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发展经济实体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这是中央针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新形势作出的科学判断和战略部署，对2012年经济工作“稳中求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阶段如何发展实体经济指明了方向。
牢牢把握实体经济坚实基础，是国际国内经济新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
经济发展，实业为本。发达稳健的实体经济，对提供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实业经济和产业体系，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国民经济呈现出增长较快、效益较好、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
虽然我国一直比较重视发展实体经济，但也要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最近几年，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在恶化，优质资源被垄断企业过度占有，房地产业和政府融资平台占用资金过多，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缺位，且情况越来越严重，使很多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实体企业生存日益艰难。受原材料和用工成本上升、融资成本增加以及税收负担过重的影响，实体经济的利润“比刀片还薄”。很多实体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出现了大量资本抽离实体经济的“去实业化”现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房地产业非理性繁荣，银行利润“一枝独秀”。在暴利的吸引下，很多企业和个人把投资重点转移到房地产业、高利放贷、稀土等矿产资源炒作上来，导致投机盛行。人们不愿意脚踏实地做实业，社会资本大举流入虚拟经济中。资本大规模从实体产业撤离现象的发生，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警惕。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大幅停产倒闭，势必会给我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严重隐患。
国际经验表明，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很可能产生“泡沫”,引发金融危机,波及实体经济,影响实业发展。在这方面，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有过教训的。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就与当时日本本土经济“空心化”、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乏力有着莫大关系。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更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警示，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发达的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成功应对危机、屹立不倒的关键，尤其当经济形势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或进入转折期时，更要重视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期，产业结构也进入了转型升级的重要时刻，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发展实体经济处在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经济要做到“稳中求进”，就必须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以更大的力量发展好实体经济。这不仅是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必然选择，更是使我国具有长远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牢牢把握实体经济坚实基础，需要正确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实体经济是指经济运行以有形的物质为载体、进入市场的要素以实物形态为主体的经济活动，主要指农业、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等领域。而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从信用关系和信用制度中产生的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的一种虚拟资本独立化运动和价格决定的经济形态。
中国经济要做到“稳中求进”，就必须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正确认识、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1）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根据行业来判断其属于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事实上，传统的实体产业也可能包含虚拟经济的成分。房地产、矿业等似乎很“实”的传统行业，如果它们与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相匹配，它们就属于实体经济；如果它们脱离实体经济，进入资产投资项目、资源投机和大宗产品炒买炒卖领域，自我循环、自我膨胀，它们就成了虚拟经济、泡沫经济。典型的案例是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泡沫，由于疯狂投机，郁金香暴涨后又暴跌，极大地冲击了该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日本1980年代后期的房地产泡沫也是和金融无直接联系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典型。
另一类典型的虚拟经济就是其内含的某些金融创新业务，比如，担保债务凭证（CDO）二次方产品、三次方产品，及其杠杆率高达30倍以上的金融衍生工具，会增加经济金融风险；再加上计算机程序化高频交易在在金融市场发展迅速，这些金融衍生产品脱离实体经济基本面，自我循环、自我膨胀，将导致资产价格剧烈波动，严重危害经济社会发展。这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警示。对于脱离实体经济发展而自我循环、自我膨胀的虚拟金融成分，必须坚决整顿和规范，防范金融风险。
（2）金融业整体而言是服务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金融业是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润滑剂；或者金融是末，而实体经济才是本。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不是润滑剂与被润滑的关系，更不是本末关系，而是血液与生命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是无法割裂的有机整体。在一般情况下，实体经济构成了金融经济发展的基础，而银行贷款、普通债券与股票、保险等金融服务则通过储蓄动员、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等功能来促进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种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不应该对任何一方采取偏颇的态度。
当前，我国的金融业创新能力不足，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应该大力加强，使其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强调发展实体经济不是弱化虚拟经济，而是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二者良性互动、协调发展。要科学把握住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3）发达的资本市场是科技创新与经济转型的发动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特别是资本市场对于引导社会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促进科技创新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在新兴产业的发展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蒸汽机最早不是在英国发明，但由于在英国获得了马修•博尔顿的风险投资，最早实现了产业化，从而引发了工业革命。哥伦布只是发现了新大陆，20世纪初，J•P•摩根通过资本市场重组了新大陆，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经济的成功转型，从而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能率先走出1970年代的滞涨困境，关键是形成了以高科技产业、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联动的一整套发现、筛选与创新机制，以硅谷为代表的一轮接一轮的电子、信息与网络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经济转型。华尔街发达的风险投资与资本市场服务，有效地解决了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高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等传统的银行业无法克服的难题，这才源源不断出现了英特尔、Google、苹果和Facebook等一大批具备全球最强大创新和竞争力的公司。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和欧洲相对来说徘徊不前。其关键原因不是欧洲的技术水平低下，而是因为欧洲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远远落后于美国，没有形成像美国那样的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技术与资本互相结合、互相促进的强大机制。
目前有一种值得警惕的思潮，认为美国2008年的次贷危机是由于华尔街的贪婪、金融的过度创新才导致了次贷危机。事实上，华尔街人从来都是逐利的，也一直在创新，金融创新过度只是适应经济环境的结果，而不是导致危机的内在原因。相关研究表明，美国政府的政策大失误才是根源。一方面，美联储长期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房地产的非理性繁荣；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从90年代后期开始多次不恰当地对金融机构实施拯救，从而加剧了“软预算约束”和道德风险问题，鼓励了华尔街金融巨头的过度冒险，将金融创新引向了歧途，进而引发了次贷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能否认华尔街对美国科技创新和经济转型的巨大作用，只是警示我们在制定政府政策时，需要更谨慎、更加尊重市场的力量。当今世界，知识资本与科技创新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培育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制高点。因此，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风险投资与资本市场，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并不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持续向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转型升级。
牢牢把握实体经济坚实基础，要切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着力发展高品质的实体经济
转方式、调结构，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线。金融服务业要紧紧围绕这一主线，发挥金融现代经济的核心作用，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着力发展绿色环保、资源消耗小、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有核心竞争力的高品质实体经济。
（1）转变喜“新”厌“旧”的观念，更加重视有潜力的传统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只有夕阳产品和技术，没有夕阳产业。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衣食住行的需求结构也会不断升级，我国的传统产业虽然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等挑战，但只要加大升级转型力度，依然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传统产业升级比进军资金需求大、风险高和不确定性大的新产业更加稳健，有利于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这一点，德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德国企业在制造业领域持续进行转型升级，掌握了大量的核心技术，从而在金融危机中屹立不倒。鲜为人知的是，尽管德国劳动力成本很高，直到1990年代，还是世界第二大服装出口国。反观我国，由于定位和宣传等各种原因，纺织服装业被误认为是产能过剩的传统夕阳产业，在融资等方面遭遇歧视，严重制约其转型发展。纺织业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大约2000万产业工人的就业，间接影响到近1亿农民的生计。事实上，纺织服装、陶瓷等传统优势产业具有很大的升级潜力。只要我们转变发展观念，加大对传统优势产业的政策支持，激励企业大力进行技术升级和管理创新，将加工制造优势向产业链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加强品牌建设与国际营销网络建设，就能将企业创新的细流汇聚成产业升级的洪流，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2）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需要“有保有压”。政府应该通过更加市场化的环保、土地等措施，约束甚至淘汰部分污染严重、附加值低、不符合我国未来技术发展和环境要求的落后产业，为产业结构转型和新兴产业的发展腾出资源和空间。目前，土地、电力、资源、利率和环境成本等要素价格被长期人为压低，向企业发出了错误的经济信号，导致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耗的扩张冲动难以遏制，低效率的落后产能无法淘汰，先进技术和产能的优势无法发挥，延误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二是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需要正确对待战略性新兴产业，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靠规模扩张和同质化的恶性竞争，否则就会再次被锁定为发达国家的组装加工厂。例如，过去几年政府大力支持发展风电、多晶硅、LED等所谓的新兴产业，不到四五年，就变成了缺乏核心技术的产能过剩产业,社会资源浪费严重。类似的教训也曾经出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DVD电器业和软件业。相反，在很多薄弱产业和关键环节，却长期发展乏力。集成电路芯片我国几乎完全依赖进口，金额高达1万亿，攫取了电子、通讯、国防军工等产业和产品的大部分利润，威胁国家安全，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大力发展集成电路芯片、高端数控机床、高端仪器仪表等薄弱环节的新兴产业，发展的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强大创新力的新兴产业，走出“中国创造”的康庄大道。
因此，要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通过市场机制激励企业加快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创新，走差异化和多元化的产业发展道路，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结构优化、资源消耗小、附加值高、有核心竞争力的实体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3）创新是牢牢把握实体经济坚实基础的灵魂。首先，创新是牢牢把握实体经济基础的最有力武器。2011年是创新力量大放光彩的标志性一年。相机和胶卷领域的百年巨头柯达由于固步自封导致破产，创新乏力、老态龙钟的欧洲深陷债务危机；苹果通过创新产品iphone成为智能手机的霸主，横扫曾经的手机巨头诺基亚；IBM通过服务和软件业务的创新实现了蓝色巨人的成功转型，市值创历史新高。坚持创新才能真正夯实实体经济的基础。否则，哪怕这块实体经济曾经多么庞大，也终将被新技术淘汰。
其次，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驱动力。创新有利于我国经济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从不平衡的增长转变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收入分配较小的包容性增长模式。实际上，激发创新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一体两面的。创新要求改革制度和政策，为国民提供基本均等的教育、就业和创业机会，真正做到人尽其才，充分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创造活力，而这个过程正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要旨所在。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表明，缩小收入差距和增强创新能力之间有着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第三，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一个自然的长期的过程。有人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或产业高级化问题，其核心和关键是技术吸收能力和技术创新问题。而我们认为，技术创新能否真正持续地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关键在于是否有好的制度和制度创新。前苏联的教训值得深思，苏联曾经持续数十年将占GDP4%至5%的巨额资源投入到科技研发中，突破关键性技术，或围绕特定产品将关键技术集合起来进行“科技攻关”，同时配合高科技含量指标考核的方法激励企业进行技术方面的投资。虽然最终在少数领域取得了技术进步，实现了“闭门造车”式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但由于缺乏市场经济等制度条件，依然难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企业内生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产品附加值低、企业动态改进能力差等问题成了直到苏联解体也无法克服的难题。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任何根本性的产业结构升级或技术创新都需要长期有效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好的市场经济，激励企业将技术创新常规化、惯例化和长期化活动，变得非常关键。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不确定性、寻租等问题，以政府官员为主导的项目审批、高技术含量考核鉴定等活动不仅难以刺激创新，反而可能阻止创新，只有好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刺激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这一套制度包括鼓励创新的财税体制，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制，高效公正的司法和行政体制，规则公平的竞争性市场体制。一旦将严重制约公平竞争的制度性障碍大量去除，企业就不得不将技术创新作为重要的竞争武器加以运用，进而成为生产创新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关键是深化改革，为实体经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1）要积极稳妥推进经济体制深层次改革，在制度上给实体经济新的定位、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投资渠道。
首先，要尽快启动垄断行业的深层次改革，打破垄断，把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垄断产品、垄断利润释放给市场，真正破除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壁垒，切实放宽市场准入，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能源资源、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推动实体经济进入盈利性的行业和最有效的领域当中去。
其次，加快推进土地、水、石油、矿产品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改革，充分发挥要素价格、汇率、利率和环境监管等因素的作用，迫使企业转变经营方式，切实将粗放的增长模式转型为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的集约型发展模式。
第三，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要把投资重点放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外部性强、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逐渐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为民间实体经济营造更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加大对国有企业自主技术研发、专利技术产业转化率和企业竞争力的考核力度，弱化对国企规模增长的考核力度，推动国有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
三是要提高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上缴财政的比例，扩大征收范围，加快向金融、国有企业推进利润收缴，统一纳入预算管理。当前，国际上国企税后利润上缴比例普遍在25%-40%，而我国央企的税后利润上缴比例普遍在5%、10%甚至不上缴，明显偏低，提高五到十个百分点有利于遏制国有企业因资金过剩而盲目投资房地产、高利贷、投机炒作等与主业无关的行为，一心一意做强实体主业。
（2）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实体经济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是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优化公共服务和管理，创设有利于实体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营造各种所有制实体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和市场环境，让各类市场要素，特别是人才和资金更多地向实体领域聚集，激发创新活力。
二是各级政府要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的政府资源投入到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去，加大对“三农”、保障性住房、社会事业等领域的投入，并发挥“种子资源”的作用，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实体经济的投资与发展。
三是要加强投资环境建设，充分利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手段支持民间投资，通过直接减免、税收抵扣、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设备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等多种优惠形式，提升实体经济利润回报率，鼓励其扩大就业、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并把增投资与扩消费更好地结合起来，优化投资结构，推动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
四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减税减负力度，降低经营成本和物流成本，切实减轻实体企业负担，使民间资本有信心、有条件专注于实业发展。对中小型企业的所得税和增值税减半征收，对年营业额50万元以下的微型企业免征所得税和增值税；清理、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清除各种显性和隐形乱收费，杜绝寻租腐败，净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
（3）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创新，增强金融业核心竞争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一是深化金融改革，增强金融业核心竞争力和服务能力。金融行业要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出发进行金融创新，大力提升服务功能，扩大服务覆盖面。信贷政策要注重加强与产业政策的协调和配合，优化信贷结构，着力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重点支持企业发展先进制造业、新兴战略性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及传统产业中高附加值产品，推进实体经济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不断增强市场竞争能力、赢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是健全和完善资本市场体系结构，使金融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强适合中小型微型企业融资的资本市场建设，加大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对小型微型企业的支持力度，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成长阶段的实体企业提供差异化服务。打击PE腐败，坚决查处突击入股等破坏市场的行为，增强一级市场的公正性，切实发挥风险投资、产业基金和资本市场对新兴产业和产业转型的巨大推动作用。鼓励创业投资机构和股权投资机构投资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小企业集合债券等融资工具，拓宽融资渠道。从制度规则、渠道和监管上，稳妥有序地推动地下民间金融公开化、合法化，增强支农和服务小型微型企业功能，为实体企业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三是加强金融监管和调控能力建设，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防风险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此时更应高度关注金融风险积聚，如房地产市场、地方投融资平台、民间借贷等领域潜在风险。要处理好金融业与百业的关系，依法打击高利贷、非法集资、非法交易所等违法活动，维护金融秩序，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4）收入分配要更多地向劳动倾斜，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
当前我国的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垄断部门和受到保护的利益集团，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收入增长不是以消费的方式让持有的货币和信贷进入到实体经济部门中，而是以投机的方式进入到虚拟经济部门。一段时期以来，虚拟经济领域存在非理性暴涨、轻易获取暴利的状况。因此，应通过宏观调控提高实体经济领域回报率，使得虚拟经济、炒作经济领域的投资回报率与实体实业的回报率基本均等，为经济发展及时化解风险，遏制投机炒作。建立劳动市场的公平待遇制度，努力营造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让踏踏实实做实业、勤劳创业的人感到有奔头、能致富。健全扩大就业增加劳动收入的发展环境和制度，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充分利用财政、税收等调节手段，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同时，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促进社会公平。
作者单位：财政部科研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