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为何金融危机会如此大规模地爆发，而且是从自诩为“市场经济很成熟”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爆发？这很值得深思。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规模爆发，不难看出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面私有化和极端自由化的巨大危害，以及国家 经济命脉由私人垄断资本控制会带来怎样的恶果。我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则再次有力地证明了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对于我国经济稳定和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一、美国经济命脉被私人垄断资本控制是金融危机大规模爆发的重要根源
早在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其国家经济命脉已主要掌握在私人垄断资本手中。1929－1933年的大危机后，一味强调市场自发调节的自由放任主义信条遭到沉重打击，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所发展，在市政、能源、交通、邮政等基础产业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和半国有企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得类似30年代的大危机在20世纪没有重现。但是，70年代出现的“滞胀”使新自由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在其影响下，私有化浪潮席卷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美国，私人垄断资本实力更加强大，其垄断性和掠夺性更加突出，但这也使得一场大规模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为必然。
1. 私人垄断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对经济的控制力极大增强
美国经济中的重要领域，如金融、信息、汽车制造、飞机制造、房地产、能源、零售等行业，都已形成了高度垄断，多数行业50%以上业务集中于3—5家私营大公司手中。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制造业逐渐萎缩，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核心，金融业渗透到了美国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从1980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美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从15.9%上升到20.7%，而制造业的比重则从20.0%下降到11.9%。金融业本质上并不创造价值，金融业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存贷利差、手续费、中介费、保费、管理费等，实际上是从实体经济中转移而来的。美国金融业产值占GDP比重的大幅度增加，表明垄断金融资本能够把大量利润从实体经济中转移过来，私人垄断资本对经济的控制力大大增强。
2. 私人垄断资本的掠夺性扩张更加有恃无恐
私人垄断资本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制造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吹大金融泡沫，甚至采取欺诈的手段，不仅攫取劳动人民已经创造和正在创造的价值，而且攫取他们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将要创造的价值。从2003年到2007年，华尔街信用类衍生产品的金额从不到3万亿美元增加到60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由美国五大银行控制，摩根大通占有30万亿美元，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各有10万多亿美元。美国私人垄断资本为什么敢冒巨大的金融风险把泡沫越吹越大？因为它们清楚：通过这样的扩张可以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但风险却并不完全由自己承担。一旦大机构面临经营困难，美国政府必须拯救，否则将会导致整个经济的崩溃。美国的经济学家以及各大机构高管们对这一点都很清楚，他们称这种现象为“Too Big to Fail（太大了不能倒闭）”。这种承担风险的责任与所得收益的极端不平衡，使得金融泡沫越来越严重，为金融危机的大爆发埋下了祸根。
3.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支配下，对私人垄断资本的监管必然失灵
美国政府本质上是为私人垄断资本服务的，美国所强调的经济自由，实质上是资本家不择手段追逐利润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认为，只要产权清晰，企业利益最大化就能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因此，美国的政府部门无需对微观主体进行监管。上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成为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自然也成为了政府的基本理念。于是在新自由主义支配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以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美国金融业的监管部门，如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局、联邦融资局等，监管职能逐步弱化。尤其是一些金融衍生产品，既没有相应的机构也没有相应的法律对其进行监管。因此，“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人发现，很难找到哪个监管机构来承担监管不力的责任。实际上，监管失灵的根本原因不是哪个机构没有很好履行监管职责，而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支配下，代表私人垄断资本利益的美国当局放松了监管。
在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对企业监管的任务可以交给企业评级机构等中介组织。美国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这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被视为“金融市场看门人”，他们对上市公司、金融产品的评级成为投资者投资的重要依据。但美国的评级机构本身就是私人垄断资本的组成部分，它们也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美国的大银行、大企业是它们的重要客户，客观地揭示企业及其产品的风险无异于缩小自己的市场份额，指望这些评级机构为了职业道德、社会责任会放弃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显然只是一种理想。事实上，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不仅没有成为防范金融危机的防火墙，反而成了引发金融危机的帮凶。“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社会指责这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盲目跟随华尔街“发狂的暴徒”，未能发现“停留在世界金融航线中的冰山”。人们有理由怀疑：它们不是“未发现”，而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在收取了高额评级费后，为“有毒债券”贴上“优质”的标记，与华尔街一起欺诈全世界。穆迪一位高管就坦承：“为了赚钱，我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美国评级机构神话的破灭，不仅使美国的监管体制受到全世界的诟病，美国所推崇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也受到全世界的拷问。
4. 私人垄断资本控制国家经济命脉造成了极度的不公平
私人垄断资本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不仅造成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而且加深了诸多的不公平。首先，私人垄断资本攫取高额的垄断利润、高管得到高额的回报，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劳资之间的不公平加深。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急剧加大。从1979年到2005年，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的税后收入增长了176%，最富裕的20%人群增长了69%，处于中等收入的60%人群增长了20%，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增长了6%；1979年美国最富有的20%人群的年收入是最低20%人群的大约8倍，目前已上升到近15倍。
其次，私人垄断企业经营状况好的时候，其高管和大股东大把捞钱，遇到危机时却要让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来救助，进一步加深了劳资之间的不公平。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出台了7000亿美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其中绝大多数给了美国的大金融机构。而那些该对危机负责的金融机构高管，居然把大量的救助资金作为红利塞进了自己的腰包。据纽约州审计署统计，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年，华尔街高管分红仍高达184亿美元，相当于2004年金融业繁荣时期的水平。
第三，私人垄断资本加深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公平。发达国家私人垄断资本通过经济全球化深化国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当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经济的急剧动荡使得国际分工产业链条中断，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承受由此导致的市场萎缩、增长放慢、失业增加等等后果，甚至需要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承担美元外汇储备缩水等方式为美国私人垄断资本的贪婪、欺诈行为买单。更为荒谬的是，由垄断资本确立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往往成为发达国家指责的由头，如指责发展中国家在劳动用工方面缺乏劳动保障、生产中碳排放过大、出口倾销等等，从而为其贸易保护主义及政治威胁寻找借口，这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更为明显。
二、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是我国经受住国际金融危机考验的重要基础
我国是一个外贸依存度比较高的国家，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出口急剧下降，对经济增长、就业等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但我国也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为成功、经济表现最为出色的国家。2008年和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9.0%和8.7%，不仅保持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而且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企稳回升。我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功不可没。
以国有银行和国有控股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业保持稳定，是我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基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系统的稳定直接关系国民经济的安全与稳定。在我国，银行业以国有（控股）银行为主导，一方面保证了政府对银行有很强的监管能力，使得银行不会为了利润而放弃公众责任，去做危害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业务；另一方面也使银行具有很强的国家信用作支撑，人们不会怀疑银行的支付能力，防止了挤兑现象的发生。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国有控股金融机构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而且积极响应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经济刺激计划，对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金融类企业外的其他国有企业也很好地发挥了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根据国家财政部发布的统计数据，在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冲击最大的2008、2009年，全国国有企业（不含国有金融类企业）实现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分别达到17.9%和6.5%。我国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并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比如，许多国有企业注重发挥表率和导向作用，主动与上下游配套企业包括非公有制企业抱团发展、共渡难关；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坚持不裁员，领导班子带头减薪；等等。
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许多重要措施是通过国有经济实施的。例如，国家的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投向国有经济占优的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社会事业、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等，这些都是市场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同时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中急需加强的领域。政府通过加大这些领域的投资，带动民间资本投资，不仅有力地实现了保增长、扩内需、促就业的目标，而且改善了我国的经济结构。
三、毫不动摇地增强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
国际金融危机启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不断促进国有经济发展壮大，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
1. 要充分认识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合理性
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最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有人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其实，国有企业的出资人是国家，收益人也是国家，这种投资与收益主体的一致性使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具有的良好基础。无论在哪个国家，也无论它采取什么样的制度，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企业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稳定和安全，国家也需要保证这些大企业的安全。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私营大企业在经营状况好的时候，私人资本攫取高额垄断利润，一旦出现资不抵债、理应破产时，却要用国家的钱救私人所有的企业。这样的所有制结构，才是真正的产权不清晰。这种劫贫济富的产权制度，对普通老百姓很不公平，也有很大的经济安全隐患。国家经济命脉只有掌握在国有经济手中，才能更好地实现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企业发展与国家发展的统一。
2. 要坚定搞好国有经济的信心
有的学者认为，国有经济缺乏足够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因而必然缺乏效率。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部分国有企业曾经因经济体制和管理制度的僵化导致效率低下。然而，通过不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我国国有企业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不仅吸收了西方企业管理制度的优点，而且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如建立了专司国有资产监管的出资人制度，加强了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对国有企业干部职工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断增强，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科技开发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抗御风险能力明显增强。2002-2007年，中央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长到14.92万亿元，年均增长15.9%；利润总额从2405.5亿元增加到10055.7亿元，年均增长33.1%；总资产报酬率从4.9%提高到8.6%，净资产收益率从4.3%提高到11.2%。这样的经营业绩，与西方任何大企业的业绩相比都不逊色。我们完全应该有信心进一步搞好国有经济。
3. 要正确理解和坚持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
我国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过程中，逐步改变了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的状况，虽然国有经济的比重有所减少，但总量继续增加，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可以说，国有经济通过“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更好地发挥了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但有的学者仅仅看到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对国有经济控制力增强视而不见，得出了“我国国有经济调整的方向应该是国退民进”的错误结论，并把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中出现的国有企业兼并民营小企业的现象视为“国进民退”，认为这是改革的“倒退”。
国有经济在某些时期、某些领域的“进”和“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过去，在不属于国家经济命脉的一般性竞争领域，对一些负担过重、经营困难、长期亏损、技术落后的国有企业进行“关停并转”，表现出国有经济的“退”，有利于国有经济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发挥主导作用；今天，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鼓励竞争能力强、技术水平高的国有企业兼并技术落后、经营粗放的民营企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同样也有利于发挥其主导作用，有利于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国家需要对一些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加大投资，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没有“倒退”，而且还在继续深化。国有企业与其他类型企业一样，都是市场竞争主体，它需要通过市场竞争发展壮大，在市场竞争中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我们对市场经济规律更好的把握，我们发现，过去被认为需要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一些行业和领域也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可以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而且引入竞争机制可以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因此，中央提出：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优化所有制结构，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国有企业改革绝不是简单的“国退民进”，更不是搞私有化。
历史是如此地相似：80年前，当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导西方经济理论界，“看不见的手”受到无比推崇之时，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80年后，当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以新的理论形式重新确立主流地位，并作为“共识”向世界各国兜售的时候，世界经济又遭遇了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也昭示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原题：从国际金融危机看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