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同时产生很多重大的问题值得研究，这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金矿”，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地静下心来去研究
中国经济学进行理论创新至少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性：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国内经济学者都在讨论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有什么特点?中国是不是走出了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有些学者指出，随着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模式”必将大行其道，而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心也会转移到中国。总结和提炼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和教训，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课题。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在于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当前我国经济再一次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面临全面转型的艰巨任务。如果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可以继续保持健康稳定的经济发展，其影响会比过去三十多年取得的成就还要重要，中华民族富强的梦想就能够最终真正实现。但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我们面临的各种挑战是史无前例的。这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提出了迫切的要求，需要我们创新性地不断去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创新性地不断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改革开放还没有完全成功，中国模式的提法不宜操之过急
对于有些学者提出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我认为这种提法需要谨慎，不宜操之过急。毋庸置疑，我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所走过的道路，有很多值得总结和提炼的东西。我们需要在充分比较研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的经验，同时正视和反思所走过的弯路，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创造良好的条件。但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理论的提出、尤其是理论体系的创建，是对于中国经济实践的总结和提炼，它本身也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显然还没有完全成功，应该说仅仅走了一半甚至只是一小半。我国现在所面临的各种转型中的挑战，正是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体现。而我国未来的改革开放实践，还有待于我们更加努力的奋斗和大胆的尝试。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提出一个模式或者一个理论体系，有可能不一定经得起长期实践的检验。
日本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的腾飞，使得大家觉得日本创造了一种新的市场经济模式。各种总结日本经验的文章和学术观点林林总总。比如我们熟知的零库存、主银行制度等概念都是在这时期风行世界的。一些学者甚至提出日本模式要主导世界经济未来的增长。然而，日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经济陷入长达二十多年的停滞，被称为“迷失的年代”。所以，事后日本经济实践证明了所谓日本模式其实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另外，过早地、仓促地提出一种模式，有可能对我们未来的发展道路产生误导。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什么方面我们做对了，什么没有做对?什么方面做对了，未来三十年需要继续坚持?什么方面需要调整、甚至彻底的改变?这些都需要我们做非常深入的研究。过早提出某种模式，可能会使我们的发展思路受到限制。一些过去做的不对的东西，或者过去做对了但未来需要改变的东西，容易在中国模式的思维框架下得以延续，影响未来改革开放的进程，影响经济转型的实践。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经济学理论的范围之内，有关中国模式这种提法，现在不能操之过急。
少谈一些主义，多研究一些问题
理论创新的思想源泉在于从现实出发，对具体问题进行严谨踏实的研究。当现有的知识和理论无法解决现实面临的具体问题时，就应该从新的角度探索新的理论。一个问题的解决及其产生的后续影响，往往能启发出新的理论;而新的理论的逐渐积累，会慢慢地形成理论体系，进而发展出新的学科。
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同时产生很多重大的问题值得研究，这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金矿”，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地静下心来去研究。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发展速度非常快;研究环境日益改善，研究队伍逐渐形成和壮大。假以时日，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也就越来越有希望。
但是另一方面，在经济学的学术界里，当前也存在一些比较浮躁的现象。高谈阔论、随意开药方的比较多;讲事实，看数据，做分析的比较少，埋头做深入研究的则更少。比如，对于当前全社会普遍关注的房价问题，我们很少看到基于对现实数据进行严谨分析，去讨论房价高企背后的各种因素以及高房价对不同家庭的影响，进而提出有意义的政策建议。现有的讨论，更多是观点和立场的重复，往往是利益决定立场，立场决定观点。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我想借用胡适先生的一句话，“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近一百年前，胡适先生就告诫道，好听的进口的各种主义，谈起来很容易，不需要动脑筋费工夫，听起来很好听，但却是危险的，甚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在当今知识快餐化的信息时代，高谈主义和口号，再加上精彩的段子，往往会有很大的市场。但是正如胡适先生指出的，空谈主义，对于真正理解现实问题，对于真正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是没有帮助的。走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做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
从研究方法来讲，什么样的方法适合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我个人认为应该走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做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现在有人想通过简单地拼凑一些概念和方法，就贸然提出要建立中国的经济学，号称要把世界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放到中国来，这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我认为我们需要掌握世界上先进的研究方法，只要是好用的分析方法都可以用。在分析方法上，一定要走国际化的道路，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通过多年的知识积累，西方经济学发展出一些非常好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比如在大样本的数据基础上怎样提炼出有意义的因果关系。这些方法和工具我们应当很好地借鉴。但是，西方经济学的模型，是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来就可以直接应用呢?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但却屡见不鲜。比如最近西方的一些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纷纷看衰中国，如诺贝尔奖得主克鲁德曼去年底提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将会是比美国次贷危机更严重的一次危机，而这次危机对于世界经济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灾难。这些西方学者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本身并没有错，理论逻辑也非常严谨，但为什么他们看中国往往会走眼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所使用理论模型背后的假设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往往对中国的情况知之甚少。
要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问题，必须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国外经济学家不要求实地调研，但是在中国一定要做调研，原因在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迥异，一个具体的政策出台以后在各地贯彻实施的程度也可能会大不相同。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在分析方法上要国际化，在研究的问题和关注点上一定要本土化，了解中国，服务于中国。只有确实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先进的研究方法和中国的独特经济实践相结合，这样才能作出真正有意义、有创新性、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理论研究，作出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
由中等收入陷阱引出的经济增长理论问题
现在社会上很关注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现阶段的收入水平正好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未来我们能不能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对于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比较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日本、韩国、东亚四小龙，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国家，如大部分拉美国家，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经济结构或具体经济政策，不在于他们的资源禀赋，而是在于这些国家在社会流动性方面的差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他们的社会流动性很低，社会结构趋于固化。一个国家是否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其本质在于是否能够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活力。
就长期经济增长而言，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总量由资本、技术、劳动力几个经济因素构成，长期经济增长必须来源于这三者的增长。通常人们认为制度对于经济增长最重要。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最重要的是要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的制度。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使得人们有积极性投资于资本、投资于发明创造。所以西方经济增长理论非常关注资本积累和发明创造的积极性。这不是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重视劳动力。事实上，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正是表明经济学家认识到劳动力素质提高的重要性。但是，人力资本的投资问题，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问题，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对此关注还非常不够。
那么，为什么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够重视对人力资本投资激励的研究呢?道理很简单：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投资人力资本，他的投资附属于投资主体，没有人可以夺走;但如果投资者投资建厂房或者购买机器设备，却有可能被夺走或被侵占。所以西方理论更关注资本的产权保护问题，只有充分的产权保护，人们才愿意做物质资本或研发投资。因为人力资本不可剥夺，因此西方理论假设人们总是愿意做有效率的人力资本投资。但是，这种看法忽略了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对于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的影响。而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的高低可能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现实问题的思考延伸到对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思;再从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个社会如何解决社会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总之，我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历程，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和环境。我们必须积极研究和思考从中国现实中提炼出来的理论问题，不断地去借鉴已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不断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不断地积累，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才能更加扎实牢靠，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成果才能逐渐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才能最终建成。
（作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蔡洪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