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初期，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1993年初，调任中国证监会交易部兼信息部主任，参与中国股票市场的开拓性工作。后调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后回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主持政策研究室工作，协助最高决策者研究制定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参与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改革与发展重大文件的研究、起草工作。1998年被委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督司司长，主持负责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有问题金融机构处置政策的制定和全国信托、财务、租赁公司等的整顿处置事务。
目前兼任若个省、市政府的金融顾问，国家行政学院和数所著名大学的兼职教授，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和《银行家》杂志编委会主任等。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14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金融战略的思考”的主题演讲。夏斌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相当庞大。但是伴随市场的发展，一系列金融问题与矛盾错综复杂、互相交织。这迫切要求决策部门尽快统筹大局，就中国金融发展的方向、原则，不同时期的发展内容，不同政策措施的先后衔接配套，形成一个金融发展的总体战略。在以“华盛顿共识”为典型特征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笼罩下，转轨国家、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金融战略理论是什么，可以说几近空白。中国是一个具有“发展中、转轨、非中心货币、大国经济体”诸特征的国家，不能简单地用指导成熟经济体发展的金融理论，必须对金融发展战略理论有新的视角，这包括一系列政策制度的调整与改革。
中国需要金融发展总体战略
夏斌说，过去的1978-2008年，中国13亿人口的大国，以GDP年均9.8%的速度，保持了连续30年的高增长，创造了被世人公认的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然而，已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尽管30年改革开放成绩骄人，但是在进一步迈向全球化的经济征途中，迄今的“内修”功夫仍差强人意，经济、金融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其多样性和复杂性是30年来从未见过的。
回顾过去，中国金融从30年前的一家中国人民银行，经营简单的存、放、汇业务发展到今天，金融体系已是相当的丰富。但是，伴随市场的发展，同样带来一系列问题与矛盾并且空前多样化和复杂化。举不胜举的各种金融问题与矛盾，无不表明，在中国现实金融生活的背后，市场与政府干预的矛盾、创新与监管的矛盾、融资结构的矛盾、计划与市场的转轨矛盾、经济与政治的矛盾、短期与长期的矛盾、内外经济的矛盾，同时存在，混杂交织，困扰着政府的决策。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一切，迫切要求决策部门，尽快统筹大局，就中国金融发展的方向、原则，不同时期的发展内容，不同政策措施的先后衔接配套，有个明确的答案，有个清醒的判断与安排，即必须要有一个金融发展的总体战略。
如果把分析的视野进一步扩展到外部经济，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发生的重大变化，同样要求中国金融必须要有系统的战略思考。夏斌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元霸权地位相对被削弱。同时中国经济已挤入世界大经济体行列，尽管国人仍然可保持东方特有的清醒和谦和，可以强调若干宏观指标被13亿人相除后的“人均”意义，但是客观上巨大的经济体量，其一举一动，已不能不影响世界经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到“中国责任论”等等各种舆论，无非反映了世人从不同角度表示的不理解、关注、责备、害怕。可以说，当今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已不是过去30年那样，几乎可在旁人不关注的情况下独自发展。
夏斌说，今天的中国，就如挤上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自己再加小心，仍会不由自主地踩上或者碰着旁人的脚。随着经济总量扩大而不断增大的资源、能源进口需求量，自然会引起旁人的议论。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稍有举动，就会为国际市场所关注、担心。同样，鉴于转轨、新兴国家的开放教训，中国实行正常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会带来他国的舆论压力甚至是保护主义的制裁。
中国本可以鉴于自身状况采取金融渐进开放的态度，但是过去未曾有的、现在对世界又有如此影响力的中国实力，还在持续壮大，必然会引起国际上一些势力对中国金融要求加快开放的压力。而且在经济全球化中，由于中国金融政策的变化，通过国内实体经济传递到全球实体经济、进而传递到有关国家，反馈到其新的政策上，又会影响、制约我国的金融政策。这些政策自然包括汇率、利率、外汇储备多元化、主权财富基金、人民币离岸业务、资本账户管理等。在金融全球化下，中国政府必然会面临从来没有料到、也是不愿意看到的一系列动态反馈。这迫使中国政府需要系统思考，其未来各项金融政策的孰前孰后、搭配衔接的问题。
夏斌认为，总体上说，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在日趋激烈。特别是这轮美国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力量组合变化的形势更趋复杂化。世界经济正处于又一个“二百年大变局”的转折时代。其中，人类经济史上中国的又一次伟大复兴，正成为世界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性重要议题之一。特别在美国当今，有关涉及中国崛起的研究文献几乎每天翻新，出现各种遏制言论不可避免。因此，作为一个长过程而言，中国如何与世界的转型和睦相伴而崛起，迫切需要有金融战略的谋划。这已是关乎一国贫富、兴衰、存亡之大事。
夏斌说，厘清中国金融长远发展的应有逻辑、谋划好今后的具体部署，这既是中国经济伟大复兴中极为重要的关键点和精妙之处，也是让当今世界“中心货币”国家及其它国家能够接受中国历史性复兴所必须要做的“中国宣示”。
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30年，中国的金融，是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孤儿”。“大一统”的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职能为一体，是财政的“出纳”。中国当时几乎无市场意义上真正的“金融”，自然也无从谈起金融战略。1978年至2008年的第二个30年，历经伟大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金融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在世界金融的棋盘中，中国仍只是一只棋子。30年前，我们并没有明确的、并被以后历史不断验证的战略规划。下一个30年，由中国不断壮大的经济地位所决定，以及危机后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将显著不同于过去的30年，中国要谋求经济的持续发展，已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可以“闭门”发展自己，而是必须事先要有系统思考与战略谋略。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事务协调由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转变为20国集团机制的时代，意味着正是中国必须确立战略利益的重要时期。中国更需要未雨绸缪，有备无患，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共赢的、务实的选择。
金融发展战略要有新视角
阐述过中国需要金融发展总体战略的必要性后，夏斌开始讲金融发展总体战略的研究目标。他说，当人们一讨论起现实金融问题时，面对的是大量具体的国内、国际问题、各国不同的金融模式以及争论不休的各派金融理论，往往会使决策者举棋难定，影响其判断与定夺。因此，战略制定中的理论澄清、理论导向，尤为重要。而在以“华盛顿共识”为典型特征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笼罩下，转轨、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金融战略理论是什么，可以说仍是一片空白。好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美国学术界也在呼吁：要反思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要重新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夏斌说，中国是一个具有“发展中、转轨、非中心货币、大国经济体”诸特征的国家，是一个既是过渡、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同时又是一个对世界经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的非一般经济体。因此能否用指导成熟经济体发展的金融理论，简单指导“过渡”经济体，帮助其完成由“不成熟”向“成熟”的飞跃？特别是在一个国家间利益博弈的世界里，对一个正在影响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国家而言，答案也许是否定的。这决定了，必须对金融发展战略理论有新的视角。
夏斌认为，从形式看，研究一国金融战略，必然涵盖战略方向、目标、任务、行动纲领，包括一系列政策制度的调整与改革。
从内容看，作为战略内容的选择，首先应该体现具有时间上的前瞻性，着眼于世界经济力量变化的未来格局中，与中国金融发展相关的重大内容。其次，这些内容必然涉及金融相关决策中的重要问题，即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针对性。再其次，这些内容必然涉及战略性意图，是体现一个统一战略意图下不可或缺的方面。最后，必须具有战略实施中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夏斌说，战略是对未来行动的一种选择，那么在“选择”之前，还必须先搞清楚“未来”是什么。金融是依附于、服务于经济。所以要回答“未来”是什么，首先就要回答未来经济的明显特征是什么。作为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全球化中，一切经济活动已离不开全球经济。因此，思考未来中国经济，又必须从相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抽象全球经济的特征，这是金融战略研究的起点。
相对于一定的未来环境，出于一国经济民富国强的最高目的，制定金融战略，必将涉及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因此，明确“金融要干什么，金融能干什么？”或者说明确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主要目的和核心逻辑是确立全部战略内容所必须的。
战略理论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夏斌认为，对一个较为封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要发展，首先面临的是金融要开放。开放意味着一国金融与世界金融的融合。由一国货币衍生的各类金融活动，要与世界金融的融合，本质是一国货币与他国多种货币的融合，是一国经济、金融体系与他国经济、金融体系的融合。在非金本位时代，各国货币、金融间的融合，主要表现为各主权信用货币的比价或汇率。当今世界的金融秩序又是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国际浮动汇率时代。
因此，转轨中的中国要开放，直接面临的是，走“两极论”之一的固定汇率或者浮动汇率还是另选“中间道路”。尤其是关于汇率的“中间道路”是否就是死路一条，若非“死路一条”，其根据、其利弊、其需要、其政策配套又是什么。这是研究中国金融战略许多具体内容所绕不过去的问题。
另外，一定的资本管理政策其实是汇率政策的一种补充。因此在中国目前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局面下，理所当然，仍应继续维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而放松资本管制又事关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参与金融全球化的大局。放松管制是大势所趋。问题是，这一管制如何逐渐放开？管制的放开，与中国具体案例中的人民币国际化、汇率制度的动态变化又如何衔接？这是在讨论汇率这一战略内容时必然的逻辑衍生。
夏斌说，当今的中国，已不同于一般的转轨国家，也不同于一般的小国经济体。从人类近几百年货币史看，伴随一个大国经济体地位的确立，出于本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利益和稳定全球经济的双重需要，大国经济体的货币国际化问题，既是世界经济发展和大国兴衰周期过程中内生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新生大国经济体必须正视的问题。因此在确立金融战略或确定人民币区域化中具体的政策之前，还必须回答中国货币国际化方面的问题。
现在中国已经拥有惊人的外汇储备，但是这种储备主要为主权信用货币(美元纸币)。这种状况决定了，除了通过政策调整纠正国际收支失衡外，巨额储备如何正确使用也需要重点研究。
以上还只是从中国金融与外部金融的联系层面进行的战略性思考。未来的十年，中国的金融体系能否适应以上各项战略性抉择，能否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基础仍在国内金融。目前中国金融最突出的问题可概括为“金融弱国”与“金融滞后”两大问题。然而，要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金融弱国”，在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国内严重的“金融滞后”。目前重要的，不是去反复阐明经过改革后应形成什么样的状态，不是向人们进行口号式、空洞式的改革理想描述和“彼岸”是什么的情景告示，而是应该解决“桥和路”的问题。
不能陷入“华盛顿共识”的陷阱
夏斌在谈到相关的制度设计问题时说，在一些转轨或发展中国家，以往人们思考与确定一国金融战略规划时，往往容易陷入这样一种情景：按照现成的经济、金融理论，通过简单对照成熟市场经济的国家，又主要是英美两个“市场导向型”国家，而不是德日两个“银行导向型”国家的所谓最前沿、最先进的金融制度或金融技术，找出自身发展的不足之处，提出改善本国金融体系的一系列具体指标。中国在某些时期、某些方面也不例外。这固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有其明显的不合情理之处。所以中国金融发展总体战略的制定必须要有新的理论指导。
夏斌认为，在中国由“金融弱国”走向“金融强国”的过程中，需要的理论应该能解释与指导与一般国家不同的中国金融发展。过去30年的中国金融实践同时证明，此理论必须能充分体现金融的“四维系统”含义，即金融系统是一个由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金融、涉外金融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只有基于“四维”系统性的思考，才有可能再结合上述中国特征，予以理论的创新。
中国当前需要的是对“如何尽快形成”成熟金融体系有指导性的理论。因此，这一理论必然是结合中国“转轨、发展中、非中心货币且大国经济体”特征的理论。研究中国金融战略，在制度设计层面研究上不能简单迷信“华盛顿共识”。就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体而言，金融发展与开放的更大意义，是促进实体经济持续稳定与健康的发展，是服务于民富国强的最高目标。因此，金融战略的目标内容可以着眼于金融自身，但是必须落脚于经济发展。发达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对一国而言，可能意味着经济的发展，但一味单纯追求扩大金融资产数量、金融机构数量、金融工具的复杂性和金融的开放度，并不意味着经济必然能保持稳定的增长。因此，长期看，一切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金融发展战略，都不是一个好的战略。
其次，战略既然是基于对未来的一种选择，在进一步全球化中的未来的不确定环境中，客观上既存在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环境”因素，同样也存在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负环境”因素，譬如有缺陷的国际货币体系等。各种正、负环境因素的汇聚，体现为世界经济、金融运行的现行制度体系，核心又体现为由“中心货币”国家主导的、长时间历史沉淀的所谓“成熟的、国际通行的”金融制度体系。因此，发展中国家要研究金融战略，如果是简单模仿、抄袭和沿袭体现“中心货币”国家经济发展“结果”的、“成熟的、国际通行”的金融制度，在某些方面，往往会引发更多的不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负环境”因素。
特别是对于一个大国经济体来说，要实现由“金融弱国”转化为“金融强国”的“赶超”型战略，更不应简单奉行“拿来主义”。不能以人家的“结果”，作为达到自己战略意图的“策略与手段”，简单一味地维护现行有缺陷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不能不问时间与条件，拿人家“成熟机器”中的零部件“硬性”塞入自己“不成熟机器”中；不能从已被近40年历史所证明的、现行以美元为主导的有欠缺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寻找简单模仿全球金融世界里最新出现的“时髦”制度与技术。简言之，不能陷入“华盛顿共识”的陷阱。
因此，夏斌认为，研究服务于中国经济崛起需要的中国金融战略，既要在顺应与支持世界力量与格局重新组合大势中抓住中国金融发展机遇，又要尽可能避免未来“全球化趋势”的突然中断，在尽快发展中国金融实力的过程中，与相关各国齐心协力，在世界力量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努力促成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有序重建，这是研究中国金融战略的世界意义。
最后，夏斌说，国人有幸的是，在中国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已经完全不同于1840年的时代，也不同于上个世纪的任何一个年代。当今中国经济实力明显壮大，既有国际需要、也已具备一些初步条件，能与亚洲、新兴国家以及世界上一切愿意维护和平、民主的国家和力量一起，共同寻求修补现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理论与方案，确保人类经济活动的稳定发展。
战略是制定方为谋取某种利益的计划，它同样可以在基本不伤害他者、寻求和谐的情况下实现，如历史上的英国、上世纪70年代前的美国，其经济发展同样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今天，在世界对中国可能于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未知”、“不安全”猜疑太多的状况下，中国更需要以清晰的和谐的金融战略昭示天下。
问与答
问：有评论说巴塞尔协议3确立了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相结合的金融监管新模式，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这里面我谈两个观点。第一，不要太迷信巴塞尔协议3里面关于宏观审慎监管的说法。上海陆家嘴举办世博会的时候，人民银行召集了一次会议，我作为邀请代表去的。听完他们的发言后，我说，巴塞尔协议3是不彻底、不全面的，我们不要太迷信。巴塞尔协议3说穿了就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总结了成熟国家高杠杆的教训，提出的降低杠杆，放慢速度，放大效益等原则。这些原则是对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该学习。但是在美国Q E 2背景之下，巴西、阿根廷、印度、中国，包括韩国，甚至包括日本，最担心的是美国流动性泛滥对本国稳定货币政策的冲击，这个内容巴塞尔协议3是不谈的，所以它是不全面的。发展中国家、转轨国家脑子要清醒，在美国Q E 2背景之下我们要防止外来的资本流入，这是保持整个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关键。第二点，我个人理解，人民银行现在提出来动态差别存款准备金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宏观审慎的原则。作为国家来说，作为宏观金融改革来说，宏观审慎监管是一个重大的内容，涉及国内金融改革，工程是巨大的，内容是非常复杂的。
问：股指期货在深交所上市，大连商品交易所也启动了内部期权的测试，同时市场近期还出现了关于国债期货的讨论。您对最近一段时间国内交易市场频频大动作的看法是什么？
答：我总的认为，大的战略想法是趁金融开放，金融国门没有彻底打开之前，国内各种金融产品的推出越快越好，锻炼老百姓，提高风险意识，提高水平。因为金融国门早晚要打开。
在创新开放的过程中间，要时刻记住配合宏观调控，配合以经济为本的原则。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讲到地方融资平台的时候，我曾经说，第一要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光发挥银行积极性不行；第二发点债可以解决；第三好好算账，不要简单地一刀切，债务要在限期内全部归还。第四我讲到资产重组，把金融股权卖了获得的收益要用于还债。
学西方这些东西我们要警惕。对地方融资平台，银行借款给地方，现在银行都搞不清楚风险在哪里，把银行贷款资产打包卖给老百姓，这种事绝对不能干，祸国殃民。要卖可以，在金融街你可以买来买去，不要忽悠老百姓，不要把风险引给老百姓。
我举这个例子想说衍生产品也好，各种各样金融创新也好，第一要加快，金融国门没打开之前用来锻炼自己，打开之后就不怕了。第二要坚持以经济为本，不要为创新而创新。
问：您知道很多金融体系的问题所在，但是为什么您也提了很多年的建议和方案，政府并没有采取行动，或者行动很缓慢？
答：为什么不采纳，我不认为是因为部门利益绑架了中央。举个例子，如果说部门与部门之间有利益问题，那么部长之间的协调可以了吧？可是现在部长都协调不下来干某一件事。我认为，不是最高领导不了解底下的问题，而是他在认知上觉得这个事你说得也对，他说得也对，这就很难办了。我们干部水平是相当高的，知识学历都是相当高的，而且他们也很努力很执着。美国总统还能休假出去玩，我们国家的高级领导工作是没有礼拜天的，所以说还是体制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改善体制。
夏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