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以生产相对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不得不在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中踯躅前行。而化解基本矛盾，就成为资本主义能否存活以及保障存活质量的关键所在。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来观察，化解基本矛盾主要是通过两条线索展开的：在国内，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调节来实现；在国际上，主要推动并利用不断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来缓解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并逐步使之成为化解基本矛盾的“常规武器”。但始作俑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正在发展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化解基本矛盾的内、外两种手段不可避免地要交织在一起，使得经济全球化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化解基本矛盾的手段也成为一把“双刃剑”，具有某种使得经济危机蔓延、放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呈露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无法根本解决的性质。中国应该理性面对经济全球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策略，在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博弈中稳健发展。
马克思在100多年以前揭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一次又一次的、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必然会把资本主义带进死胡同。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和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终于“开花结果”,而社会主义阵营瞬间瓦解，使得当代资本主义似乎又渐入佳境。而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和正在进行时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则又迎来一片大危机袭来的惊呼。显然，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长期过程，而不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凸显的现象。经济全球化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确立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萌芽，并且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调整相互配合，一直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基本矛盾、摆脱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一种手段。根据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夫[1]的观点，研究世界史应从1500年以后开始。因为1500年以前的世界各国彼此相对孤立；而西方人从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初做出一系列巨大发现和惊人探险（如地理大发现，笔者注），特别是通过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使整个世界开始“臣服”于西方的统治，中世纪默默无闻的西方崛起了。正如汤因比所言，从那时起，世界与西方的冲突开始了，至今已有四、五百年。在这场冲突中，有重大教训的不是西方，而是世界。因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击，而是世界遭到西方的打击--狠狠的打击。[1]重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化解自身基本矛盾的历史轨迹及当代端倪，对我国选择正确的国家战略和策略参与全球利益博弈，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化解基本矛盾的最初手段
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与封建经济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100多年以前赞扬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主义充满青春活力的时期，也正是其基本矛盾最尖锐的阶段。一方面，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使机器大工业得以确立，生产能力成百上千倍地提高，生产的社会化水平空前；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停留在其原始或古典的状态，即企业的财产组织形式以单人业主制为主要特征，规模小、数量多，幻想可以在既定价格下生产任意数量的产品。完全竞争可能是对这一时期主要产业市场结构状况比较准确的概括。其结果，是1825年以后不断爆发周期性的、以生产相对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当时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奉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为圭臬，相信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对如何运用政府调控力量来化解基本矛盾、摆脱经济危机无所作为。而民间企业规模小、数量多，同样缺乏整合市场的能力。所以，就国内而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主要是以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来调节的。
为了缓解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以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为代表，开始了以商品输出为主要标志的海外市场扩张，致力于对国内经济进行国际调节。所谓的经济全球化也就从那时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敏锐地注意到了当时经济全球化萌芽及整个世界正在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情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扩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在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P254-255）为了推销商品，英国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惜诉诸武力，如对中国满清政府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夫证实：[1]（P312）虽然当时只有英国等少数几个工业国家，但其国内市场就已经难以支持庞大的生产能力，必须依赖全球市场才能生存。当时的主要工业国家互相争夺市场，同时提高关税，以抵制别国的产品。有人主张，每个工业国家都应当拥有能够为其制造商提供“不受外国竞争影响的市场”--殖民地。他在书中转引了当时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艾伯特•J•贝弗里奇对波士顿一群商人所做的如下陈辞：“美国的工厂正在建造比美国人民所能利用的更多的东西；美国的土地正在生产比美国人民所能消费的更多的东西。命运已经为我们制定了我们的政策：世界的贸易应该而且必须属于我们。因此，我们将如同母国（英国）告诉我们的那样，去得到世界的贸易，我们将在全世界建立贸易站作为美国产品的分配点。我们将派出我们的商船队驶过海洋。我们将建立起一支真正伟大的海军。自治的、挂起我们的旗帜并与我们通商的巨大的殖民地将在我们的贸易站周围成长。”可以这样说，局限于狭隘的国内市场，没有海外市场的扩张和殖民掠夺，就没有资本主义的今天。所以，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印度等海外殖民地的独立使大英帝国“如丧考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资本主义与生俱来地就是要靠经济全球化来存活的。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全球化的最初发展，成为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进行商品输出、缓解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最初的、有效的手段。
二、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化解基本矛盾手段的发展
从1870年以后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重化工业迅速替代轻纺工业在社会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交通、通信技术更是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生产的社会化水平，使得本来就不适应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形式更加不适应，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锐。
在这一时期，主要先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化解日益尖锐基本矛盾的努力也是沿着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是国内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如通过股份公司这种新的资本组织形式来扩大企业规模，实现资本社会化；通过企业购并（横向和纵向）加快资本集中与整合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以企业内部管理协调的“另一只看得见的手”替代部分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调节；通过大企业之间关于产量、价格和市场分割的协议来整合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减少生产过剩，使主要先行资本主义国家逐步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既是基本矛盾发展的产物，同时成为化解基本矛盾的国内手段。事实证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化解基本矛盾的努力并不成功，1929~1933年的大危机时很好的一个证明。
二是借助于先进的交通工具和通信技术，通过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来缓解了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自动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基本矛盾，弱化了其破坏力，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的技术基础，特别是交通和通信技术革命，使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经济全球化从萌芽状态又有所发展。经过资本原始积累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和掠夺，到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仅是商品过剩，而且由于国内平均利润率下降，出现了更为致命的资本过剩。所以，当时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约而同地纷纷加入了瓜分殖民地的不光彩的行列。殖民地不仅是过剩工业成品的市场，而且成为过剩资本输出的主要场所。英国、法国和德国对殖民地进行了大量的资本输出：1914年，英国已在国外投资了40亿英镑，相当于其国民财富总数的1/4；法国在国外投资了450亿法郎，约合其国民财富的1/6。德国虽然是后起者，一直将其大部分资本用于国内工业的发展，但也在海外投资了220~250亿马克，约合其国民财富的1/15。[1]（P312，313）这一时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曾经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受挫。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本质恰恰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经济利益分配的失衡，特别是殖民地瓜分矛盾在战争中的继续。对此，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评论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欧洲领导人做出的选择现在已被公认为目光短浅。他们选择保护主义和隔离主义，而非伙伴关系，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3]道理很明显：发达国家从来都是根据对自己有利与否来决定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参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的。但对于由它们主导的、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全球化从来就没有犹豫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全球化受挫的时期。
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殖民地为载体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成为先行发达国家进行资本输出、缓解资本过剩及商品过剩的更为有效的手段。
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化解基本矛盾的努力（20世纪50年代~70年代）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主要的先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市场机制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动调节实现经济平稳运行、摆脱危机的梦想彻底破灭，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全世界拖进深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过程中服务于军事目的的技术开发如原子能、计算机等高新技术转为民用，引发了新的科技革命。经过战后恢复和重建，新的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水平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平台”，基本矛盾也在一个新的层面上表现出来。
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化解基本矛盾、摆脱危机的努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又继续着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到大危机之前的整合，利用股份公司制度提供的有效财产组织形式以混合购并来拓展企业的生产经营边界，增强企业整合市场的能力，规避或弱化生产过剩的危机，典型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更多的生产经营多角化、跨越国民经济众多产业部门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另一方面，人们不再相信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的神话，国家也一改过去无为而治的“守夜人”形象，从后台跳到前台，积极扮演“总资本家”(恩格斯语)的角色，以凯恩斯经济理论为依据，运用“看得见的手”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调控，以刺激需求、扩大就业、实现经济增长；对微观经济进行规制，为社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安全装置”，等等。同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还通过建立国有企业、国私合股企业及向私人企业采购、定货等形式，越来越紧密地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断得到发展。新科技革命的拉动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主动抑或被动的适应性调整，在“二战”以后又为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赢得了近20年的“黄金增长”。
在国际上，由于苏联、东欧和中国等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峙的冷战体制形成，全球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的市场。再加上主要发达国家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发达国家如入无人之境般地对殖民地进行资本、商品输出，掠夺殖民地资源的行动也变得十分困难。所以，“二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受到挫折的时期，是资本主义“外向的性格”受到打击的阶段。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开拓国际市场、拓展海外投资场所来化解基本矛盾，规避生产过剩危机的努力并没有停顿下来。“二战”后，受制于社会主义、国家和殖民地独立的影响，首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流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战前主要流向落后国家、殖民地和附属国，改变为发达国家之间相互进行资本输出。同时，为了绕过各国的关税壁垒，资本输出更多地采取了组建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形式。其次，通过国家行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拓展和培育区域性的市场，如欧盟前身-欧共体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出现，等等。这既是各发达国家之间经济依赖程度增强的表现，同时也是发达国家经过战后恢复，却因为缺少落后国家、殖民地和附属国提供资本和商品输出场所，国内市场约束严重的反映。再次，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新殖民主义”政策，如打着“援助”的旗号进行国家资本输出，并以此控制受援国的政治、经济；通过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一方面，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原料，利用廉价劳动力，同时把高能耗和污染严重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另一方面，封杀发展中国家民族工业品牌，占领并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受挫而顽强成长的经济全球化，仍然是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基本矛盾和摆脱经济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四、经济全球化成熟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基本矛盾的新动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20世纪70年代以后，“石油危机”和“滞涨”的尴尬又一次把资本主义带入泥潭难以自拔。但80和90年代有两个重大的事件，大大鼓励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信心，也使得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一是苏东巨变，以苏联为首的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改弦易辙，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复辟)，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去平行的两个市场不存在了，苏东国家和中国的市场成为世界市场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世界市场得以大大“扩容”。二是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的计算机技术进入技术创新“蜂聚期”，推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出现了所谓的美国“新经济”。
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基本矛盾的努力又发生新的变化，而“发生这样的变化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高枕无忧，相反，正如大多数攻击性行为一样，资本主义的这种强硬的姿态源于一种深层次的焦虑。”[4](P3)具体地，一方面，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凯恩斯主义受到冷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逐渐成为“新宠”，经济政策开始由克服“市场缺陷”转而去审视“政府失败”，宏观上表现为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思想支配，中观和微观上集中表现为国有经济民营化、政府监管改革，特别是金融领域，在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的口号下，各种金融产品（如“次级贷”）及金融衍生产品（如“次级贷”的证券化）被不断推出，并与所谓“知识经济”捆绑生成越来越庞大的虚拟经济，并渐渐脱离实体经济的约束。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冷战体制的终结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终于使先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苦心经营多年而没有实现的经济全球化“开花结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通过商品、资本输出以及技术、金融控制，特别是利用跨国公司化解基本矛盾也就似乎进入了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出神人化”的崭新境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一次表现出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超乎寻常的“强势”，并在进入新世纪之初集中“绽放”。以美国为例，对待转轨国家，美国热衷于辅导“华盛顿共识”，实施“休克疗法”；对价值观方面“碍眼”的国家，则导演“颜色革命”，演绎“阿拉伯之春”，等等。美国的所谓“新经济”也正是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其市场约束被极大缓解的条件下实现的。面对此情此景， 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急切而兴奋地抛出了 “历史终结论”，[5]资本主义似乎已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居功至伟，建立了旷世奇功。
很遗憾，好景不长！2008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空前严峻的金融危机出人意料地爆发，宣告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发达国家国内生产关系具体形式调整的失败。“次贷”危机引发的的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因为道理很明显，放松金融监管、推出次级贷及其衍生品，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解决以房地产品集中表现出来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问题。从技术上，虽然可以通过金融工程和保险精算对“次贷”及其衍生品的运营进行精确计量，其可行性似乎无懈可击；但从制度上，则是基本矛盾使然的、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又一次大发作，根本不可避免。一些左翼学者对此认识非常清醒。例如，国际著名左翼学者罗伯特•布伦纳认为，次贷危机本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危机。[6] 如果说与以往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经济全球化的成熟使得这次危机在全球的传播效应被更快地放大了。法国学者弗朗索瓦•沙奈则敏锐地认识到，这只是一次重大危機的序幕。[7] 果然，按下葫芦浮起瓢，不幸被沙奈言中。2009年12月，标普、穆迪和惠誉全球三大评级公司分别下调希腊的主权债务评级，此后欧洲多个国家也开始陷入危机，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等国的信用评级被调低，经济下滑，债台高筑，整个欧洲面临严峻考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全面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实质上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也是战后欧洲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过度干预经济的恶果的集中爆发。为刺激经济增长，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长期推行低利率政策，货币价格被人为压低，货币价格的扭曲助长了人们的投机欲望，使得大量廉价资金涌入市场，角逐各类资产和资源，直接推高了资产和资源的价格，导致生产资料、矿产资源、日用消费品、房地产、金融产品等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资产价格均出现泡沫化，资产泡沫膨胀到一定程度便会破灭。资产泡沫的破灭从泡沫化程度最高的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领域爆发，并逐步蔓延到其他领域，最终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遭到严重打击。为“救市”，美国及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出规模庞大的政府救市计划，赤字财政和增发货币再次粉墨登场。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实质上是各国政府的举债投资，企图通过政府的主动性投资对经济进行干预，并以此带动私人投资，使经济迅速走出低谷。大规模的政府救市虽然使得全球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回暖，但是各国政府的债务也因此大幅增加，财政赤字不断攀升，货币发行量猛增，从而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和通货膨胀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可见，正是美联储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而发达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政策则是饮鸩止渴，终于将“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性的主权债务危机。
可以发现，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看似形同水火，实则异曲同工，都以扩大有效需求为指向，旨在化解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只不过是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运用过程中呈现出某种时间继起、空间并存的特征。例如，在美国，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代表政府经济政策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具有时间上的先后继起性；在美欧之间，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又几乎是同时存在的，在欧洲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持续至今，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则在少数欧洲国家表现比较明显，而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肇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政策影响力都很大。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欧美之间呈现出空间并存的性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作为危机处理方式的一环，凯恩斯主义又无一例外地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受到追捧。
关于此次危机的性质，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写道：“这次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至少意味着，此前长期掩盖在‘现代’、‘工业主义’和‘西方’等一系列漂亮假面之下的资本主义已经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当人们开始谈论资本主义的时候，就说明资本主义出了问题。因为这表明人们研究不再把资本主义当做空气般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把它视为一种不久以前才产生的历史现象。而且许多社会制度都喜欢用‘不朽’的神话掩盖其自己终将灭亡的本质，但世界上的事务有始就必然有终。” [8]波兰经济改革的主要设计师经济学家格热戈日•科勒德克认为，“目前的危机是根本性的、系统的危机，不但是另一次与商业周期相关的引人注目的危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更是新自由主义的系统性危机。”[9]
长期以来，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国内调整，特别是籍经济全球化之力的外部调整，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基本矛盾、赖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过去可以区分、割裂开的内部调节与外部调节，现在却因为经济全球化而交织在一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难以从中“套利”了。正如英国学者约翰•格雷的分析，“在过去20 多年中风靡的全球化范式如今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衰亡。全球自由市场能够保持稳定只是基于其能够自我调节的假设，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各国的经济日益紧密地相互依存，整个经济体系已经非常脆弱，经不起任何打击。与以往相对疏离的世界经济联系相比，现今发生在某国或某领域的危机能够非常容易迅速地传递到其他国家及领域。任何一个链条的断裂都可能导致全局性问题。--全球自由放任这艘乌托邦之船如今已经在自身的阻力作用下搁浅。--凯恩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苏中一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通过扩张信贷和增加供给的政策刺激消费需求，流动性和市场活力得到提升。但那时的世界经济相对封闭，在当前如此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一国实施类似的政策将收效甚微，因为很多新投放的资金会流向国外，后果不可预知。只要全球化进程继续下去，凯恩斯派的政策就无大的用武之地。--在自由放任主义时期，美国是全球自由放任主义大厦的首席建筑师，现在自由放任主义时代行将结束，美国较之其他国家可能反而更容易受到脱离监管的自由市场的伤害。”[10]
五、若干启示
在我国，由于已经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经济生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所以商品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由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引发的经济周期波动、生产相对过剩、内需不足等问题，也就变得不可避免，在某些时点上可能会非常尖锐。因此，我国同样需要通过国内经济关系调整和国际经济关系调节两条线索（即“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挑战。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应该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国内调节手段、政策不仅基于某种经济学说或流派，也源于其国情和发展阶段以及解决特定问题的需要，同时潜藏着维护其国家民族利益的指向。对此，中国可以参考、借鉴，但绝不能奉为圭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们唯一的正确的路径选择。另一方面，对利用经济全球化加快自身发展的路径应该更加冷静、客观。
经济全球化是先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立国之初孜孜以求的目标。今天正在“开花结果”的经济全球化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规则的全球化，是资源在全球配置过程；另一方面，毋庸讳言，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规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和技术基础也源于西方，因而经济全球化同时是西方统治世界的工具，不断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从来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化解自身难以克服的基本矛盾的手段，但可能也是最新、最高级的的手段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直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在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所诅咒的那个早期的从而也是经典的资本主义早已经死亡，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对自身做了太多的否定，因而内生出许多新经济制度的因素；在国际上，经济全球化既是化解基本矛盾的手段，同时也可能是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世界弥漫的手段。一旦出现大的金融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可能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大崩溃。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是又一次严重的警示！
中国已经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揭示经济全球化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基本矛盾手段的实质，目的不在于抵制或反对经济全球化，更不是主张什么不切合实际的社会主义的全球化，而是旨在警醒国人：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中国不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就可能会被边缘化；但另一方面，必须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利用经济全球化发展自己的目标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化解基本矛盾的目标是冲突的。加入并利用经济全球化解决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对社会主义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都是平等的权利。平等的权利相对抗，理性和力量最终会占上峰。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趋利避害、加快发展，而不只是充当他人发展的工具，是对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的新考验。
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频频遭遇反倾销调查，“中国威胁论”一度甚嚣尘上，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出现针对中国的各种“猫腻”，自由贸易的热望却遭遇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冷遇，利用WTO勒索中国稀土资源，利用海峡两岸关系及周边反华势力大搞军事凯恩斯主义，等等，都给我们以深刻的教益。当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更是使我们如梦方醒。过去，我们过多地关注了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如火热“趋利”的问题，现在及未来，应该在“趋利”的同时更加注意“避害”。作为大国，我国在融入全球化、赢得竞争优势的过程中，恐怕不能简单模仿地域、人口较小规模国家过度“外向”的发展路径，而应同时发挥大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优势，同步建立起“内需”主导的经济体系。通过启动消费扩大内需、调整供给适应内需，发掘国内市场的无限潜能，逐步建立起我国经济庞大的自我循环能力，我国经济不仅可以实现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也将能够从容地应对国际经济的任何“风吹草动”，从根本上规避出现“美欧伤风，中国感冒”，“美欧感冒，中国吃药”之类的传染病症，建立起国际市场、国内市场两个良性循环，给我国经济赢得这边独好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