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因资源供给、产业选择、出口导向和汇率制度而减弱了自主性，我们不仅被动接受原材料进口价格，还要被动调整国内的经济政策，这与中国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中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减弱

　　国内资源供给不足弱化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以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投入为代价来实现的，属典型的粗放式增长，但从国内资源供给的角度看，并不支持资源和能源消耗型企业的过度发展，而为了保持经济增速，迫使本国不得不在国际市场大规模购进资源，结果导致国际资源产品价格大涨，国家利益因之受损。

　　2005―2010年我国原油进口量从1.3亿吨增加到2.4亿吨，铁矿砂进口从2.8亿吨增加到6.2亿吨，单价增幅都在 1倍左右。虽然中国大量进口原油及铁矿砂，但我们并不掌握定价权，只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作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听任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不仅直接导致国内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减少盈利空间，而且间接推动替代能源（煤炭、天然气等）价格随之上涨，结果形成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给国家的宏观调控造成压力。

　　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制于国际市场。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依托比较优势逐渐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并以此参与国际分工，但这种发展方式延续至今已使主导产业固化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严重危及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2000―2010年间，中国的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从23%上升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的35%，外向型经济特征已经相当明显。但是，在我国的外向型经济中，加工贸易居主导地位，其产品的研发、销售主要在国外，完整的产业链被分割，留在国内的部分产业关联度低，无法与其他产业互相创造需求，企业兴衰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另外，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高度对外依赖，为求生存纷纷展开价格战，结果反而招致贸易国的“反倾销”指控而被迫退出当地市场。重新选择与确立主导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已是迫在眉睫。

　　出口导向型发展方式使得经济增长高度对外依赖。2005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25%左右的投资增速，大规模的投资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在国内需求不足以消化的条件下，只能依赖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的动荡使得国内经济增长起伏不定。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曾高达 63%，这比贸易立国的日本还要高出 1倍。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外部需求将主宰中国经济沉浮。由于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7年的18.1%迅速跌至-40.6%。经济形势的变化迫使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但经济增长仍未能回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经济增长明显高度对外依赖。由于主导产业选择、出口导向型发展方式以及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使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运行的驾驭能力减弱。

　　2008年上半年，国内还在防止经济增长由过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而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半年，当美国金融危机逐步蔓延开来，我们却不得不急剧直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增加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由于实体经济缺乏投资热点，增量资金纷纷涌向房地产市场等，过剩的资本导致资产价格轮番上涨。2年间，一线城市的房产价格翻了一番。就连一向低价徘徊的农产品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虽然经济增长得到了保证，但也诱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也就是说这两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通货膨胀为代价实现的。2010年以来，CPI不断创出新高。当2011年国家将抑制通货膨胀列为首要目标后，人民银行通过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3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回收流动性，通货膨胀虽有所回落，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日渐凸显，大量中小企业陷入困境。显然，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运行的驾驭能力减弱。

　　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为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需要重新选择并确立主导产业，将出口导向型模式转向内需主导型，并适时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转向浮动汇率。

　　主导产业逐步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在选择未来的主导产业时，我们应遵循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和产业关联基准来确立。2009年国务院陆续公布的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除纺织、轻工业和物流属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其余大都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含量较高以及产业关联度大的特点，具备将其确立为未来主导产业的条件。如再辅之以必要的产业政策，可以助其成长为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产业。

　　与此同时，要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环境，从注册资本、税收、贷款贴息方面给予优惠。通过扶植科技型企业的成长，使中国逐步走出高度依赖比较优势产业的困境，实现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籍此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主导型。中国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依靠本国市场完全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为配合转型，我们应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要建立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国民收入分配适度向居民倾斜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要将政府部门的支出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以缓解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状，为消费带动经济增长提供外部保障条件。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向浮动汇率过渡。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质仍是固定汇率，因缺乏足够的弹性容易造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直接助长外向型经济的过度发展。

　　与汇率低估和固定汇率相比，本币升值和浮动汇率更符合中国的长远发展。本币升值对外可以减少与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摩擦，营造良好的外贸环境；对内则有利于淘汰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不仅有助于化解输入型通货膨胀，为国内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而且也不需要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而相应增减本币供给，从而增强本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鉴于此，汇率制度在短期内应实现人民币的缓慢升值，长期看，应逐步向浮动汇率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