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压力
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与日俱增的外部压力和内生动力，被迫调整和自觉调整两种力量正在汇集，形成强大而持久的倒逼机制和正逼机制。
(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导致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弱化。
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人口红利持续衰减，劳动力供求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其中结构性矛盾逐步上升，就业难、用工荒并存现象长期化。随着廉价劳动力的减少、最低工资标准和农民工工资的大幅提高，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步消退。从最低工资看，2011年北京、上海、深圳、河南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1160元、1280元、1320元、1080元，比2005年分别提高100％、85.5％、91.3％、125％。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的数据，十多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幅增长近四倍，单位小时劳动成本由2000年的0.6美元增加至20l1年的2.9美元。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由10年前的偏低转变为偏高，目前相当于泰国的1.5倍、菲律宾的2.5倍、印尼的3.5倍。
从土地价格看，2011年末，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水平为3049元／平方米，是2005年末的2.4倍，其中，商业服务、住宅、工业地价分别比2005年上涨174％、267％、32.5％。
传统比较优势弱化的结果是，原有传统产业(特别是一般加工制造业)向综合成本低的内陆地区或周边国家转移。目前这一势头己相当明显，如重庆、安徽等地的许多产业是从东部沿海地区转移过来。耐克等国际品牌逐步把制造工厂更多迁至越南等国。美国寇兹(Coach)公司宣布今后五年中国工厂的订单份额将由85％降至45％，日本无印良品(MUJI)公司计划三年内把中国合作工厂从229家减至86家。这种情况将驱使珠三角、长三角一些地方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否则可能出现产业空心化和经济减速。
(二)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空前提高。
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民生问题。一方面，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过去上百年甚至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环境问题也快速积累，并集中爆发出来。可以说，目前中国正进入各类环境与健康事件的高发期。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要求，消费结构升级相应地要求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公众环保意识和维权意识逐渐加强，公众对污染问题的敏感程度提高，环境危机较易演化成社会危机。同时，由于环境管理体系和信息公开制度日渐完备，特别是媒体监督报道力度加大，环境问题对公众心理的影响更为直接和迅捷。近年来接连发生的一些环境事件，如大连PX项目，康菲渤海漏油事件，北京雾霾天气和PM2.5空气质量标准，广西龙江镉污染，河南、陕西、湖南、浙江等地血铅超标事件等，既反映了环境保护形势的严峻性，也作为反面教材和倒逼机制，推动了环境问题的治理、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方式的转变，可谓“危机倒逼型”路径。
(三)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明显上升。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小平同志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既强调做大蛋糕，也强调分好蛋糕。邓小平同志还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当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较大，2011年GDP达到47万亿元，按美元折算人均国民收入达到5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更有物质基础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追求公平正义就是要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和机制，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从经济层面讲，就是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显然，这正是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
(四)代际之间的消费倾向正在发生显著变化。
新生代市民和农民工可能会使全社会消费倾向逐步提高。凯恩斯在1923年《货币改革论》中曾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都将死去。如果说当代中国人的消费倾向高，那么这一代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退出历史舞台。目前在城市中出现的所谓“月光族”和“啃老族”，前者指工资月月花光，后者指自己的收入不足，消费花钱还要靠老人补助，这都是新一代年轻人消费倾向高的表现。新一代农民工也是如此，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大相径庭。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上一代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老家的金额为8218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51．1％，而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的金额为5564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37.2％。新生代农民工在外的平均消费倾向会更高一些。在消费结构上，新生代农民工正在从温饱型转向享受和发展型。根据深圳市总工会的调查报告，新生代农民工在吃饭、房租水电、医疗费用上要低于老一代，而个人培训、上网、日用品开支等项目上要高于老一代。在消费模式上，网上银行、刷卡消费、信用消费等先进的消费理念已经被新生代农民工所接受。据调查，近一半的在沪新生代农民工使用信用卡消费，而老一代农民工中只有三成使用信用卡。常言道：形势比人强。人口新老交替这一自然规律可能会使中国人消费倾向低的状况有明显改观。
(五)东部沿海地区遭遇增长困惑和转型压力。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地区经济呈现不平衡增长格局，全国经济活动持续向东部地区集中，东部地区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增长极。近年来，由于要素成本全面上涨、人民币持续升值、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等，东部地区过去那种以高度消耗资源、高度依赖出口市场、处于产业链低端，以低工资、低成本、低价格为主要竞争优势的传统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例如，2011年上海和北京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7.4％和7.3％，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0.3％和13.3％，明显低于中部地区18.2％的工业增速和28.8％的投资增速。主观上讲，这些地区并不是不想让速度更快些，而是有心无力，发展阶段使然。据美国美世咨询公司2011年7月发布的全球214个城市生活成本调查报告，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分别列第20、21、38位，而美国纽约仅排在第32位。高水平的生活成本需要有高水平的产业结构来支撑。当前东部沿海许多地区正在基本完成工业化，需要向后工业化阶段迈进，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现实是，一些城市房价上去了，但产业结构没上去。许多东部地区已经到了只有调整、转型、创新才能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新阶段，调整转型越快，发展的空间才能越大，发展的速度才能越快。就全国而言，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将从高增长时代进入中速增长时代。更准确地讲，我们可能正从以往两位数为常态的高增长时代转入一位数高增长时代。以往粗放式高增长的宏观环境越来越不再具备。
(六)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快。
2011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8499万人，占总人口的13．7％，比上年末增加0.4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2288万人，占总人口的9.1％，比上年末增加0.25个百分点。与2000年相比，我国60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3.38个百分点，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1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呈现加速趋势。由于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1年为74.4％，比上年微降0.1个百分点。从更长时期的角度看，1990-201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从25岁上升到35岁，而同期美国从33岁上升到37岁，日本从37岁上升到45岁。在过去40年中，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比日本之外的任何国家都快。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七)来自国际社会的多重压力上升。
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目前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己居世界前列。由于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而能源以煤为主的结构难以在短期内出现根本性变化，因此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还会增加，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将持续存在，且有增无减。这在客观上会促使我们加快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在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赢得自身的发展权利和发展空间。
确保能源资源供应安全的压力。中国能源资源禀赋不高，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年来，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维护13亿人口能源资源永续利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我们需要在“节流”和“开源”方面下更大功夫，取得更大成效。一方面，要加强节能减排，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这必然要求调整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提高经济和产业的技术水平。同时，要调整进出口结构，更加坚决地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出口，防止出现能耗和污染留在国内，绿色产品出口国外，而一些外国人士不理解不领情反而出现指责批评的现象。另一方面，要加强国内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防止对外依存度过高和过快上升，确保处于安全范围。要加大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开发利用，尤其要学习借鉴美国等国经验，努力攻克页岩气、油砂等非常规能源开发难关，提高能源自给率。如果我们不能在能源利用效率和结构上有一个大的提高，如果不能在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和总量上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就可能像前些年国际上有人提出“谁来养活中国”那样的说法，说不定还会有人提出“谁来满足中国能源资源需求”问题。来自能源资源方面的国际压力将会推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
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压力。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原有的世界经济循环模式被打破，全球经济结构失衡亟待解决，再平衡是客观需要，也是一个长期过程。从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对各国经济都将产生较大影响，非均衡发展的过程通常是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再平衡的过程往往是一个减速发展的过程，对我国经济增长不可避免会带来影响。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也必然是各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而又举足轻重的大国经济，需要像参加一场新的大型舞会一样找到自己新的定位和节奏。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是我们适应和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也要防止一些国家借再平衡名义推行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那样只会延缓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得不偿失。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逐步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压力。从国际经验教训看，能否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能否处理好收入分配和科技创新两大问题。日本通过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已经成为一个发达而均富的社会，基尼系数长期低于0.349。韩国经济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1965年时基尼系数为0.34，1980年达到最高值0.39，随后逐步下降，1995年时为0.28。从技术创新看，日本、韩国都经历了从国外引进、学习借鉴的过程，后来高铁、核电、液晶显示等技术进步表明，日本和韩国都具备了世界领先的自主创新能力。而部分拉美国家则提供了反面教材。正反两方面的案例表明，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要把握好两大要害问题：收入分配要公平，而不能出现贫富悬殊；自主创新能力要增强，而不是总是处于技术追赶、重复引进状态。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未来一段时期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万美元并不太难，但此后向更高收入水平迈进的困难可能会明显加大。我们需要应对多重挑战，其中十分关键的是，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实现共同富裕；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成创新型国家。这正是未来结构调整的要义所在。
今后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和举措
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永恒主题。面对新的国内外发展环境，我们要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以期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
(一)未来经济结构演变的基本方向和内在要求。根据中国的“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和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我们把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未来方向和内在要求描述为“四个发展”和“四化”。
协调发展。努力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努力把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状况的过程，转化为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
绿色发展。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绿色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和环保意识，使绿色发展、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正在孕育的科技和产业革命为中国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新机遇，中国不仅是绿色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忠实实践者，而且可能成为全球绿色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引领者。
创新发展。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准确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技术发展趋势，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大幅提升重点产业核心竞争力，创造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与创造大国的转变。
包容发展。从国内来讲，主要是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都要践行以人为本理念，改变见物不见人、重物轻人的做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使发展过程由全体社会成员更好地参与，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更好地共享。从中国与世界联系的角度看，就是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中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在与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中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更大的空间，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高端化。既要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使之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又要运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面改造升级，推动产业向产业链高端演进，逐步提升中国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还应明确，与那些均衡发展的小国不同，中国作为发展不平衡的经济大国，各类产业都有需要、都要发展，对纺织、服装、食品等传统产业不是放弃，而是提升技术水平、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传统产业结构调整要实行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并举。中国应当拥有全方位、高水平的实体经济产业链。
轻型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尤其要重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现代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相辅相成、共同提高。要注重发展面向民生的服务业，增加服务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中国的产业转型不是简单地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更多应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劳动——知识密集型转变，实现扩大就业与转型升级的有机统一、推动增长与节能减排的有机统一。
信息化。实践表明，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空间。要紧跟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大力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充分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改造提升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维护信息安全，深度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使信息化转化为先进生产力。
一体化。正如全球化不可阻挡一样，一体化也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全球化在国内的反映。要顺应这种趋势，从多方面、多层次上推进国内发展的一体化进程。主要包括：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民工市民化，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融合发展。
(二)若干政策举措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欧洲债务危机还在蔓延，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需要处理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既要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中推动结构优化升级，又要通过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1.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扩大消费是基础，稳定投资是关键。中国消费需求潜力巨大，有待深度挖掘。要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着力增加消费倾向高的中低收入者收入。完善居民消费政策，鼓励发展社会化养老、家政、医疗保健等服务业，拓展新的消费空间，积极发展网络购物等新兴消费业态，扩大消费信贷。改善城乡消费环境，努力降低商贸物流成本和居民出行费用，确保消费品质量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让群众放心消费，也让那些高端消费更多在国内而不是海外实现。
要保持投资稳定增长，着力优化投资结构。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要继续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促进投资和消费良性互动。扩大投资的最大潜力和活力在民间。要认真落实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36条”意见。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引导和规范，促进其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序推进“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保持投资的合理规模和稳定增长。
2.在稳定出口的同时增加进口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中国企业出口面临的国际市场环境重又明显恶化，困难重又明显增加。要稳定和完善各项出口政策，实施科技兴贸、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保持出口稳定增长，巩固和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同时，坚定不移鼓励增加进口，改变奖出限进、宽出严进的工作思路和政策体系，完善进口政策，搭建更多进口促进平台。增加能源原材料、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等的进口，积极争取发达国家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敦促部分发达国家放宽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措施，避免一边抱怨中国顺差多，一边限制本国企业对中国出口的情形，促进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
3.坚持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国。我们既要继续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更要注重改善利用外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使外资与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的总体战略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继续吸引外资的同时，要注重发挥外汇资金比较充裕的优势，用好国际经济环境所提供的外资和条件，扩大对外投资，在信贷、保险、出入境管理和宏观协调指导等方面完善措施，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同时，注重维护境外投资企业的资产和人员安全，鼓励对外投资企业与当地融合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4.坚持不懈地推动节能减排
近来我们在稳定经济增长方面的压力有所上升，实现“十二五”规划节能减排目标压力加大，但节能减排工作决不能放松。要严格目标责任和管理，完善工作机制、评价考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强化政策引导，加强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和生态保护。加快建立节能减排市场机制，推行合同能源管理，规范有序开展节能量、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快实施重点企业和各类园区循环经济改造，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消费。总之，要处理好稳定经济增长与推进节能减排的关系，使国民经济中“绿色”的成分更多更浓。
5.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近年来，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加快建立健全。在已经取得成效的基础上，要继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将国有、集体企业“老工伤”，人员全部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完成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继续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落实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稳步推进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上涨状况，逐步提高各项保障标准。同时，要吸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注重“广覆盖、保基本”，防止“养懒”和加重负担，确保社会保障体系的长期可持续性。
(三)若干关系长远的重大改革举措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根本上靠的是改革开放，今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也必须深化改革开放。要善于加强顶层设计、总结基层经验，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各项体制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目的是合理调整利益关系和地方政府、企业的行为，推动各类经济主体自觉转入科学发展轨道。一是研究完善分税制。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税关系，建立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明确界定各级政府事权，完善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改变上级点菜、下级埋单的做法，使地方有足够的财力落实其支出责任，降低其过分追求GDP和税收的冲动。二是研究全面推开资源税。将资源税改革逐步推广到全国，适时扩大征税范围，提高税率，充分发挥资源税对节能降耗、绿色消费、收入分配调节的积极作用。三是研究开征环境税，加快现有税种的“绿化”，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绿色税制。四是研究完善财产税制度。推进房产税改革，加大房产保有、交易环节税收调节力度，抑制投机炒作。研究征收遗产和赠与税、资本利得税，合理调节社会财富分布悬殊矛盾。
深化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状况和环境治理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稳妥推进电价改革，实施居民阶梯电价方案，完善水电、核电定价机制。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理顺煤电价格关系。完善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合理制定和调整城市居民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包括地下水)价格。更加充分发挥价格在节约资源能源、控制污染排放和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杠杆作用，促进节能、节地、节水、节材。
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都要注重和体现公平。在初次分配方面，要加大对劳动报酬的保护，真正落实按劳分配为主原则，规范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尤其要下决心治理凭借垄断地位或不合理占有自然资源、公共资源而获得暴利的现象。在再分配方面，要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力度，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主体。新生代农民工绝大部分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农民工在城乡之间、不同城市之间过于频繁流动对农民工本人及其家庭(留守儿童等)、城市用工企业、交通运输系统等都带来不利影响。做实城市化，让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需要说明，对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和其他城市要区别对待。一些超大城市要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中低端产业和劳动力向外双转移，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同时，其他城市要放宽落户条件，把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完全意义上的城镇居民。
深化政府自身改革。政府有四项主要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从转变政府职能角度看，应把顺序调过来，着力加强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监管，并注重改进经济调节方式，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来实施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宏观调控本质上是全国性、全局性的，企业生产也日益全国一体化甚至全球化，要适当弱化地方政府在经济调控方面的职能，充分赋予和发挥企业的经营决策自主权，更好地实现“全国一盘棋”国家战略和企业生产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合理化布局。要完善干部绩效考评和选拔任用制度，对那些经济增长过快和过慢的地方，都应要求其作出合理性解释，既不鼓励过分追求GDP，也不鼓励落后。同时，可借鉴德国等国家的做法，改革GDP核算办法，实行地方GDP由上级统计部门统一核算(如各省GDP由国家统计局核算)。探索建立类似绿色GDP、幸福指数等核算或评价体系，作为衡量地方发展成果的重要参考依据。总之，要让各级干部的行为取向紧跟科学发展观这一指挥棒来转。
（作者：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本背景报告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提供，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