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风范相结合而产生的。它的内容丰富、源远流长。人们对其内容的表述方式虽不尽相同，但它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却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即：为崇高革命理想自觉献身的精神；紧密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民主、团结的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结晶，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与延安精神的形成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他不仅是延安精神的缔造者，也是延安精神的实践者，是延安精神的杰出代表。
一、毛泽东一贯重视民族精神作用的观点，是他倡导培育延安精神的基础
任何新的先进的民族精神形态的出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必然扎根于传统的民族精神形态之中，既是对传统民族精神的一种继承和发扬，又是对传统精神的一种批判和扬弃，从而超越传统精神，升华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形态。而这种进步的民族精神的萌生，总是在一个先进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延安精神正是毛泽东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精神文明继承、扬弃、提炼、升华的结果。所以延安精神既有着强烈的时代性，又有着明显的民族特色。
首先，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强调了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上，他既肯定物质的第一性，即“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又十分重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即“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他把这种规律概括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①。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人不只要运用“武器的批判”，而且还必须掌握“批判的武器”，二者缺一不可。正如马克思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挖掘民族精神的精华，使之上升为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革命精神，作为战胜敌人的精神武器。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到延安精神的培育和发扬，无不渗透着毛泽东的心血。他一再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指出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③他认为，中国人民普遍觉醒之日，也就是反动派灭亡之时。
第二，延安精神是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科学总结和升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必然是爱国主义者，毛泽东更是如此。他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灿烂文化而十分自豪地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④毛泽东热情赞颂了中华民族发达的文明和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富有革命精神的光荣传统。从毛泽东所缔造的延安精神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上述中华民族优秀精神文明挖掘、继承、提炼、改造的痕迹。
第三，毛泽东在孜孜搜寻着中国新人格。延安时期的张思德，解放战争时期的刘胡兰，建国后的雷锋都是毛泽东肯定了的中国新人格的典型。而他认为作为中国新人格的最完美的典型，当推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1937年10月19日他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论鲁迅》的著名讲话，肯定了鲁迅先生的政治远见，以及他的斗争精神、牺牲精神。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⑤“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⑥“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⑦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给陕北公学题词说：“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⑧。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勾画出了自己所期望的中国新人格的形象，其目的就是要造就一大批使中华民族崛起的新人，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的脊梁。
第四，毛泽东对共产党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员，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因此毛泽东对其有更高的要求，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⑨又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若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⑩毛泽东认为，广大党员的带头作用将对一种新的革命精神的形成起十分巨大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立场出发，结合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站在哲学的高度，以大文化的视野努力地探索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渊薮，深刻地总结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科学地提出了理想人格的标准，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文化基础。
二、毛泽东是延安精神的倡导者、培育者
延安精神的形成，是毛泽东在先进认识论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精心地培育和敏锐地捕捉了广大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中闪烁着时代光芒的精神火花，并且从理论上及时、认真、系统、科学地予以总结。延安精神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其内涵博大而精深。从抗日战争开始到抗战胜利为止，前后8年时间，是延安精神从孕育到逐步形成以至自成体系的时期，期间它的方方面面无不体现着毛泽东苦心孤旨的惨淡经营，浸透着他无量的心血。
“抗大精神”：即为崇高理想英勇奋斗的精神，这是毛泽东构建的延安精神的主线与灵魂。为了给抗日战争造就一大批杰出人才，延安时期，我们党曾先后创办了20多所院校，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是其突出代表。毛泽东把办好抗大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来抓。1938年3月。他为抗大亲笔提词，规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11)对此，他又作了深刻的阐发，指出：“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2)要求人民军队的干部，在军事政治斗争中，要善于依据敌我具体情况的变化，采取与敌人斗争的各种不同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还运用了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人物作比喻，充分肯定了唐僧去西天取经的坚定意志，猪八戒的吃苦精神，孙猴子的机动灵活性以及唐僧那匹小白马任劳任怨、朴素、踏实的作风。从而生动地说明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毛泽东的这些理论，为抗大建设指明了方向。而“抗大精神”既体现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社会方向，又体现了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献身的精神，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延安整风精神：它包括言之有理的科学精神和行之有效的务实精神，即理论联系实际，言行一致的实事求是精神。这是延安精神的思想理论基础和重要内容。毛泽东亲自领导了从1941年5月开始到1944年4月结束的历时3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主旨是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宣传学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树立实事求是的权威。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借用中国原指治学态度的一句古语，对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基本要求的通俗表述。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3)这里毛泽东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精辟地表达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贯穿于延安整风的全过程中，使共产党人在整风中实事求是地修正了错误，实事求是地整顿了“三风”，实事求是地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从而使延安时期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光辉的时期之一。
南泥湾精神：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主体精神和创造精神。这是毛泽东注入延安精神的根本特色。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特别是1941年和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其侵华的主要军事力量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国民党则一次又一次地搞反共摩擦，掀起反共高潮。从1940年冬天起完全断绝了我党我军的抗日经费，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陕甘宁边区“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14)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为了坚持持久战，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会上尖锐地指出：在困难面前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他还说：“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着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吗？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类子孙连这点聪明都没有呢？……总之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15)毛泽东又要求：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为了指导这场关系解放区生死存亡的大生产运动，在此期间，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论合作社》以及《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一系列文章。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指引下，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其中一二○师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最为典型，全体官兵经过两年奋战，创造了“陕北的好江南”。毛泽东表扬说：“在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中，以三五九旅的生产自给做得比较好些”。他还给旅长王震题词：“有创造精神”。1943年9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时高兴地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南泥湾精神充分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
延安县精神：即布尔什维克精神(马列主义精神和无产阶级精神)。1941年2月毛泽东对延安县的工作进行了表扬，并对延安县同志的精神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他指出：“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象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的，就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毛泽东“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16)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延安精神的基本概念。
白求恩精神和张思德精神：即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毫不利己，专利利人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白求恩和张思德是延安时期知名度相当高的两个模范人物。他们两人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毛泽东为他们都写了纪念文章。在1939年12月写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称赞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以身殉职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的表现，号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17)1944年，在追悼因烧炭时炭窑崩塌而壮烈牺牲的张思德的会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称“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白求思、张思德的共同特点，就是在他们身上都闪烁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精神。毛泽东号召“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18)经毛泽东的表彰和提倡，白求恩和张思德成为延安时期人们学习的两面旗帜，建国以后，更是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学习榜样，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延安精神这五个主要基本组成部分，经过毛泽东从理论上的系统总结，融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延安精神就实际形成了。到了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对延安精神又作了高度的概括，他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9)延安精神成了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克敌制胜的强大精神武器，也使饱经忧患，备受艰苦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未来和希望。
三、毛泽东是延安精神的身体力行者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履践笃行，言传身教，以无量的心血，创造培育了延安精神；并以榜样的力量，躬行实践，成为延安精神当之无愧的身体力行者。
毛泽东不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倡导者，而且是这一思想的践行家。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处理党政军民大计的繁忙工作中，总是挤出时间接触群众。在田畔、街头，在杨家岭故居，他经常与群众交谈，询问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在生产季节，他多次领导中央机关的同志帮助附近农民收割、耕种。即使在转战陕北，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中，也处处关心群众利益，指示身边同志帮助群众生产，组织群众安全撤退与转移。毛泽东坚持与农民交朋友，多次为农民祝寿。他为枣园乡群众拜年的故事，至今还为陕北人民津津乐道。
毛泽东是十分重视人民群众批评意见的光辉典范。1941年6月，安塞一农民对征购公粮过重不满，散布了攻击毛泽东的言论。一些同志对此十分反感，主张抓起来。而毛泽东却从这些言论中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提出减轻征粮任务，并派出秧歌队去安塞慰问演出。同年11月，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后，毛泽东十分高兴地予以采纳，并把这个主张作为我们党克服当时困难的十大政策之一。
毛泽东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杰出代表。在其革命生涯中，他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延安时期，他先后撰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光辉篇章，系统地阐述了调查研究的意义、目的、态度和方法，使我党调查研究理论更加系统完备。在实际工作中，他更是处处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1941年秋，毛泽东在一次农业展览会上会见了劳动模范郝光华，毛泽东问他一些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郝光华一时没回答出。毛泽东就和蔼地将他从别的老农那里了解的情况仔细地告诉郝光华。郝又惊又喜，打心眼里敬佩毛泽东。
毛泽东也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楷模。延安时期毛泽东省吃俭用，艰苦朴素的故事很多。建国后，作为领导这一伟大时代跨越的胜利者毛泽东，毫不羡慕封建帝王的一套物质和精神享受，一生过着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进京后至1966年，他长期住在中南海丰泽园一所简单的四合院里，房内没有豪华的摆设，唯有老式的家具和大量的书籍，四张用了十几年的沙发，绿色灯芯绒的坐垫和靠背早已磨光，木架扶手的油漆已经脱落，盖了10多年的毛巾被上层层叠叠的缀满了60多块补丁。据说他进城后一直未用过香皂，就连一个空火柴盒也舍不得扔掉，涂上磷硝水继续使用。
毛泽东是带头参加大生产运动的表率。大生产运动时，毛泽东坚持要给自己分一亩开荒地的任务。一些同志考虑到毛泽东日理万机，肩负领导全党的重任，不主张给他分配开荒任务。毛泽东却坚持在自己办公门前划出一亩荒地，他每天在办公疲劳休息时用撅头垦地，结果还多垦了几分地。从以上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延安时期缔造延安精神的毛泽东本人，可以说就是延安精神的化身。至今他之所以还受到中国人民无限的崇敬和深切的怀念，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在他身上更多地闪烁着延安精神的火花。
四、毛泽东论延安精神是革命的“传家宝”
没有自觉的社会革命，社会是永远不会前进的。而这种自觉的社会革命正是在一个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和一种进步的精神作用下进行的，否则，任何社会革命也是不会成功的。毛泽东及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领导的延安时期，正是延安精神形成并发扬光大的时期，从而使延安时期堪称我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兵员不过3万，根据地仅存一处，且是方圆不足百里的一小块武装割据区，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危机。1948年3月，当党中央和毛泽东离开这片黄土地时，前后仅仅13年的时间，我们已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人民解放军发展到200多万，全国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在这一连串伟大胜利面前，毛泽东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度和战略家的眼光，高瞻远瞩，敏锐地看到在革命胜利后保持和发扬延安精神的极端重要性。1949年3月在西柏坡村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力气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0)会上毛泽东提议：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得到一致拥护，被作为6条重要规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机关将要离开西柏坡进北平了。他把党中央进驻北平看作是对全党的一次严重考验，语重心长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这是进京赶考，我们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能考上，我们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1949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在给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的复电中就提出：“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21)在电影《开国大典》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后，毛泽东回到家，心情很不平静。毛岸英走来点支烟送给他说：“你应当高兴才是”。毛泽东说：“当然高兴，不过心情从来没有这样沉重”。接着毛泽东谈到心情沉重的原因是他想起了他在延安时期和黄炎培先生的一次谈话。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当时对黄先生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一条跳出周期律(指一个国家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现象)的道路，那就是民主。也就是在延安时期形成的那种优良的作风。其“心情沉重”的内涵不是很值得我们的深思吗？
毛泽东强调的“永远保持”的延安精神，成了建国以后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迅速医治了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夺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胜利。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无数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亲手缔造和亲身实践的延安精神，起到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步调，经受并战胜各种困难和考验，争取胜利的历史作用。的确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传家宝”，它的作用是永恒的。
五、纪念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弘扬延安精神
真正根深的东西，才有希望叶茂，才能经得起风吹雨打，永葆青春。延安精神正是因为根源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渊薮，又经过了毛泽东的精心培育，所以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不管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何时期，都表现出旺盛生命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延安精神有无存在价值呢？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尽管我国已明确宣布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道路也初步显示了勃勃生机，经济繁荣了，财富巨增了，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当然是大好事。富，才可以变成强盛、强大，富而致强，富是强的必备条件。但是，如果不积极引导，富，也可孳生出腐化，腐败，甚至腐朽，富而变腐。防腐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永远保持和发扬延安精神。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刚刚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门槛，还很需要加速资金的积累，还不能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寄于过高的期望。在这样一个还较落后的东方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不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和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对人们的思想道德产生严重的冲击，使之发生嬗变。这种嬗变固然会促进人们的观念更新、思想道德进步，又很容易使人们狂热地追求金钱，一切向钱看，金钱至上，进而导致拜金主义思潮泛滥，侵蚀人们的身心，造成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精神滑坡。当前这种苗头已有所显现，引起了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高度警惕。遏制这种消极现象的有效手段，就是继续保持和发扬延安精神。这是其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认真加强执政党的廉政建设，是一个关系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当前党中央大抓反腐倡廉，就是加强党的廉政建设的有效举措。只有继续保持和发扬延安精神，才能切实搞好廉政建设，促进党风的根本好转。这是其三。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平环境下，国际敌对势力仍不甘心，继续对我国玩弄“和平演变”的鬼蜮伎俩，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与之配合，妄图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我们只有高举起延安精神的伟大旗帜，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所以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也是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有力举措。这是其四。可见，那种认为延安精神已经过时的论调是毫无道理的，也是十分错误的。邓小平多次指出：“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江泽民于1989年9月视察延安时强调说：“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很难建成的。”(22)不久前在全国人代会期间，江泽民两次讲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处在创业时期，在全党和广大干部群众中，应该积极倡导这样一些现代化建设所要求的创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他说，这是“八八六十四字赠言”。江泽民的赠言，不正是新形势下的延安精神吗？我们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这些指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地倡导和大力地弘扬延安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育一代新人，兴一代伟业，也是我们对毛泽东的最好纪念。我们坚信，伟大的延安精神将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伴随我国人民以巨大的步伐奔向光辉灿烂的明天(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渭南地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