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亲爱的婉：（my dearest Vera：）
久为敌人所欲得而甘心的我，现在被他们捕获，当然他们不会让我再延长我为革命致力的生命，我亦不愿如此拘囚下去，我现在是准备踏着我们先烈们的血迹去就义，我已经尽了我一切的努力贡献给了我们的阶级，贡献给了我们的党，我个人的责任算是尽了，所不释然于心的是此次我的轻易[率]，我的没有注意一切技术，使我们的党受了很大的损失，这不仅是一种错误，简直是一种对革命的罪恶，我虽然死，但对党还是应该受处罚的，不过我的身体太坏，在这样烦剧而受迫害的环境中，我的身体和精神，表现非常疲苶，所以许多地方是忽略了，但我不敢求一切同志们原谅，只是你——我的最亲爱的人，你曾经看见了我一切勉强挣扎的狼狈情形，只有希望你给我以原谅，原谅我不能如你的期望，很努力的很致密的，保获[护]我们的阶级，先锋队，我只有请求你的原谅。
对于你，我尤其是觉得太对不住你了，你给了我的热爱，给了我的勇气，随时鞭策我，前进努力，然而毕竟是没有能如你的期望，并给与你以最大的痛苦，我是太残酷地对你了，我惟一到现在还稍可自慰的，即是我曾经再四的问过你，你曾经很勇敢的答应我，即是我死了，你还是——并且加倍的为我们的工作努力，惟望你能够践言，把儿女子态的死别的痛苦丢开，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要一刻的懈怠，消极。你的弱点也不少，望对于一切因循ro-manetic，缺乏勇气与决心，加以极大的补救，你必须要像《士敏土》中的黛莎一样，“有铁一样的心”。
我如此算了，我偶然想起觉得有一点可惜，我的某部份过人的精神和智能，若果不死，对于我们的工作，是有许多贡献（虽然我一方面有许多弱点），然而现在是不可能了，我饱受了一切创痛，我曾经希望我们有一个小宝宝，我当以我的一切经验，教育他，指导他，使他成为一个模范的布尔希[什]维克（hoishevik），现在也尽成虚愿了，所惟一希望的，只是你，我唯一亲爱的人，我的同志，希望你随时记着我的一切，记着我某一些精神和处理工作的“作风”，继续我的工作。同时也随时记着我的一切弱点，我俩共同的弱点，努力去纠正！挽救我的罪过。
关于你的今后，必须要努力作一个改革的职业家（Ravoi-cetion），一切去教书谋生活等个人主义的倾向，当力求铲除，这才算真正的爱我，至于关于今后性与爱的问题，请你必须同意于我[的]恋爱观，千万不要记着我某些自私自利，根本是封建意识的内含[涵]而掩盖着某些理由的不正确主张，并要原谅我偶尔抑制不住的一切不正确的怨[欲]望，我们应该是结合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姑且如你所说常有唯心主义的话——人格的合抱）而不是结合在其他上面，假如我死后有知，我俩心灵唯一的联系，是建筑在你能继续我们工作与事业，而不是联在你为我忧伤，和忠诚不二上面，这是我理性的自觉，决不是饰词，或者故如此说，以坚你的信爱，望你决不要错认了！
对于我们的工作，如果能假我以机会，我或者可以写出许多话来，但现在是不可能，不过一切问题，历来的决议是说得很多了，我以临死之身，敢向一切同志担保，那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然而我们的同志总是借口许多理由，说去实行上，事实上有某种某种困难，把他修改或者竟取消了，这充分是表现畏难苟安的小布尔乔亚的恶习，我们并不是说没有什么困难，但布尔希[什]维克（Boishevik）的精神，是要用一切努力去战胜这些困难，决不是对于困难屈伏[服]（修改原则或取消主义），这是我现在能够而必须最后说的一句最重要的话。
对于我的家庭，难说、难说，尤其是贫困衰老的父亲，他以旧社会“显亲扬名”的观念期待我，我是太辜负他的期望了，并且连甘旨之奉也不能尽丝毫责任，只此一事思之痛心，然而也无法了！整个社会无量数的老人在困苦颠连中，我的家庭、我的父亲不过无量数中之一份子而已，我的努力革命，也何尝不是如此，然而毕竟对于家庭、对于父亲是太不孝了，社会是这样，又复何说，此后你如有力，望于可能时给父亲以安慰和孝养，尤其小弟妹当设法务之成立，这是我个人用以累你的一件事，不过对于死的消息，目前对家庭可暂秘密不宣，你写信去说我已到上海或出国去了，你随时捏造些消息，去欺骗父亲好了，不过可怜的父亲是有两个儿子[注释]的生或死永远不能知道了，五弟不自振作，无可说，五弟妇当使之作工，不要他[她]始终存个依赖丈夫或想做所谓“太太”的观念，你应可能时，在教育方面帮助他[她]，端儿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孩子，也是我们几弟兄所存留的一个独孩子，你在不妨害工作范围内可以抚养她，五弟妇是不能教育孩子的，只是我未免累你的太多了，然而这是无法可想的事，你当能原谅我。
我自从被捕以后，从来没有想到你，因为实在不敢想起，想下去会令我减少勇气，我也望你不要时刻想起我，尤其两年来一切同居的快乐，更不要无谓的去思量留念，这样足以妨害工作，伤害身体，只希望你时时刻刻记起服从工作、工作、工作。
我被捕是在Karimarx的诞日晨九[点]钟，我曾经用我的力量想消[销]毁文件，与警察殴斗，可恨我是太书生了，没有力量如我的期望，反被他们殴伤了眼睛，并按在地下毒打了一顿，以致未能将主要文件消毁，不免稍有牵累，这是我这两日心中最难过的地方，只希望同志们领取这一经验，努力军事化，武装每个人的身体。
你的身体太弱，这是我最不放心的，身体弱必然影响到意志不坚决与缺乏勇气，望你特别锻炼你的身体，主要的方法是习劳，吃药是不相干的，望切记。
我今日审了一堂，我勇敢的说话，算是没有丧失一个布尔希[什]维主义者的精神，可以告慰一切，在狱中许多工人对我们很表同情，毕竟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抹杀的，这是中国一线曙光，我们的牺牲总算不是枉然的，因此我心中仍然是很快乐的。
我有许多零星的稿子，始终没有整理出来，这是死前一件憾事，我平常有些谈话，有价值的，望你为我记下来，了我一桩心愿。
再我的尸体，千万照我平常向你说的，送给医院解剖，使我最后还能对社会人类有一点贡献，如亲友们一定要装敛[殓]费钱，你必须如我的志愿与嘱托坚决主张千万千万，你必须这样，才算了解我。
我在拘囚中与临死时没有你的一点纪念物，这是心中很难过的一件事，但是你的心是紧紧系在我心中的，我最后一刹那的呼吸，是念着你的名字，因为你是在这个宇宙中最爱我最了解我的一个。
别了！亲爱的我的情人，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你的爱死时遗言
五月六日午后八时预写
刘愿庵（1895—1930），原名刘孝友，字坚予，陕西咸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成都特支书记、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等职。1930年5月5日，不幸被捕，5月7日就义于重庆，时年3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