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关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是指导我们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重要指南。无独有偶，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UNDESA）也于近期推出了一份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报告，起草人是剑桥大学经济系的张夏准教授。这份报告是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响应2005联合国世界峰会协助世界各国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号召，组织各个领域的世界级专家撰写的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政策建议之一。这份报告的精神与我们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精神高度一致，并在理论上进一步批驳了所谓的国有经济无效论和国有企业负担论，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进行公共投资和发展公有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给出了发展国有经济和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建议。学习借鉴这个报告，对我们认识和推动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公有制经济发展和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公共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及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的种种方案的分析和讨论等。

    关于公共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个报告强调了公共投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首先，公共投资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法律和秩序、基本的基础设施、初级保健、基础教育以及科学研究都属于此类公共投资。其次，公共投资能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以促进和带动私人投资，而不是挤出私人投资。再其次，针对资本市场失灵的问题，报告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国有企业的必要性。因为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企业家才能是非常缺乏的，即使有开发银行这样的经济发展促进机构，很多项目也无法成功运作。而国有企业的介入有可能带来对整个经济的正外部性，还可能解决一些经济公平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作为公共投资的重要形式，为数众多的经济体凭借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取得其经济成功，而许多不成功的经济体的国有经济部门却非常之小。比如，新加坡、中国台湾省、奥地利、法国、挪威等都有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且运作很好。世界知名的新加坡航空、法国雷诺汽车、巴西航空工业公司、韩国浦项钢铁都是以国有企业起家的，至今仍是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头羊。

    这些成功的国有企业是如何经营管理的呢？报告指出，如何管理国有企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消除对国有企业的偏见也是重要的。首先，虽然在不少国家国有企业的业绩不佳，但国有企业不是经济增长的负担，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面临的问题都非常类似，诸如委托代理、搭便车和软预算约束问题。类似国有企业，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大型私有企业，委托代理和搭便车问题也是普遍存在的。其次，在某种情况下，对国有企业的监控应该比对所有权分离的私有企业更容易。一方面，如果国有企业被无效运行，公众（包括纳税人）的贡献将会被浪费。公众可能像私有企业的股东一样有巨大的激励去约束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另一方面，在中央集权的管治架构下运作的国有企业，是比较容易被监控的。再其次，现实中，很多公司，不管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不管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否分离，都运作得很好。公有制显然不是国有企业管理不善的必然原因。

    针对自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方案，这个报告进一步指出成功的私有化需要很多必要条件，而那些条件在现实中通常无法满足。而且私有化的思路表现出了一种悖论：如果政府有能力实施一个好的私有化，政府也有能力运作好的国有企业；反之，如果政府没有能力运作好的国有企业，政府也不可能有能力去实施一个好的私有化。经验显示，盈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对国有企业的业绩没有影响。许多国家的私有化过程充满腐败，私有化并不一定会减少腐败，私有企业也存在腐败。私有化将对政府的管治能力造成巨大的负担，特别是假如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当国有企业是自然垄断的时候，没有相应管治能力的私有化将使事情变得更糟。这样，无效率且不受约束的私人垄断将取代无效率、但受约束的公共垄断。特别是，“大拍卖”式的私有化将弱化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降低私有化可能的收益。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经常被出售给来自外国的国有企业。如果公有制和管理是问题，一个国有企业卖给另一个国有企业是相当奇怪的，尽管这个国有企业是外国的。

    最后，报告指出了很多方式都能改善国有企业的业绩，进行组织改革、增加竞争、政治和行政管理改革都是重要的。组织改革就是要削减国有企业的目标，提高国有企业的信息收集、加工和利用能力，改进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由一个单独机构来加强监管。增加竞争包括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竞争，也可能包括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报告举例，在20世纪80年代，在一些市场环节，英国的国有铁路曾面临来自私有公共汽车公司相当激烈的竞争。在1991年，韩国也曾建立一个新的国有企业专门从事国际电话业务。在90年代，这家国有企业与另一家已经占统治地位的国有电话业务商的竞争极大地改善了效率和服务质量。而政治和行政管理改革包括改革公务员薪酬制度和培训体系等。

    现实中有很多国有经济运作良好的成功案例。除了报告中提到的新加坡、法国、奥地利、挪威和中国台湾，在当下的中国，也有很多国有经济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这些年，无论是中央层级，还是各省各地，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都在飞速发展。以西南经济重镇重庆市为例，从2003年以来，重庆市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已经从1700亿元增加到了近期的10000亿元，同期重庆的工业产值增长率达到了19%。与流行的“国进民退”等简单口号不同，在重庆国有经济增长的同时，重庆的非国有经济也在飞快增长。重要的是，重庆市国有资产的巨大存在，使得重庆国资和重庆财政的结合体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重庆国资成了财政的第三口袋，从而使得并不宽裕的重庆财政可以腾出一部分钱用于民生。在江南经济大省浙江省的义乌市（县级市），围绕小商品基地建设为中心做国有经济文章，截至2009年底，国有资产总额也达到260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2.11亿元。义乌经验探索出了一条加强县级国有资产监管、发展壮大地方国有经济的新路子。

    重庆模式、义乌经验都是各地区各地方发挥主观能动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重要体现。重庆模式和义乌经验的出现和存在也进一步告诉我们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是可以搞好的。正如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的政策建议所反复强调的，私有化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国有经济也不是经济增长的负担，公共投资可能进一步促进私人投资而带来对整个经济活动的正外部性。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还是国内和国外的，公共投资和国有企业，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需，也是世界上众多成功经济体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手段。诚如DavidVogel所言，很长时间里，监管型政府只是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典型特征之一；在美国通过监管来控制的行业，其他国家往往采用国有化的方法。当然，国有企业仍然面临着很多亟需改善和解决的问题。但国有企业各种问题的解决需要在正视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前提之下来探讨和尝试。正视国有企业问题，坚定对发展壮大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公有制经济的信心和勇气，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然出路。

     注：  UNDESA报告参见：张夏准（著），周建军（译），《“国家发展战略”视角的公共投资和国有企业改革》，《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