骤眼看去，在维系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这件事情上，国家财政很难拿出钱把央行的基础货币替换下来。究其原因，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连年远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却赶不上财政支出的增长。超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财政却连年赤字。

　　国家统计局的年报显示，除了2007年外，近十多年来我国的财政年年赤字，唯一有变化的只是赤字规模随国民经济增长而增长。1997年前的百亿量级，变成后来的千亿量级。今年人大通过的2010年财政报告，赤字第一次达到1万亿元人民币。

　　由此可见，公共资源没有铁般硬的约束，而是永远“生者寡、用者众”，出赤字是必然的结果。但值得欣慰的是，中国的财赤水平在当今世界还相对较低。而东邻的日本，一个曾是全球经济第二的国家，其公共债务超年度国民生产总值（GDP）200%。那么美国呢？已超100%。

　　财政都赤字了，还要出手购买外汇，钱从何来？何况并非小数目：央行账面上已有22万亿元以上的“外汇占款”，倘若放在财政账上，中国的财赤岂不要直追发达之邦的水平？不算存量算增量，这些每年增加几千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差不多就是数万亿元人民币。要财政“出粮”，谈何容易？

　　国家财政赤字固然构成了筹措财政性购汇资源，以此支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的现实困难，但并不是无法筹措财政购汇资金的理由。

　　财政购汇的筹资通道是存在的。首先，哪些开支能够挤入财政开支的序列，由其相对的重要性来决定。所以，问题不在于财政有没有赤字，而是维系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相对于其他公共政策目标而言究竟有多么重要？影响相对重大，也就是开支后收益巨大、不开支后果更为严重的项目，理应列入财政开支的范围。

　　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到底有多重要？经济上一目了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中国庞大出口部门的成本即刻上升。这并非一个小部门，而是创造了相当于GDP30%以上产值、涉及几千万就业人口的最大的非农产业部门。以此而论，汇率对中国可算牵一发而动全身。

　　另外，其社会意义如何呢？中国出口部门的几千万人就业，绝大部分是农民工。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的冲击波到达中国的时候，据农业部门的一份调查显示，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重返农村。狭小的耕地与不可比较的农业收入，如何容纳得下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容纳不下，社会如何保持稳定？

　　事实上，国际政治的意义更加伟大。须知，“人民币升值”是美国经常政客挂在口头的要求。倘若中国真的允许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岂不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因此，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我国最重大的公共政策之一。其公共开支，应当仅次于国防和行政开支。要顶住人民币升值压力，国家战略由财政出粮，名正言顺。

　　众所周知，我国财政性资源并不限于预算收入，另有大量国有资源的权益，如国企利润中应归国家股东分配的部分。粗略地估计，把国有权益纳入财政购汇基金，潜力不容小觑。

　　如今，经历了结构性改制的风雨，经营亏损和资不抵债的国企基本上都已不存在，而留下来的，尤其是中央直管的国企，不但不再亏损，其盈利水平在全球都排名前列。年景好的时候，仅央企利润就高达万亿元人民币。

　　这就引来一个热点问题：央企利润要不要上缴财政？

　　实际上，国企把总利润的10%交给财政，逐步体现了国家的权益。国企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利润，其中一个关键的制度安排就是经由“利改税”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国企创造的利润可以不上缴。

　　然而，全民分享国企利润的潮流不可阻挡。那么，有没有可以兼顾国企创利动力与国民权益的两全之策呢？两权分离的前提下，国企将尚未上缴的利润纳入财政购汇基金，而利用利润购入的外汇，所有权是全民即国家的，但使用权归国企。如此安排，汇率稳定目标多了一份财政性资源的支撑，而国企的创利动力依旧保留，因此比利润悉数上缴的要多。

　　国企有了可用的外汇资源，便有助于其实现走出去战略。在国内，具有行政垄断地位的大国企唯有走出去，走到没有行政垄断保护的环境里参与市场竞争，才可能真正显出中国“国家队”的威风。

　　此外，财政专项发债也是另一条筹资通道。设计好期限、利率和交易场所，国内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可以掏人民币来购买。

　　那么，通过以上途径筹资，能否满足财政购汇所需要的资金呢？这很难估算。

　　经验表明，打口水仗的英雄，轮到掏钱表达主张的当口，临门一脚把球踢入自己门里的糗事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即便财政购汇的款项筹措不齐，也还有其他方法。（周其仁:男，生于1950年8月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