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是正义的基础。人们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可见证据在诉讼中的重要地位。刑事诉讼中，证据事关被告人的生死、人身自由的剥夺、此罪与彼罪的区别，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２４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对证据的规定进行了大范围的补充和修改。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汪建成说，这次刑诉法修改完善了证据的种类问题。过去有些证据无法归类，这次修订增加了电子证据等新的证据形式；还有一些侦查材料的证据地位如何确认，现行刑诉法没有规定，比如关于辨认、侦查笔录的问题，采用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所获得材料是否可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等。这次修订都承认了它们证据地位。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作出有罪判决均规定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修正案草案对这个标准进行了细化。草案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汪建成说，关于证明标准问题，现行法律规定比较笼统，究竟什么是符合“证据确实、充分”，确实、充分到什么程度，法律上不明确。这次修正案草案明确了“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就是对证据确实充分的最好注解。这是一个明显进步。
对于“排除合理怀疑”，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认为，证明标准中列举的三个条件，是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认定。排除合理怀疑主要是吸收了英美法系的证据标准，就是说认定的事实所存在的怀疑，必须要做到有具体根据，建立在对案件客观事实的综合分析上，在法官内心确信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从而达到排除合理怀疑。
去年，中央政法机关联合下发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作出了详细规定。
汪建成介绍，去年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则，虽然主要是针对办理死刑案件的证据规定，但是不仅仅限于死刑案件，而是多年司法实践中对证据运用的一个总结。这次刑诉法修改过程中，吸收了两个证据规定的精神和实践经验，拟将其纳入法律，从立法层面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修正案草案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对该证据也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修正案草案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由人民检察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经依法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
专家指出，通过程序设计使得司法机关严把证据关，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形成法庭初步审查－控方提供证据－控辩双方质证－法庭审查处理等一套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体系。有了比较系统的程序才能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落到实处。
曾有学者呼吁制定我国的证据法。对此，汪建成认为，证据放在什么立法体例当中，不同国家有各自的做法。因为证据问题离不开诉讼程序，是在诉讼过程中运用的证据。离开了诉讼程序，证据就没有寄身之所。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程序区别很大，证据的收集、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也很不相同。比如关于证据的收集问题，在刑事诉讼中通过公权力收集，民事诉讼中是私权利来收集证据，公权力收集的证据排除规则，对私权利收集的证据就无法使用。目前来看，我国很难形成统一的证据法。
首次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审议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关条款的解释草案
吴邦国主持会议
新华网北京８月２４日电?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２４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关条款的解释草案、关于批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三修改议定书的议案、关于检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等。
吴邦国委员长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１５５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
现行刑事诉讼法是１９７９年制定、１９９６年修正的。实践证明，刑事诉讼程序设计和职权配置总体上是科学、合理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和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长，刑事诉讼制度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作了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郎胜说，十届全国人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按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要求，一直在对该法执行情况和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跟踪了解、调查研究，从２００９年初开始，着手刑事诉讼法修改方案的起草工作。经反复与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多次听取全国人大代表、基层办案部门、律师和专家学者意见，并专门征求部分地方人大常委会的意见，在充分论证并取得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草案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实事求是，从国情出发，认真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完善刑事诉讼中各司法机关的权力配置，更好地适应诉讼活动的需要；坚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既注意及时、准确地惩罚犯罪，维护公民、社会和国家利益，又注意对刑事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郎胜从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及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对修正案草案的主要问题作了说明。
修正案草案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草案规定，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草案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和连续性。
草案将“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原则规定，细化规定为：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可能毁灭、伪造、隐匿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可能自杀或者逃跑。并明确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逮捕。
修正案草案规定，对于符合逮捕条件，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草案还增加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贿赂犯罪，监视居住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２４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为破解“证人出庭难”，增加了专门的条款，设计了证人强制出庭的制度。修正案草案规定，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 此次提交审议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