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在近年来成为描述中国宏观经济特征的一个流行语，但是否真的存在“国进民退”，如何界定“国进民退”，在理论界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普遍的共识，很多论断仅仅来自于感觉和传说，缺乏客观统计数据的支撑，也缺乏专业化的科学分析，我们不能把非专业的传说当作中国经济改革的“伤疤”，进而“以讹传讹”。

　　■“国进民退”的描述不准确，是一个伪命题

　　所谓“伪命题”是指不真实的命题。所谓不真实，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不符合客观事实；其二是不符合一般事理逻辑和科学道理。“国进民退”就是一个典型的伪命题，它的不真实性源自不符合客观事实，并不能代表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趋势和基本事实。

　　“国进民退”隐含的前提是零和博弈，在这样的思维范式下，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简单地定位为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对手，并假定资源总量或利润总量是一定的，一方受益便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两者之间只有竞争，完全没有合作。但事实上，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关系并非是相互对立、此消彼长，而是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和市场规模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合作领域，只要抓住机遇，大胆创新，就会取得企业经营的成功。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实绩上看，“国进民退”的描述不仅不准确，而且逻辑命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正是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两条腿”齐步并进，才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稳定、健康增长，取得了比单纯依赖国有企业或非国有企业“一条腿”模式的经济体更好的发展绩效，特别是在这一次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快速调整，带动中国率先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

　　■通过对企业数量、就业人数、企业产值、企业利润等方面的统计分析，“国进民退”这一说法不能证实

　　通过验证几个简单的统计数据就可以说明“国进民退”是否成立，对这一概念证实或证伪。

　　从企业数量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规模以上国有工业单位在全部工业单位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1/4（为24.0%）下降至1997年的1/5（18.7%）。从1998年以后按新口径计算，在1998-2010年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从6.47万家减少至2.03万家，只相当于1957年（4.96万家）的40%左右，占全国工业企业数的比重从39.22%下降到4.47%（具体情况见表二）。与此同时，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户数从1998年的1.07万家增加到2010年的27.23万家，占全国工业企业数的比重从6.46%上升到60.34%，私营企业的扩张速度十分惊人。从企业数量上看，不仅不是“国（上）升民（下）降”，反而是“国（下）降民（上）升”。

　　从就业人数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职工数占工业就业人数比重在1978年为76.2%，而后绝对数上升，由3319万人上升至1991年的最高峰4472万人，而后开始下降到1997年为4040万人，但占工业企业就业人数比重开始下降，到1997年时已下降至65.0%。按新口径计算，1998年以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从3748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1886万人，总量减少了一半，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比重也从57.2%下降到2010年的19.2%。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从1998年的161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3312万人，扩大了20倍，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比重也从2.5%增长到2010年的34.7%（见表一），展现了私营企业极强的就业创造能力，其就业创造增长率显著高于其产值增长率和利润增长率。从就业规模上看，不仅不是“国增(加)民减(少)”，反而是“国减(少)民增(加)”。

　　从企业产值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77.63%下降到1997年的31.62%；按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产值比重口径计算，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98年的49.6%下降到2010年的26.6%；而同期的私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占比从1998年的3.1%上升到2010年的30.5%（见表三），占比扩大了10倍。自2009年起，私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值总额已经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从企业产值比重看，不仅不是“国进民退”，反而是“国退民进”。

　　从企业利润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与企业产值的趋势类似，国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例在1978年后呈显著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85.0%，下降到1997年的26.0%，利用1998年后使用的新统计口径计算，除在1998-2000年间有小幅上升外，在2010年已下降到27.8%。但与此同时，私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比则从1998年的4.6%上升到2010年的28.5%。从企业利润占比和产值占比的比较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效益水平大体相当，没有明显差别。其中201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利润率与私营企业之比为1∶0.89。从利润水平上看，“国进民退”的命题仍然不能成立。

    从对税收及公共财政资源的贡献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或称“国降民升”或“国少民多”)。按照“国进民退”的逻辑，国有企业享受了优惠待遇，而民营企业则面临相对苛刻的政策环境，表现在税收上，则是国有企业的低税负和民营企业的高税负。但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税收贡献水平上看，这样的判断并不能成立。尽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无论是在工业总产值，还是在利润总额上在近年都不及私营企业，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税收总额和应交增值税要明显高于私营企业。2007年出台的新企业所得税制度和增值税改革试点，已大幅降低了私营企业的总体税负，可以看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贡献率由2007年的61.8%上升到2008年的68.9%，并进一步上升，而私营企业则从2007年的17.9%下降到2008年的14.6%。从2012年1月开始实行的增值税扩围试点也将更加有利于改善私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进一步降低税收负担，提高综合利润水平。

　　此外，中央财政从2007年开始编制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收益进行再分配，充分体现了国有资本由全体国民所有，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全民受益的原则。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数达到844.39亿元，由中央财政统筹使用，其中调出资金40亿元，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支持社保等民生事业发展。地方政府也仿照中央模式，编制本地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经营收益被纳入到地方公共财政资源中，由地方财政通盘统筹、综合使用。国有企业对公共财政的贡献水平越来越高，充分体现了国有经济全民所有、全民所用的基本特征。从对公共财政的贡献上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仍是公共财政资源的贡献主体，将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占产值或利润的比例相比，没有出现所谓的“国降民升”或“国少民多”的现象。

　　从国民经济角度看，农业主要是以农民个体和私人为主，服务业缺少详细分析的分类数据，只有在工业领域有相关的数据。为此，我们只能分析工业领域，即使如此也缺少规模以下企业的详细数据，这些企业基本上是私人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换言之，当考虑到这部分企业的话，国有工业企业的比重还会更低。

　　上述计算数据都是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作为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充分利用这些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告知社会公众，澄清事实真相，说明基本趋势。在这方面美国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拉迪已经做了专门的研究，与作者的结果和结论是一致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研究是“森林式”的方法，得出的是总的评价，在某些产业或某些行业或某些年份可能有其他的结论，但只是代表某些“树木”，尽管它是事实，却是局部的事实，更不能以此来推论或代表整个“森林”。

　　■怎样认识国有和非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

　　过去60多年中国在如何处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经历了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过程。1949年9月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公私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通过第一次对官僚资本国有化，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进入了共同发展的“黄金时期”，1952年3月毛泽东还首肯了“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不能让资本家光是图私人的利，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但是毛泽东很快发动了国家工业化，排斥了私人工业化，又发动了第二次国有化，对私人资本公私合营，后来基本上消灭了私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对私人经济的政策经历了从“红灯”到“黄灯”再到“绿灯”的情况，民营企业进入了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黄金发展”时期，逐步形成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并存、相互联系、相互外溢、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新格局，我称之为“两条腿走路”。这就比一条腿走路(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要走得稳，走得协调，也走得快。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私营企业实现了快速的增长，非国有经济进入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事实也是如此：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实有企业1191.16万户(含分支机构)，实有注册资本(金)66.16万亿元。其中私营企业903.49万户,占总数比重的75.8%，注册资本(金)22.85万亿元,占总量比重34.5%（见表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更像是精锐的野战军，属于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科技密集型企业，它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要与世界500强企业和世界2000强企业开展激烈的竞争，不仅要在其中占一席之地，而且要迅速崛起，成为行业中的领军企业；而民营企业就像是地方部队，更多的是创造就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就业密集型企业，能够有效地帮助各地方发展，同时也能够在一些领域发挥民营企业灵活性强、创新力强的优势，已经在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

　　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由于它们各自的外溢性形成了相互带动、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中国企业会迅速进入世界500强之中。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这两年中国制造业有可能会超过美国，打破美国自1890年以来称霸世界工业的历史，也进一步说明中国为什么可以在轻工业方面占世界总量比重的1/3以上。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成功，就意味着全面的经营成功。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目标。2010年，按照汇率法现价计算，中国消费总额为2.7万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世界第三大消费市场。根据我们的预测，2015年，中国的消费总额将达到7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2020年消费总额将达到14.5万亿美元；到2025年中国有可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消费总额为美国的1.15倍。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最大的煤炭消费市场、最大的个人计算机消费市场、最大的移动通讯设备消费市场、最大的成套设备消费市场。中国正在由“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将由“中国出口”转向“中国购买”。这对于各类企业而言，是最大的福音，也是最大的机遇。

　　■中国企业的发展之路不是单纯地讨论谁进谁退的问题，而是关于中国企业与国际企业之间的竞争

　　国有企业经过60年的发展，经历了总数大幅度下降的发展历程。尽管国有企业户数占全部企业户数的比例仍然较低，但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已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的成长发展之路，不是简单地与民营竞争，更重要的是和国际企业，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进行竞争。中国企业的成长发展之路也不是单纯地讨论谁进谁退的问题，而是关于中国企业与国际企业之间的竞争。

　　2011年中国大陆有61家世界500强企业，而后发展速度会更快，其中不仅是国有企业，而且也有私营企业，不仅有中央企业，也有地方企业。形象地讲，中国企业面对的形势是“美(国)退中(国)进”，美国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已经从1975年的241家下降至2011年133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国也进、民也进，而非一方进、一方退。

　　国有经济从“大而全”向“强而精”发展，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战略产业方面做强、做精，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集中资源发展战略产业的优势，通过在不同行业的产业链中与非国有经济形成良性的互动，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例看，只有烟草制品业(99%)、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94%)、燃气生产和供应业(92%)、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71%)、水的生产和供应业(69%)和煤炭开采和洗选业(56%)，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比超过50%，这些行业要么是自然资源类产业等上游产业，要么是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行业，在这些行业里，需要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保持较高的产品质量、相对稳定的产品价格和健康的市场秩序。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行业都有明晰、严格的准入政策，有些行业不但国有企业可以进入，私营企业也可以进入，但前提是遵守政府制定的游戏规则。在其他绝大多数行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并不占主导地位。

　　国有和非国有企业齐头并进，竞争力同步提高，中国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民营企业开始崭露头角。据估算，到2030年，中国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数将超过美国的高峰值，与中国经济总量、贸易总量、投资总量占世界总量比重大体相当，届时民营企业就有望达到40-50家。

　　■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并不存在谁进谁退的问题，而是共进多少的问题

　　中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既要发展国有企业，也要发展私营企业，使两条腿都很强壮，使两类企业都能健康成长，并不存在谁进谁退的问题，而是齐头并进，共进多少的问题。对于“国进民退”这一伪命题的讨论毫无意义，只会是“庸人自扰”。

　　事实上，从过去几十年的世界500强企业数看，显示了中国的“国（有）民（营）共进”。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将实现集体崛起，合作崛起，也包括竞争崛起，在世界500强，乃至2000强的榜单上都会赶上美国，超过美国。

　　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都来源于中国企业的制造，无论他们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如同东方巨人的“两条腿”，就是比那些一条腿走路的西方发达国家走得快，走得稳，走得协调。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本文核心观点

　　●“国进民退”是一个典型的伪命题，其隐含前提是零和博弈，在这样的思维范式下，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简单地定位为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对手，并假定资源总量或利润总量是一定的，一方受益便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两者之间只有竞争，完全没有合作。

　　●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正是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两条腿”齐步并进，才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稳定、健康增长。

　　●中国正在由“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将由“中国出口”转向“中国购买”。这对于各类企业而言，是最大的福音，也是最大的机遇。

　　●在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更像是精锐的野战军，属于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科技密集型企业，它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要与国际企业开展竞争，要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拥有一席之地，是行业中的领军企业；而民营企业就像是地方部队，更多的是创造就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就业密集型企业，也开始在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

　　阅读延伸

　　不同类型国有企业改革的特点与重点

　　邵宁

　　经过几十年艰难探索和推进，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实现了重大进展，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有企业在向两个方向集中，并逐渐形成了两种类型不同的国有企业，今后在改革方面也会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公益性的国有企业就是改革加监管，竞争性国有企业就是进行公众公司改革。

　　第一类是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改革涉及到四个方面：一是以企业内部劳动用工、干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内部改革，也包括规范的治理结构建设和管理体制建设；二是建立有别于竞争型企业的管理制度，考核和评价应切合企业的功能定位；三是实施有效的行业监管，包括价格、服务标准、成本控制、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行业限制、提高透明度，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四是形成规范合理的与政府间的政策安排，以兼顾企业为社会服务和企业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

　　第二类是竞争领域的国有大企业。这种类型的国有企业在体制上，政企分开更为彻底，除出资人职能之外，政府不应该干预企业的决策和内部事务，对这些企业也没有扶持帮助的义务。企业在机制上更加市场化，如干部管理制度、劳动分配制度等等，都在向市场化的方向改革。同时作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和其它所有制企业一样，这种类型国有企业要独立承担经济法律责任，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乃至有破产退出的风险。对于竞争型国有大企业，改革的方式是依托资本市场进行公众公司改革，具体的讲就是推动国有企业整体上市。我们判断竞争型国有大企业最终的体制模式很可能就是一个规范的公众公司，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和规则运作。

　　（作者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当前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五大难题

　　李兰

　　根据2011年对1166位民营企业家的调查发现，目前民营企业发展主要面临五大难题。

　　一是成本全面上升。调查显示，关于“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民营企业家选择比重最高的两项分别是“人工成本上升”（79．7％）和“能源、原材料成本上升”（60．1％），明显高于其它选项，同时要比2010年的调查结果提高了6．7和4个百分点，比2009年的调查结果提高了18．5和7．5个百分点。

　　二是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关于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调查显示，认为“比较难”或“非常难”的民营企业家接近半数，明显高于2010年。此外，调查还发现，大多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时还需要付出规定利率之外的额外费用。

　　三是税费负担较重。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民营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或“较重”。同时，关于“贵企业一年来向各级政府交纳国家规定以外的收费、集资、摊派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情况”这一问题，调查显示，选择“没有”的民营企业仅占8．8％，而选择“1％以上”的占23．6％，要明显高于2010年。

　　四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招工难问题。调查显示，关于对2012年招工难度的预计，28．5％的民营企业家认为“有较大困难”，50．9％认为“有一定困难”。关于出现招工难的主要原因，调查显示，按照民营企业家选择比重高低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期望提高”和“物价上升过快，导致求职者生活成本增加，预期收益下降”，选择比重分别为73．1％和62．5％，要明显高于其他选项。

　　五是企业效益有所下滑。调查显示，2011年超过两成的民营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比2010年提高了9个百分点，基本回到了2009年的水平。其中，小型民营企业“停产”或“半停产”的比重达22．6％，明显高于大中型民营企业。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