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方式转变，或增长模式的转型，首先涉及到对已有增长模式的评估。现在有一种奇特现象，即国内外对我国增长模式评估出现反差。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的突出表现，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兴趣日浓，总体上给出了积极评价。反观国内，对增长模式的批评要更多一些。如何客观、历史从而正确地看待和评价我国的增长模式，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
如果说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堪称奇迹，同时又认为我国的增长模式“落后”、“不行”，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
事实上，回过头看，特别是在国际视野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不难发现我国的增长模式具有诸多重要而独特的优点。例如，在长期的改革实践中达成的自上而下、广泛而持久的“发展是硬道理”的社会共识，近些年又上升到“科学发展”的新境界；以“摸着石头过河”、“双轨制”等为特色的务实而有效的市场化改革；实施多层次而又稳定持续的对外开放，较深程度地介入国际分工体系；以世界上最大规模人口为基础、虽不平衡但可互补的国内市场体系；在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求得改革和发展的平衡推进等。
总的来说，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显著特点是“地方竞争”。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县与县之间，以至更低层面的政府之间，都进行着通过改进本地投资和发展环境而争取外部资源、促进自身发展的竞争。有一级政府，就有一个竞争主体。这种独特结构是我国传统政府治理结构和市场经济结合的产物。当市场机制驱动的商品和资源跨区域流动以后，“强政府”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交易者信用、动员本地要素并提高其质量、改进政府办事效率等方面，都表现出组织资源上的优势，在工业化处在起步或较低阶段时，此种优势更容易得到体现。而客观上存在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又刺激了对这种组织资源的利用。值得研究的是，这种也被称为“发展型政府”的特点并非出自预先设计，而是在改革实践中通过适应性调整逐步形成，事后被观察和认识到的。这一点恰恰体现了我国改革的特点。
事实上，我们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认识仍有待深入。我国经济已经取得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但我们对这一奇迹仍处在“知其然”，很大程度上“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而处在这种状态就存在着一种可能，即不经意间将一些原本难能可贵的东西否定甚至丢掉了。比如，我国的高储蓄、高投资是高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现在被视为增长模式中的突出问题。如果考察一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个因素正是其缺少且长期以来难以具备的。
强调优点，并不意味着否定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种缺陷
当然，这样的观察并不否定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问题依然是如何理解这种缺陷。通常认为，现有增长模式导致了几大不平衡，包括内外不平衡、投资消费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等。那么，这些不平衡是真正问题所在，还是更深一层问题的外在表现？我们认为，注意力应主要放在深层问题上。目前最值得关注的深层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能源、土地、金融、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不同程度存在的扭曲，导致资源误配和结构失衡。比如，要素市场扭曲促成了“虚高”的出口竞争力和过高比重的资源消耗产业。二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垄断性较强的非贸易部门（以基础产业为主）与以非国有企业为主、高竞争性的贸易部门（以出口导向型产业为代表）并存的二元结构。不少研究表明，前者在占有大量资源的同时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后者，并包含了日益增长的金融财政风险。我国的产业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后者。
现有增长模式的缺陷与其特点或优点直接相关，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即都根源于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深度介入。它在创造高增长的同时，内生了诸多结构性不平衡；它在促成高投资时，包含了不容忽视的低效率和风险隐患。人们一再警告说，如果不解决上述问题，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理想的办法应当是，通过深化改革去掉现有增长模式中不好的东西，保留好的东西，所谓“兴利除弊”，通过纠正不平衡保持经济的高增长。然而，改革未能取得预期的实质性进展，但高增长看起来依然可以维持。这样，我们需要关注现有增长模式的另一个特性，即高增长本身具有较强的缓解或后推不平衡、低效率和风险隐患的能力。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银行业改革时所剥离的上万亿不良资产，就是在以后的高增长过程中逐步消化的。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主要靠的还是投资拉动，虽然对此有不少质疑，但只要高增长的潜力还在，我国经济已有的增长态势就不会被打断。
增长模式“时效性”带来的挑战将是下一步改革所要面临的问题
我国经济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如果高增长不可持续，将会发生什么？这里所说的高增长不可持续，并不是指所谓“主动调控”、人为压低的结果，而是潜在增长率下一个台阶。我们认为，在这种情景下，我国经济将会面临两方面的严重挑战。
首先是高增长时期能够掩盖的矛盾和风险无法继续被掩盖了，正所谓“水落石出”。部分是由于规模扩张速率放缓所致，部分是增长预期改变后资产重新估值所致。如果说美国由于过度消费而引发了次贷危机，那么，我国需要防备的是由于过度和不当投资引发的某种金融财政风险乃至危机。
其次，增长速度下台阶不仅是速度本身的改变，背后是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改变。寻找和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是所有曾经经历这个阶段的经济体都要面对的问题，但我国在增长动力转换中遇到的问题将会与那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有所不同。
回过头再看增长模式转型，我们可以把问题分为三类：结构性、体制性和时效性。浮在表层的是由一系列不平衡表现出来的“结构性”问题，背后则是资源配置中的扭曲所体现的“体制性”问题。值得探究的是，体制上的缺陷与优势很可能是共生的。尽管人们期待“兴利除弊”式的改革，事实上改革难度很大，不是因为没有“可改革”的空间，而是因为“能改革”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然而，只有经济仍有高增长的潜力，经济增长的势头并非像有些人担忧的那样不可持续。这说明既有的增长模式与高增长阶段具有相当强的适应性，不仅表现为可以启动和维持着高增长，更重要的是可以容纳、消解或后推看起来相当严重的不平衡、低效率和风险隐患。这可以理解为“时效性”。
需要强调的是，当“时效性”成为一个问题，即潜在增长率下台阶、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时，不能不面对原有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所引致的矛盾尤其是风险冲击，而且要构造一个与新阶段增长特征相适应的增长模式。这就是下一步改革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