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国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脊梁和我党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其他类型的企业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国有企业的强大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积极的力量之一，能够有效发挥宏观经济控制力的作用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做强做大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对于推动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但是，针对国有企业近年来的集体性崛起和爆发式增长，不少学者和媒体将此概括为“国进民退”，把中央企业做强做大的努力贬斥为“央企凶猛”。有的学者认为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学会退出，国有资产应当更多地聚集到按照经济学的天然分工这么一种角度规避竞争，国有企业不是为竞争而诞生的，而是为了培育竞争秩序而诞生的；有的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只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存在的，或者只能在自然垄断领域中存在，必须从竞争领域全面撤退；有的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做强做大了就会挤压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不利于非公经济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做强做大中央企业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常识，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表现；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一句话，就是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崛起与国有企业在发达国家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存在形式不符，与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常识”不符，因而是要不得的。

　　那么，国有企业到底该不该做强做大？

　　国企发展不能太“教条”

　　通常认为，国际上对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有四种模式：一是英国工党实行过的福利模式，这些国企主要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后来被撒切尔卖掉了；二是美国主张的公共事业政府投资，但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几乎所有的公共事业都可以民营化；三是法国尝试的收购衰退大公司，经过扶持提高竞争力后再重新上市；四是新加坡的淡马锡和新政投，其基本特征是金融性控股公司，类似于政府创办的两只产业基金。中国的国有经济究竟如何定位？在这四种模式中都找不到现成答案。中国的国有企业如何发展，中国的国有经济如何发展，必须从全球化条件下的世情和国情出发，以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作检验，在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发展新的道路或模式。

　　国企改革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进而有为，退而有序。对此，产学研各方面几乎没有异议。但有的学者认为目前央企的扩张和国企的增长是在有所为、有所进方面滥用，而在有所不为、有所退方面置之不理。对此，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认为，国企近几年来的发展情况表明，国企在不同领域是有进有退的。在继续进行的结构调整中，还应该继续关注国企的进退问题，哪些行业国企应该退，哪些行业国企还要进，都要根据行业特性、企业职能而定。有进有退，进而有为，退而有序才是重要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樊纲认为，国资发展不能太“教条”。哪一个机制好我们就用哪一个，也许需要改，也许需要更多的产权多元化，也许需要跟外资进行一些结合。中国在这个发展阶段不能教条，该用的资源都用好，然后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不把它固定死，这可能是最现实也是最有效率的。如PE搞风险投资，需要很好的法制结构和很好的信誉体系，这要让中国老百姓做可能很不容易，但也许第一步是交给国有资本去做，国有信誉在这种机制发展的早期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先用这个来建立机制，逐步根据情况建立法制，逐步过渡到更多的私人资本来做。在制度环境还不允许的情况下，国有资本也许能够先行一步，将整个事情带动起来，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发展的一件事。

　　著名国情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然发展国有企业，作为后发国家，依靠私营企业很难赶上发达国家。在南北竞争的背景下，在西方国家独占、主导、垄断的前提下，你只能培养自己的500强航母，而不是摧毁它。我们自己的老国有企业可能因为老体制生锈了，你可以给它除除锈，改革机制，卸掉包袱，让它向新型企业转变，但绝对不能把它变成私营企业。俄罗斯当年全部私有化，导致列宁称之为的“国家脊梁”的国有企业都没有了。中国则是“抓大放小”，保证了国家安全的完整性。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脊梁真正培养起来。国企要科学发展，并打造新型国企，关键是要具有自主品牌，具有中国特色，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国有企业仍将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关键性地位。而且，既然中国需要有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优越性，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其他类型的企业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么国有企业就一定要办成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国有企业。他们将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积极的力量之一，并且，能够有效发挥宏观经济控制力的作用。鉴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国有企业在我国将占有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更高的比重。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李晓东认为，衡量国有经济是否居于主导地位的标准主要应当看两条，一是看其能否在提高宏观经济效益、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二是看其能否在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分配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应当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和讨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问题，而不再是在无标准的状态下随意地讨论这个问题。真正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绝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极端重要，是足以决定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成败的，对实现人民的普遍富裕和普遍幸福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我们要使这种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得到发挥，就必须首先在思想上勇敢地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必须在继续解放思想、深入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确有成效地杀出一条血路来！

　　国企向何处进退

　　针对有些中国学者常引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国企的作用仅在克服市场失效，中国国企赚钱，一定是进错了行业或“超越了原有目标”的质疑，有的学者从法理上予以批驳，认为中国宪法已经明文规定，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要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国有企业就必须控制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具体而言，就是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对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行业中的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中国实行公有制加市场经济，从未将政府或国企的“原有目标”限定为弥补市场不足。前提不存在，如何推演出“进错”或“超越”的结论？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家杨帆认为，“国进民退”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央企扩张，及其带动的省属、市属企业扩张问题。如果这种扩张是它应该在的领域，比如自然垄断领域，那么可以不考虑；但央企扩张到自然垄断行业以外去了，进入了竞争性行业，这一部分应让它脱钩，或者收缩回来。

　　那么，哪些行业才是国有企业应该进入的领域？在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或者央企就一律不能进入吗？对此，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管理系教授李曦辉作了有说服力的分析。

　　杨曦辉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根据市场经济法则，现代产业中优势的生产要素不会自动向发展中国家流动，这时，就非常需要发展中国家在现代产业中采取特殊的资源配置方式，来达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目的。其得力手段当数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可以在不扰乱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产业中，实现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等主要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它可谓是市场机制的一种重要的补充形式。在经济不断全球化的背景下， 如今的发展中国家再想沿原来的路径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已经没有可能。这时，国有企业就成了塑造本国现代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如今的国有企业，除了前全球化时代国有经济发挥作用的领域外，还肩负了建立市场竞争基础和增强主导产业竞争力、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的职能。他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国有企业对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对竞争性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对一般性竞争产业而言，发展中国家凭借最优选择的市场经济，就能达到聚集优势生产要素的目的，并不非常需要国有企业的介入。在这类产业之中，如果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那么他们势必会起到减弱产业竞争力的负作用，因此应该退出。

　　对战略性竞争产业而言，为了增强产业竞争力，它迫切需要聚集优势的生产要素，以实现成本、技术、经营管理、企业规模和资本实力的优化。然而，这类产业又处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况且发展中国家的该产业又处于竞争力方面的弱势。在此种条件下，采用市场手段来配置资源，从而达到增强产业竞争力的目的是非常困难的。鉴于此，发展中国家只好采取次优的选择，运用国有企业来达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目的。而这方面，又正是国有企业的优势之处。国有经济实现这一目标的行业领域就是战略性竞争行业。国有企业对于增强战略性竞争产业的竞争力，是具有积极作用的。特别是对我国而言,国有经济还担负着提高工业化水平，发展民族经济的重任。更不能划地为牢地认为国有企业不能保留在竞争性产业之中，只要是有利于提高国家主导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它就有存在的价值。

　　对垄断性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在自然垄断产业中，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首先是建立起强大的产业基础。然而，由于产业的基础水平较低，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是不能实现优势生产要素聚集与增强产业竞争力这一目的的。此时，只有依靠国有企业，才能完成增强产业竞争力的任务。在建立起强大的产业物质基础以后，有人可能会说，处于垄断状态下的国有企业会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然而，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垄断与竞争的相对关系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国内属于垄断性产业，在国际上就可能是竞争性产业。即使是独家垄断的市场，仍然可以是“竞争性市场”，因为时刻存在着潜在的竞争。也就是说，自然垄断性产业中规模数量合适的国有企业，有利于其产业竞争力的增强。
在管制性垄断产业中，由于它的产生大多是非经济因素所致，这类垄断性产业，往往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名，实际上损害社会利益；以发展高新技术为名，实际上阻碍高新技术的发展；以产业特殊为名，实际上维护部门集团利益，侵害广大消费者利益（在管制性垄断产业中的国有企业），无益于该产业竞争力的增强，应大范围退出。

　　对战略性资源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战略性资源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其开发与产出，不仅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还会对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这类产业主要是类似于石油、有色金属这样的产业。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这类战略性资源产业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都是必需的。鉴于此，许多国家都利用国有企业的形式，先建立起战略性资源产业的物质基础，然后再引进民间资本，最终形成这类产业的竞争优势。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扩大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该类产业将会逐渐承受得住国际间的竞争，这时，国有企业就可逐步退出，让位于更容易实现效率的非国有企业。那时，政府只要对非国有企业进行必要的支持，就能起到增强战略性资源产业竞争力的作用。

　　对战略性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战略性高技术产业，是指它一般不以追求利润为首要目标，其发展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安全和战略目标的实现。这类产业主要是类似于航天航空工业、核工业、基础电子工业这样的产业。它的竞争不体现为企业间的市场竞争，而是表现为国家的实力对抗。 因此，在战略性高技术产业中，只有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来肩负起增强其产业竞争力的重任。

　　李曦辉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在产业竞争方面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优势。这时，如果还仅仅是依赖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运用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各种经济手段，来增强本国的产业竞争力，以巩固本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面对这样的局面，国有经济制度发挥积极作用的范围就要扩大，它就会从仅仅是为了校正市场失灵的传统格局中走出，进而承担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重任，那时，它的制度收益就会增加，这就为国有企业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发挥作用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时的国有企业，有利于奠定发展中国家主导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物质基础，便于聚集现代化主导产业所需要的优势生产要素，能够为主导产业提供必要的创新环境，可以为主导产业提供生存发展所必需的市场。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情况更是如此。

　　国企明天会更好

　　在近年来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中有一种倾向，即有些学者以发达国家国有企业的比重很低为依据，证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要向发达国家看齐，使之逐步“民营化”、“私有化”或者“非国有化”。在他们看来，“国退民进”是好的，“国进民退”是坏的；任何使国企或央企做强做大的努力，都是“国进民退”、是倒退。其实不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在坚定不移地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坚定不移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战略方针指导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各得其所、各尽其能、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才能成就。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不能简单套用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标准？李曦辉认为主要是经济全球化使然。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以前，之所以较少采用国有企业这种形式，是因为国有经济制度效益的作用范围有限，而其制度成本却很高。特别是国有经济引致的代理问题、效率问题等，其负作用是非常大的。自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以来，国有经济制度收益的范围大为扩大，其成本却面临着改善。国有企业效益作用范围包括：规模经济收益、消除垄断收益、减少外部性收益和降低不确定性收益；其成本包括：资源耗费成本和国有经济的引致问题。如今的国有企业，除了前全球化时代国有经济发挥作用的4个领域外，还肩负了建立市场竞争基础和增强主导产业竞争力的职能。而它的成本还是原来的两种来源，但由于引入了在前全球化时代无法引入的竞争机制，使得国有企业制度成本的降低成为了现实，出现MSE1（国有经济制度效率）>MSEn（其他经济制度效率）这样的局面。这就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有利于为现代产业塑造市场竞争基础的理论与现实逻辑。

　　为什么今天的国企改革不能走“私有化”或“非国有化”道路？不但要进而有为，而且要退而有序、退而有度？李曦辉认为，完全非国有化不利于主导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增强，私有化作用是有限度的。每当提到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这一问题时，就有许多人将希望寄托于对这些企业的私有化，认为私有化就是效率的象征。其实不然，私有化虽能带来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以让渡公平为代价的；相反，国有企业具有公平与稳定的特点，但它又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效率。如何进行私有化，要考虑一国的特定环境条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又正处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于中国而言，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实现国民福利的最大化，也就是国民净产品数量的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是能发挥积极作用的。

　　清华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按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法,就是简单地把民营企业做大来逐步边缘化国企。现在和以往有所不同,未来重要的方向是把现有的大的好的国企做强,做强的路径就是民营化,比如说通过降低国有股的方式。

　　上海鑫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星宇则从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的均衡增长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角度分析了国企与民企之间的进退调整。他认为，一方面，由于非公经济的快速增长，到2006年底，中国的非公经济在中国整体经济中占有比重超65%，这就意味着当前的中国经济基础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旦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上层建筑的稳定性将会受到影响，对此，政府一定会通过某种方式改变这一状态；另一面，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家资本主义将会成为市场的主流，无论在实体经济中还是虚拟市场中，将会不断的上演如此的并购潮，尽管这样的并购过程可能是市场化的倒退，但对于重新确立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稳固上层建筑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的。也或许有着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中国的企业才会有能力与世界列强所抗衡，中国的经济史就是在这样的轮回中不断地向前推进！

　　金碚认为，虽然鉴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国有企业在我国将占有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更高的比重，但是，这并不能使我国的国有企业成为一种一般的企业制度形式，国有企业在我国也只能是特殊企业。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之一，国有企业也只能是其中非常特殊的一种类型。我国国有企业现实可行的改革道路只能是：凡是不宜实行国有制的企业应实行非国有化（改制为其他公有制实现形式、混合所有者形式或者非公有制形式），这些企业将按一般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规则运行；凡是必须保持国有制的企业不要幻想实行一般适用的企业制度，模仿国外私有企业的运作方式，而是要按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借鉴各国国有企业管理和改革的经验，建立起适用于我国国有企业的有效的管理体制，实现严格保卫资产安全前提下的较高经济效率，并以配备优秀管理人才来弥补国有制难以完全避免的弱点。提高竞争力成为国有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所面临的一个关键性课题。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经济学博士、研究员王忠明认为，在未尽的国企改革探索中，或许混合所有制能够杀出一条真正的生路来。因为从国际经验来看，混合所有制已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它具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多元化混合性质，使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以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混合所有制既能使国有企业摆脱传统经营模式，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微观主体，也能使民营企业获得更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而加快做大做强。这正如法国学者让?多米尼克?拉费和雅克?勒卡荣所分析的那样：“混合经济作为 ‘纯社会主义和纯资本主义混合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看来是理论上针对计划经济中极端干涉主义明显失败和自由思潮鼓吹国家退却、鼓吹私有化和鼓吹解除管制而提出的具有双重意义的预防措施。从政治角度看，这个概念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好处，即传播许多有积极意义的老想法。它是与一种温和适中、几种极端制度的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对这种思想，当然只取其最正确的部分。它的依据是合作的逻辑、共同劳动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每一方——国家和私营部门，当然要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

　　随着产权流动和重组越来越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正常而普遍的企业行为，以股份制、上市公司等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正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其运营效率特别是规模效益明显高于其他所有制经济，显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混合产权更多地取代纯粹的单一的国有产权，也将构成对现行国资监管和运营方式的新挑战。因此，在中国国有企业的未来之路中，一方面必须积极顺应所有制结构混合化演变的世界性潮流，使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组合结构从板块结合向有机结合转变；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有关理论研究以及“融合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等，不搞一哄而上或一窝蜂，真正做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以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谢鲁江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做强做大，是现代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向跨国公司看齐，把国有企业培养成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有控制力的、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