，拟论述“党的民主集中制之基本原则”“但常有同志提出条件”“两个正面的事例”“帮助领导机关与领导机关民主的工作作风”四个问题。

 

经过比对，《解放》周刊发表的《修养》比上述大纲发生较大变化。首先在两大问题之前，增加了“绪论”，着重阐明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在“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并未局限于大纲所拟主题，而以“党员思想意识修养”为中心，增加“错误思想意识举例”“党内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以及“在政治上展开我们的思想”等，内容更加丰富，结构也有调整。此外，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论述，结构和内容均有调整，增加了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等。这说明从撰写大纲到发表的九个月时间里，刘少奇对修养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完善。

 

在撰写《修养》大纲前后，刘少奇还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发展》【参见《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5—68页。】大纲。大纲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国内外条件和过程，以及党在大革命、秘密工作、苏区、抗日战争等几个时期的发展情况，总结了经验教训。这份大纲不但是刘少奇对于党的历史所作的初步但系统的总结，也蕴含着他对党内诸多问题的深刻思考。它为创作《修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准备，这表现在《修养》中基于对党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援用大量实例，论述共产党员修养诸问题。

 

三、以党内问题为视角的考察

 

        客观地说，《修养》的创作原因很多。但就其本身内容来看，它首先而且主要是针对党内曾经或者仍然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同党的内在规定性相悖的。在《修养》创作时期，这个规定性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9页。】的性质，以及“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的自身建设任务。凡是不符合这个规定性的思想和行为，必然在党内引起种种问题。这是刘少奇创作《修养》的总根源。

 

        《修养》主要针对以下六个具体问题：第一，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第二，党内尤其是中央领导层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第三，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现象，主要是破坏党的团结统一、无视党中央权威和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错误言行；第四，理论薄弱；第五，违背共产主义精神和道德的歪风邪气；第六，党内生活尤其是党内斗争中的错误态度和行为。这六个问题，也可说是《修养》创作的具体原因。

 

（一）党内思想意识问题：坚持思想建党原则，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刘少奇创作《修养》，与党员的队伍状况尤其是思想状况密切相关。当时，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党的队伍迅速扩大。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定“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187页。】。到1938年底，党员数量从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发展到50多万人。【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07—508页。】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首先，新党员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入党时缺乏必要的思想教育，尤其缺少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其次，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涌入党内。部分地区经过“发展党的突击运动”，党员成分复杂，有一部分党员“实际上是同情者”，还有“许多普通抗日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甚至有“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总之，“党的组织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和党的组织之巩固程度大大受到损害”【《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8—219页。】。为切实解决这个问题，中共中央于1939年8月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重申思想建党原则，指出“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王稼祥选集》，第220页。】。

 

         党内思想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促使刘少奇思考加强党内思想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修养》分析了当时党内的思想状况，认为如果以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来测量，则“有一些党员和干部，还不合于这些标准，还存在着各种各色的或多或少的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修养》用两节篇幅，列举六种党内错误思想意识，主要是：入党动机不纯，较浓厚的个人主义与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个人领袖欲望与虚荣心等，少数人有浓厚的剥削阶级意识，官僚主义及缺乏共产主义的伟大气魄和远大眼光，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动摇性以及流氓无产阶级、破产农民的破坏性等。这些思想意识，“或多或少的反映着社会中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以至没落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有这些思想的人，“没有清楚而确定的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与艰苦，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因此，在转折关头，“他们中之某些人要发生一些动摇与变化”。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思想意识“有的时候就发展起来，系统的暴露在党内各种原则问题上，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和党内斗争中”，发展到高峰时，“甚至暂时的支配着党的主要领导部分或重要领导部分”。

 

        《修养》贯彻1929年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原则，使它在党员个人修养方面具体化。《修养》强调，首先要加强党员在思想意识上的锻炼和修养，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和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增进与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这是一切其他修养的基础。共产党员在思想意识上必须首先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基本的责任，“共产党员，是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奋斗目标，同时，还有最切实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实际工作”。而加强修养的目标，“就是要我们在基本上锻炼成为一个忠诚而纯洁的前进的模范党员和干部”。“忠诚”“纯洁”“前进”，深刻阐释了共产党员先进性纯洁性这个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

 

（二）政治路线问题：必须把思想锻炼和修养的重心放在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路线上来

 

        1939年版《修养》的第六部分，专论党员在政治路线上的修养问题。这部分内容在1949年修订时被删掉，1962年修订再版时亦未恢复（1980年根据1962年版重印）。1991年《刘少奇论党的建设》首次发表了1939年7月12日演讲所论政治路线的内容。这部分内容非常有价值，它极有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员在政治路线上的修养问题，反映了刘少奇对政治路线问题的深刻思考。这与当时党内在政治路线上的争论密切相关，是《修养》创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1935年12月，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已经系统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问题。随后，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论新阶段》等著作中，多次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8页。】问题，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0页。】“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5页。】

 

        但是，毛泽东等关于政治路线的正确主张，受到王明等人的严重干扰。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他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鼓吹“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提出一系列右倾错误主张：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干扰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王明“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9页。】，尤以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十二月会议）上的表现最甚。毛泽东后来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王明的错误言行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行动一致，严重危及中央权威、政令畅通。所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严正指出：“团结的要点是政治上的一致。”【《毛泽东传》（二），第523页。】

 

        对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刘少奇始终坚决抵制。他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地主张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争取领导权，这表现在他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等著作中，表现在十二月会议上他顶着被王明点名批评的压力而据理力争的行动中，表现在他领导北方局、中原局，开辟华北、发展华中敌后抗战新局面的斗争中。

  

        针对党内在政治路线问题上的争论，《修养》强调：“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最完全最具体的表现在无产阶级对于当时政治斗争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之上，表现在对于当时政治斗争所采取的方针和路线之上。”所以，刘少奇在7月8日演讲中讲完“思想意识修养”问题后，又特别论述“在政治上展开我们的思想”问题。7月12日演讲再次论述政治路线问题。这两次论述，深刻阐释了政治路线对党的决定意义，指出：政治路线是党决定一切（包括组织任务、斗争方式、干部政策、党内关系等）的根据；“思想的统一，正确的一致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党的团结统一的前提和首要条件。所以，党“必须首先注意不要在政治上犯错误，尤其是路线上的错误”；党员也“必须坚决站在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上进行斗争”，这“才是品质兼优的共产党员”。总之，“我们在思想上的锻炼和修养，必须首先着重的为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进行斗争”。

 

（三）组织纪律问题：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中央权威

 

        《修养》重点论述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问题，主要针对历史上尤其是当时党内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现象。尤其在抗战初期，王明“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毛泽东传》（二），第515页。】，不尊重、不服从遵义会议确立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期间，王明的错误主张和做法，使毛泽东受到“孤立”。【参见《毛泽东传》（二），第513页。】王明在武汉工作期间，置中共中央于不顾，不服从中央决定，公开发表同中央不一致的意见，擅自以中央或毛泽东名义发表文件，拒不遵守纪律等。直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明确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问题【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第519页。】，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变。刘少奇在为六届六中全会起草党规党法的工作中，以民主集中制原则贯穿文件始终，就是针对王明严重违背组织原则和纪律、违反民主集中制的一系列错误做法而来的。而从思想的延续性和连贯性来看，更进一步地，这也成为刘少奇创作《修养》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在7月12日演讲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现在来讲：党员在党的组织和纪律方面的自我修养。题目或者可以叫做《党内团结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执行》。这，我也是就中国党内某些现象来说的。”

 

         刘少奇在主持起草党规党法过程中对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思考，为撰写《修养》作了重要准备。1938年9月，他多次建议“党内要制定一种党规”，本着“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在组织上、党规上保证党的团结。【参见《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36页。】这个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支持。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在听取刘少奇所作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后，讨论通过他主持起草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等三个决定。这三个决定和刘少奇报告，首次把民主集中制原则概括为“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59—60页。】。这些文件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全党尤其是各级党组织执行民主集中制、维护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作了严格规定。这些思考和实践，是《修养》的重要思想源头。它表现为：刘少奇不但在提纲中把“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几个问题”【《刘少奇论党的建设》，72—74页。】列为两大问题之一，而且演讲中常常根据党规党法的有关规定，批评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行为。【参见《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180、188、201页。】

 

        《修养》一一批驳党内在民主集中制上的错误观点，主要是四种“条件论”。针对“以政治上是否正确为条件”，指出：必须“使党的组织与行动不因党内一时的部分的政治上原则上意见的不同与争论而发生分裂和瓦解的危险，所以必须有组织上的绝对服从”。针对“以工作和领导能力的强弱为条件”，指出：必须“服从组织，同时又积极推动组织前进”。针对“以党内资格深浅及地位高低为条件”，指出：“不能容许在党内有任何不服从组织与纪律的‘特殊人物’”。针对“以态度好否”，“有无成见等等为条件”，指出：“这是一种无原则的少数人的私人结合，这是党内小组织的萌芽。”“这种少数人的团结，彼此互相照顾，而不以党的利益与工作为中心，必然要妨害整个党的团结和统一。这种情况发展起来，可以最大的妨害党破坏党。”

 

        《修养》站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中央权威的高度，深刻论述民主集中制问题，认为，“党的中央及全党对于中央的关系之正确与适当的建立，是团结全党的中心关键”，强调全党必须“绝对服从”中央统一领导、“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和决定，“我们的党员不能跟着任何人反中央，反国际，以及在基本上反党”。所以，党员必须加强组织纪律上的修养。一方面，“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多数、组织、上级与中央”；另一方面，“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也必须能够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这两方面有机结合，才能“达到党内团结与统一的巩固”。

 

（四）理论薄弱问题：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以马列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思想意识修养

 

        在党的历史上，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薄弱，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出现过种种错误、偏差，党内斗争发生过机械、过火、无情打击的错误和偏向。刘少奇说：“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在中国革命胜利时，他仍认为“各项工作做得很好，但理论工作却是很薄弱的一环”【《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在抗战初期，“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还说不到普遍与深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50页。】，理论上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比较普遍，甚至马列学院的多数学员，“对马列主义原理、党的建设、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等重大问题，大都朦朦胧胧、一知半解”【《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页。】。理论薄弱不但使人难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和解决问题，而且容易受到“左”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王明就是一个典型，“当时他的一些观点还并非完全没有市场，有些人听了他口若悬河的演讲之后，还受到迷惑，认为他了不起，理论上有一套”【《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1—12页。】。然而有些人看不到这种危害，甚至认为，“坚定而纯洁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立场，对于一个共产党员之了解与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没有关系的”。

 

        理论薄弱严重影响着党担负的民族解放和复兴的历史重任。所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号召全党提高“马克思主义的修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指南”，进而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任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50页。】党内理论薄弱的状况和毛泽东的号召，是刘少奇撰写《修养》的重要原因之一。

 

        《修养》专列一小节，论述马列主义理论与党员思想意识修养的关系。刘少奇认为，党员要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如果没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我们的思想就要失去指导”。同时，必须把马列主义作为行动指南而不是教条，坚决肃清“理论与实际的脱离”这个“最大祸害”，“站在马列主义的坚定的立场，掌握马列主义的方法，身体力行，活泼地去指导一切的革命斗争”。他特别指出：共产党员需要进行各方面修养，“首先要有马列主义理论的修养，以及在实践中运用这种理论的修养”。这个观点从撰写大纲、发表，直到后来修订再版，始终没有改变。1962年再版时，刘少奇甚至认为，初版对理论修养的阐述不够充分，所以在“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一节中，新增约3800字，是增补最多的部分。

 

（五）党内政治文化问题：提倡正气，反对邪气，以共产主义精神和道德为导向，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毛泽东认为《修养》是“提倡正气，反对邪气”的好文章。这是对《修养》的中肯评价和积极回应。这为探讨《修养》创作的原因提供了一个视角：以共产主义精神和道德为导向，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修养》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产生并生活在中国社会中，然而社会中存在的“各种恶浊的东西”和“各种黑暗的落后的东西到党内来”，使党内存在一些歪风邪气。《修养》列举的党内六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便是这些歪风邪气的集中体现。那么，共产党内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应该是以共产主义精神和道德为导向的政治文化。《修养》指出：“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退化的、保护个人及少数剥削者的利益之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与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出于水火、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之利益的前进的基础上。”共产主义精神和道德的要点有：“对于自己的兄弟有伟大的互助精神，牢固的团结精神，真正的平等精神”；“根本不承认任何人有任何特权”；“对自己严格，对同志宽大”；“有坚定的严格的原则立场，光明、正直而严肃的态度”；等等。《修养》指出：“这一些是现今社会中人类的正气。共产党就是表示人类正气的。我们要发扬和提高这种正气去克服一切的邪气”，“逐渐清除社会中各种黑暗的落后的东西”，而“不同流合污被同化”。【《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72页。】

 

        这种党内政治文化，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一方面，共产党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先进组织，不是“图谋党员私利的、狭义的、行会主义的小团体”，“除开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的利益外，共产党就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另一方面，共产党员是“有很好共产主义道德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同时具有严格而清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与阶级性）”。在党内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就是要“拿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了解，及党员与党的利益之正确关系的建立为标准，来测量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党员，应对一切同志、革命者、劳动人民表示忠诚热爱，有严格立场、最勇敢，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和方法，最诚恳、坦白和愉快，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为最高原则。

 

（六）党内生活问题：必须使党内生活走到正常的健全的境地，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

 

        党内生活问题的提出，源于历史上党内生活中许多不正常、不健康甚至错误的现象，主要是党内斗争的机械过火、惩办主义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左”倾思想在中央占据领导的情况下，由于在工人运动、白区工作上坚持正确主张，刘少奇曾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者”之名，横遭批评和打击。这使他得到“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锻炼和修养”，也促使他深入思考党内生活问题。这在《修养》中有所体现。

 

        《修养》大纲明确提出，必须在组织内部开展“严格的团体生活”【《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72页。】。一方面，“党内斗争，是整个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党内无原则的纠纷，我们是在根本上反对的。党也是在根本上禁止的”。他尖锐批评党内生活中曾经发生和仍然存在的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尤其是几种错误态度。例如，“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党内自由主义，尤以“两面三刀”“非驴非马”为甚；“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惩办主义”；等等。此外，他还批评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在党内生活中的错误思想和做法。例如，不服从决议和党内纪律、条规，不允许党员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不允许党员批评领导机关及领导人，干涉下级组织对具体问题的处理等。

 

        怎样正确开展正常、健康、严格的党内生活？《修养》提出，必须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方面，所有党员必须绝对执行民主集中制，绝对服从组织、上级和中央。另一方面，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必须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要采用尽可能的方式去实现党内的民主生活，要有充分民主的工作精神”。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使党内生活走到正常的健全的境地，巩固党内的团结和统一”。

 

四、小结

 

        从上述分析可见，一部经典文献的产生，固然有偶然因素，但也孕育于历史的必然之中。它既同创作者的个人经历、实践经验、理论思考密切相关，也与时代背景、面临问题、现实要求紧密相连。而文献所针对的问题，始终是其创作的根本原因。

 

        《修养》这部经典文献，被人们称为“党的入门教科书”【《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和“深入共产党员之心的书”【《缅怀刘少奇》，第290页。】。习近平高度评价《修养》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科书”【《人民日报》2015年7月9日。】。它所指出、针对的问题及其提供的解决方案，对于我们今天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作者：王玉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