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津夫（中央政策研究室副局长）：大家下午好，今天很高兴研究中心给我一个机会做这样一个调研，按照会议给我的题目，志刚部长让我讲《宏观经济走势与地方国资监管》，我想稍微变动一下，宏观经济走势，很多学者做了这样那样的预测，说也说不清楚，大家也知道，今天整个宏观经济一路走高，引起了国内外各个方面的密切关注。各方面都有一些评价和推测，我想我着重分析一下当前宏观经济的几个特点，就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谈几个看法，就讲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特点。刚才志刚部长讲到的，虽然我们是在国资改革第一线，不能不对当前宏观经济增长有一个很好的把握。大家知道，在整个“十一五”开局之年，宏观经济发展的势头旺盛，以至于在上半年经济增长攀高到两位数，包括1-8月份。党中央国务院这边非常重视，国务院连续召开了几次经济形势分析会，有些经济学家也评估中国经济重新进入过热。我想这个问题随着我们宏观政策的逐步到位，在八月份我们各项指标开始有所回落，走向一个健康正常的轨道。我现在大体整理一下，当前经济增长的特点之一，就是高增长，低膨胀。
我们知道，在十五期间已经走出这样一种经济现象，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我们经济加速增长，使得这个特点就更加突出。高增长、低通胀，这是有违发展西方经济学基本常理的现象。按照一般理论，经济的快速增长会使得通货膨胀率相应的提升，但是我们是高增长、低通胀，而且是长期持续。我最近看到几篇东西，也讲到高增长、低通胀似乎也是经济的一种现象，但是从西方经济学和多数国家实践来看，这是一个有悖常理的现象。很多同志会讲到，高增长、低通胀是一个好现象，这也是我们长期追求的一种现象，也是一些西方国家政策机关一直追求的，是想都想不到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做到了，而且持续的做到了。对这个现象怎么评价？如何来看待呢？
最近我们评估、分析，看到了一些数据，大家一块来分析一下。2000年到2005年间，我们的GDP六年间平均增长速度是9.3%，在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均增幅只有1.2%，同样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GDP增长10.9%，我们的消费水平增长是1.3%，而且从八月份的数据看，仍然没有很高的表现。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虽然经济快速增长并不表现我们一方面通货膨胀，这是个好事情，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经济增长，好比一个人快速的运动，像长跑，速度在加快，一方面在快速跑动；另一方面，心脏没有相应加速的心跳，相反的心跳缓慢，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如果认真分析的话，这种经济现象的长期持续，使得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部门所担心的是走向经济的相反的一面，高增长、低通胀进一步走向什么呢？高增长是长期持续的，相伴的是紧缩的风险进一步加剧。
这些年来，很多经济学家坚持这个观点，中国经济令我们最担心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为什么？按我个人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到一个总量过剩的时代，不仅仅单纯地表现为产能过剩，我的观点是在产能过剩支撑下的总量过剩。我们GDP的总量规模已经排到世界的第四位，按照商务部调查的数据来看，从去年2005年下半年到今年的上半年，600多种主要的消费品有172种是供求基本平衡的，剩下428种绝对供大于求的。也就是说总量过剩的面越来越大，而且今年下半年的情况有所扩展，这是我们经济面临最大的一个风险。
由于总量过剩会使得全社会出现进一步加剧通货紧缩的状态，大家知道通货紧缩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无论你是单因素论还是多因素论，都绕不开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大家看到这个CPR长期是2%以下徘徊，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状况。这是我们当前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个状态，就是高增长、低通胀。
宏观经济的第二个特点，就是高投资、高增长。我国经济仍然是一个投资增长型经济，这一条从上半年，或者一到八月份整个经济增长的状况来看，尤其更加突出。因此我们的经济增长仍然靠投资来支撑，而且投资在增长中的贡献份额进一步扩大。我们看一个数据，反映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资本形成率的指标。“六五”时期指标是34%，“七五”的时候是36.9%，“八五”达到了39.7%，“九五”略有下降，下降到37.6%，“十五”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其中2003年是42.3%，2004年达到了44.2%，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现象。今年上半年这种情况仍然在延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很多同志是来自于地方，比我更清楚这个情况。上半年投资增长有一些令人关注的现象。原来东部沿海地区领跑中国经济投资增长，今年上半年，这种状况发生一种逆转，恰恰是在北部和西部，投资增长也包括GDP增长，速度一路领先，所以发生了一个投资北移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第二个方面，我们的投资来自于地方的投资的积极性和比重占的越来越大，地方在整个投资增长中做的贡献更加突出。上半年的一个数据，中央投资上半年也就是2000多亿，来自于地方是两万两千多亿，过去这种投资现象是一个“三国”现象，往往是国家给出项目，国家拿出资金，由国有企业具体承担，今年上半年一改这种面貌，包括国有和国有控股投资所占的比重也不是像过去那样占绝对比重了，这是我们上半年投资增长的一个状况。如果进一步看，从规模、行业上看，也更加使人惊讶。从在建规模上看，在建项目11.5万个，同比增长2万多个，而且时空在建的项目是13.3万多，都比去年同期有很大的增长。今年的增长项目多，项目额度大，从行业上看，上半年增长既有我们政策所鼓励的行业，所支持的行业，也有明显产能过剩的行业，包括房地产、汽车、也包括明显的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投资增长速度非常快。所以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格外的关注。
如果从地区来看，投资北移的现象，总的情况看，上面投资增长31.3%，但是我们有七个省市投资超过40%，其中有两个省超过50%，包括我们所在的陕西省投资增长都是很快的，排在前面的有吉林的55.6%，河南48.8%，陕西是39.7%，投资增长非常快。如何来看待快速增长的投资比例呢？或者说如何评价这种投资增长和加速增长的经济速度呢？有些学者说这种趋势可能会引起新一轮的经济过热，有的认为是在经济合理的承受范围之内。我个人认为，评价中国的经济现象不能简单依据这些数据，中国目前的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存在一个奇特的现象，叫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存在一个巨大的投资黑洞。也就是说我们存在大量的隐性投资的现象。
从这样一个数据可以看到，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分11路对各地投资状况进行调查，也要求各省市对亿元以上的项目自查，自查的结果违规项目，没有申报，没有审批的“三无”项目超过上千亿元，我想整个不止这些。在数据投资范围之外，存在大量隐性投资。有一个简单的道理，过去我们也在国家经贸委待过，那个时候搞经济运行的，有经济形势分析。我们在做的时候从边缘上了解到，如果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比如说2004年，你把数据来对一下，我们的投资增长、GDP的增长和能源资源的增长，这个数据大体上对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2004年在全国上下出现了到处拉闸限电的情况呢？数据是一回事，事实是一回事，在我们数据之外存在大量的隐性投资情况。果然如此，2004年，我们出现了铁苯事件，东部沿海某市还有一个800万吨，其他的还有700万吨，这三家一起2000多万吨没有记录在总体之内，今年上半年的情况也依然如此，像河南总投资6个亿，已经投资3个亿的电解铝项目占地上千亩，没有任何的手续，新风电厂，国务院已经点名的，从报纸上的情况看，违规的项目、没有进行统计的项目比比皆是。所以我们说，如果加上这些情况来评价的话，我们的投资增长的势头不得了。我想这就是我们当前必须引起关注的，当前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特点：高投资，高增长。
第三个特点，高增长，高成本。我们经济发展步入到“十一五”以后，进入到了高增长、高成本的阶段，在改革的初期，我们是高增长、低成本，进入了“十一五”以后，这种低成本难以为继，所以我们就进入高增长、高成本的时代。高增长很好理解，我们的经济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不会低于8%，仍然会按照这个运行；问题是高成本，我从两个方面进行评价。一个是我们比较优势在递减。我们知道改革以来最大的比较优势有两个，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劳动力价格。发展到今天，土地不仅不是递减的问题，而是发生的优势逆转，从比较优势转向比较劣势。劳动力的情况呢？大家知道，我们改革以来最大的优势是劳动力价格便宜。前不久我到广东一带调研，到东莞看到各地的企业，都在反映劳动力成本整体在提升。无论是国有、非公有、民营、外资，整体的劳动力成本都在提升。我问了一下大体的幅度，他讲到大体上比前几年提升了20%到30%。
我们进一步来看，原来劳动力价格在国际的劳务市场上，我们的低价格具有唯一性，但是今天这种唯一性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劣势了。后起的一些国家，越南、印度、柬埔寨的劳动力价格都比我们便宜。而且我们在大的国际招商领域里，由于劳动力价格发生一些外资向外移动的情况。这是必须认识到的劳动力成本这一块，这是高成本的一方面。高成本的另一方面就是能源和资源的紧缺，能源和资源的紧缺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中国的经济有一个奇怪的逻辑怪圈，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耗能源、资源来实现的。我们消耗的能源、资源95%以上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这些矿物资源绝大多数依赖进口，我们是不能自给自足的。除了小宗矿产品以外，我们都是依赖进口。我们是国际的大买家，但是我们对进口产品的价格是不断的增大。于是在2005年铁矿石价格上涨了70.5%，我们为此多付出54亿美元。2006年，我们提早做了应对准备，尽管我们不断的谈判、不断的叫价，最后被迫71.5%的基础上再上涨19%，所以国内很多舆论评价中国的钢铁行业丢尽了脸面。本来是叫到10%，后来拖来拖去就变成了19%。这就是我们除了矿石之外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无一例外。这种现象长期存在，这就形成了买涨不买跌的现象，这是我们认真关注和注意的事实，这是我们奇怪的逻辑怪圈，就是这四句话，我们经济增长是靠消耗能源和资源实现的，我们消耗的能源和资源中，95%以上的能源和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的，而且主要是依靠进口，进口的话语权不在我们手里。
第四个特点，高增长，低就业。这也是中国当前经济增长一个奇怪的现象。国外有的媒体评价，说中国经济走了几个奇怪的现象，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通常的道理，经济的快速增长，会拉动就业比例的上升，而中国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是逐年的下降，所以形成了一种高增长、低就业的现象，大家看一个比例，我们用一个时段来看，1990年到1995年的时候，GDP的增长是7.89%，已经接近了8%的水平，同期就业人口的增长是2.61%，不到8%的GDP增长速度和2.61的就业增长。我们再推过去看，1991到1995年全国GDP增长是11.56%，同期就业人口增长我们下来了，1.23%，从2.61滑落到了1.23，我们的GDP增长很快，但是我们的就业没有上去。再往后推五年，1996到1999年，全国GDP增长是8.3%，同期就业人口增长0.96%。所以整个90年代就业增长率在下降。当然因素有很多的方面，仅仅从表观的数据来看，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拉动就业的能力在下降。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的就业的增长率虽然有所提高，但是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2001到2005年这五年间，GDP分别增长了2001年GDP是8.3，就业是1.3，02年GDP9.1，就业是0.98；03年GDP是10%，就业是0.94，04年GDP增长10.1%，就业增长1.03；05年调整前的GDP的增长是9.9%，就业增长仅仅是0.83，滑落到历史最低点。所以这个是当前很多经济学家在分析和研究的，包括一些国外的学者进行研究的，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出现高增长、低就业的现象？有很多相关的因素。我在分析一些相关情况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不能排除的就是外商投资方向的改变，对我们就业的影响。过去讲外商投资这块拉动就业的贡献是很大的，但是进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整个“十一五”期间，尤其是近两年，外商投资更大程度是独资化的情况，独资企业在满足就业方面比以前合资、加工贸易大幅度下降，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低就业一定是综合因素。仅仅从一个方面看要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我想这是我们所看到而且应该注意到的经济第四个特点。
第五个特点，高增长、高储蓄。这仍然一个违背经济常理的现象。我们知道，在经济快速增长会拉动投资，或者是投资增长来支撑的经济的增长，投资的快速增长肯定是会降低储蓄率。按照西方国家所走的路都是这样的，包括投资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储蓄率都不是上涨而是下降。我们正好相反，我们是高增长、高储蓄，这个情况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国外很多学者来研究，他也搞不懂，我们也没有解释的太清楚。尽管我们现在采取一系列的诱导投资政策，包括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的储蓄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我看了一组数据，到2005年，我们的储蓄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达到了41.7%，比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平均高出15到2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整个储蓄占GDP的比重我们来看一下：
国内的储蓄总值是41.7，美国41.3，法国20.7，包括最能存钱的日本25.5，印度是38.3%，韩国31%，中国41.7%，这种情况值得我们认真关注。过量的储蓄给我们宏观经济带来多方面的压力，最突出的就是银行存贷差的比重增大。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国务院讲的三大问题，一个是投资增长过快，第二个是信贷投放过多，第三个贸易顺差过大。有的银行行长讲凭什么不让我贷，我也是企业，我也商业化了，我也要赚钱，更何况我手里这么多钱贷不出去，现在过量的储蓄使得整个的银行的存贷差越来越大。我看了一组数据，我国商业银行存差近年来持续增加，2003年是4.9万多亿，2004年是4.3万多亿，2005达到了9万多亿，分别是23.8，33.8，45.83，今年的上半年存贷差比重加大，这是给我们银行的压力，这些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怎么就没有办法把资金贷出来。当然中国人有储蓄化的偏好，但是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这是要讲的第五个特点。
第六个特点，高增长，高顺差。这也是当前经济增长突出的特点，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我们的顺差越来越大，去年的时候我们筹备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总书记、总理都在会上就我们的贸易顺差问题做出了很严肃的指示，如果到年底，我们的外贸顺差突破1千亿的话，我们很被动，果然2005年我们突破了1千亿，今年按照这个势头，我们的外贸顺差不是一千亿，据专家的推测可能要突破1500亿。过去我们出口赚钱是好事，我们也是乐于追求的，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到了一个互利共盈的时代，如果单纯的在整个国际贸易中，就想到我们大量赚钱的话，这样的结局是很可怕的。大家也注意到了，今年以来，我们整个的出口环境进一步严峻，纷纷针对中国出口抬高门槛、提高射线比比皆是，最先是日本针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我看了一个材料，百思不得其解，按照日本的规则，一粒大米就有120项监测。我就弄不明白，只是一粒大米怎么有120项监测呢？同样欧盟也针对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提高的门槛，规定更加苛刻，我要广东去调研，很多企业说无言以对。他们苛刻到什么程度呢？不是一般标准的要求，而是整台电冰箱，哪怕你有一个很小的器件表面涂层违背环保的要求，整台机器退回去。我在一些企业调研的时候，问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以我们目前的条件，不能保证每个都符合他们的要求，我们各个器件也不一样。这对我们的出口是个严峻的考验，环境进一步的严峻起来。我想这是我们这个高顺差所带来的一个方面。当然这种过高的顺差也给我们带来了人民币增值的压力。
很多同志不理解，国家领导人到美国出访还要给一个大礼单来平衡贸易逆差，我们顺差主要是对美的、对香港的、对欧洲的，所以主要是平衡这些。进一步发展强调的优化贸易结构，认真解决高增长、高顺差的现象，我想观察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至少有六个方面突出的特点值得大家认真关注。针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增长，大家注意到了，国务院将出台或者正在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我把他们比喻三把利剑：
一把利剑是进一步把好土地的大门，也就是收紧地根，从上面的增长来看，很多的项目增长是在土地上，土地从反映的数据来看，60%是违规的，甚至有些城市90%是违规的，这些是进一步要管理好的。而且要追究主要领导者的责任。
第二个是把好信贷关，你有一千个理由，但是收紧银根方针不能动摇，进一步严肃这方面宏观政策。
第三把利剑用好环保手段。前一轮的宏观调控是用了两个，一个是收紧地根，一个是收紧银根，环保是一票否决，要加大这方面的力度。
这是三把利剑，当然我也在研究，在当前的宏观条件下，如何保证经济健康的发展的同时使得宏观调控政策有效的到位。我想过去说2004年宏观调控有保有压。最近我们在研究如何以保促压？上半年经济增长暴露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在过去或者上半年或者以往，宏观调控强调的压的方面比较多一些，现在看宏观调控不是一压就灵的，如何做好以保促压，该保的必须加大力度，问题是对保的支持不够，我们看银行，包括一些投资商为什么投资房地产，他们说我不投资房地产投资什么呢？我投资房地产还有一个地产做抵押的，投资高新企业过两天破产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关注。进一步研究如何做到以保促压，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的第一个大问题。
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我是在国资委的研究中心，搞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我想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要注意防止这么几个倾向性的问题。
第一个倾向性的问题，防止范化国有资产的流失。对国有资产流失大有范化的现象。我想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支付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体制成本、改革成本、机会成本、关联成本，甚至包括一定的流失成本，这是改革所必然的过程，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对于国有企业改革中，在国有产权交易过程中，有的低于国有资产的原则和价格，上午张教授讲了这个观点，有的应当不要仅仅从当前的交易价格，不要从眼前的价格。还要从长期的发展来看，有的交易表面上看没有损失，按照你所期望的价格实现了，但是你交易了也就交易了，有的交易过程中低于你原来的价格，但是在未来的增长过程中会给你产生更多的效益，我们观察这种资产交易过程中还有长期发展的动态过程来评价，不能说低于你的价格就流失了。我想还有一种现象，有些国外的企业为了消灭竞争对手，会高于你给出的价格买过来企业，然后做掉，这就不是流失的问题，这是资产的灭失问题，我们要从一个动态的过程来评价。
第三个，对国有企业改革不能搞秋后算帐，现在有很多这样那样一些评论，都是一些秋后算帐的形式，我们在改革过程中，提倡大胆试大胆闯，在今天这样一个环境下，用今天的改革倒推来评价昨天，大有秋后算帐之嫌。我想这是不公平的，这是一个观点。也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倾向。
二、第二个倾向的问题，防止出资人利益最大化倾向。在座的各位得罪我们的国资机构，随着国资委的成立，客观上存在三个利益趋向不一样的问题，国家利益、企业利益、现在又出来一个出资人利益，有人说国资委代表着国家利益，如果真的代表国家利益，这个机构本身有特色。作为国资监管机构，追求出资人利益最大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以出资人利益来侵蚀国家利益就是我们要关注的，这种情况随着国资委的组建，随着国资委主导下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情况越来越突出。我前不久在调研国防科技工业和国防科技改革都注意到这样的情况。按照出资人的要求，科研院所有一个回归企业的问题，这符合国资改革的重大方面问题，要打造我们的强势企业，这个无可挑剔。但是如果站在科研院所的立场来分析的话，小日子过得不错。谁也不想再进入到企业，有些科研院所小日子非常好，企业利益他有他的想法，更重要的是谁来关注国家利益呢？在科研院所中大量存在着很多是行业技术、共性技术，包括一些基础研究技术，正像一个某一个研究院的院长跟我讲，假使让我进入到这个企业，显而易见，谁出钱、谁买单、谁来支持我研究？所谓共性技术等等这是关乎国家利益的战略利益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企业的利益。所以一个微观的改革体现出三个利益的不一致。
作为出资人天经地义的说保证利益最大化，国家的战略利益不是我考虑之内的，或者说我更多的考虑增值最大话，这个情况在下面具体运作的时候处处会碰到的情况。再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地方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我也注意到一些国资监管机构，协同地方政府变卖国有企业的情况也大量存在。为什么我搞了一些座谈，地方政府急于转手国有企业，国资监管机构按行政划归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赶紧净化，不要放在我手里，将来有些可以保值的，有些不可能保值的，所以大量变卖出去。这些都凸显了投资人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这些值得我们认真关注，这是要注意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三、第三个方面倾向的问题，防止国有企业外资化。一段时间以来，我注意到上午也谈到这个问题，大量一些行业排头兵企业，也被外资并购，甚至整体外资化，怎么看呢？我们一直接触这方面，包括目前社会上所涉及到的，我们都注意到了，而且我们也举行了一些座谈。这里面说到一个问题：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无所限制的要对外来开放，也不是所有国家，甚至包括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毫无限制的允许外资进入各个领域，我们今天来探讨这个问题，不是说外资不可以并购我们的企业，而是通过案例研究，要进一步亡羊补牢，重在规范我们自己。我们现在人大没有相应的机构，出资人没有相应的机构，全社会仅仅凭一些热情说三道四，有的说的过一点，有的说的左一点右一点，什么情况都有。问题的核心是我们应该建立怎么样的呢？包括改革过程中的，像俄罗斯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对自己的企业设定了一些防线，而我们几乎是没有这样的防线，所以说我们现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要锁定，哪些可以进入，哪些是不可以进入的，哪些是可以有限进入的，而不是否定这个改革的重要形式，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关注。更何况我们在有些领域，外商不是仅仅的外商形式，有很多的战略意图。我就关注到了，像卡特彼勒，把我们的工程机械，那是具有明显的战略意图的，而且现在发现，跨国公司和基金联手行动，这种现象非常明显，以避开我们的法律界限，我们不能想象的过于简单。
四、第四个方面倾向的问题，防止优质企业进外化的现象。促使一些国有企业到境外上市，是进一步规范企业、提高企业的知名度，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几乎是所有优质企业成群结队的到境外上市，使得我们的国内市场愈加空虚，这个现象非常的明显。同样我们不是否定这样一个改革的举措，而是必须指出的是大量的优质企业上市，我们同样也必须有所限制，包括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对境外上市的企业有严格的限定，我们到目前没有相关的约束，所以使得包括一些各类、甚至于特殊垄断的行业到境外上市，我关注到一个特殊垄断的企业，上市融资的额度也不过30多亿美元，近年来对外方股东分红大体上接近这个程度，其中有的企业，2004年盈利是1300多亿，光给一家股东分红143亿，你不能说上市了，投资了不分红，问题是有很多不公平，不公平在哪里呢？一个你是在享受特殊垄断保护，你说你的价格有特殊垄断利润，你怎么形成的？是因为你的高价格不让相关企业跟进，等于大家维护了你的高额利润，结果你跑到国外上市了；另一方面，国内的股东没有资格到国外买股票，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不是否定这种改革的方式，包括我们的投资人必须锁定自己一些领域的企业是否都要大规模的推进到境外市场。这是第四个倾向。
五、第五个方面的倾向问题，防止公司治理的陷井。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在完善企业制度，也在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治理结构，但是不要忽视的是公司治理结构不是万能的，治理结构同样是存在一些陷井的，最近我们调查中发现，我们在公司治理中要防止在治理安排上那种生搬硬套的现象。我们现在发现一些上市公司根据一些中介机构按照国外的格式给我们设计，结果有效发挥的作用的同时埋下了一些陷井。《内参》上讲中海油治理结构恐怕就是存在一些陷井问题。我们知道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没有成功，大家都看到了美国国会否决的因素。进一步观察，和我们的治理结构是有关系的，中海油是一个国有股占绝对比重的，海外上市应该在真个治理结构中保持控制权，但是按照中介机构给我们设计，你是国外上市的公司，你应该尽快和国际接轨，所以形成了外方董事和中方董事四比四的情况，所以在并购的重大情况下，投票的时候难以形成一致意见。事后亡羊补牢，增加了两名中方董事。这种情况反映了一个问题是治理结构存在一些陷井，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在治理结构的安排过程中，在整个结构之上附加了一些条件，比如说在《内参》上看到长丰集团在进一步技术改造的过程中，面临治理结构的陷井。和荷兰一家企业合资的，在2004年，这个企业要整体技术更新，搞光纤的，有一些开发技术既结合原有的设备，又节省了一大批资金，如果买外国的设备要花3500万美金，而且设备要整体更新，中方的董事会表决要买我们自己的，用我们自主的技术，但是外方决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呢？因为外方荷兰这边的技术是阿尔卡特的，阿尔卡特把技术两年前卖给他了，他想推销给中国，我们想上我们自己的技术，显然这样一个决策没有得到施行，因为在荷兰合资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殊的约定：重大事项要取得董事会的一致同意，现在不是一致同意，所以从2004年一直拖到现在，企业已经往里面扔了两三个亿了，还没有解决。所以说很好的治理结构也存在一些陷井，所以我们要防止治理机构中的一些陷井，这是第五个。
六、第六个要防止同一出资人下的不真实竞争。我个人的观点，改革以来，我们有两个观点被经济学家搞乱了，一个是垄断、一个是竞争。按照经济学家说的，把我们原来的企业原来的条件可以不管的。但是今天在国资委成立以后，坐在同一出资人的条件下，不要设想把企业分成若干个再构造竞争，这违背经济学的原理，竞争一定是来自于不同出资人主体之间的，而同一出资人主体下的竞争是可以不计成本的，是出资人最后买单的竞争。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原来的条件下分开以后，本以为是竞争了，天价的加油站开起来了，最后国家买单，因此我们进一步的改革要推动在同一出资人条件下的资源改革和重组，而不是简单的竞争，这不可能的。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应该做在同一出资人的条件下，资源的重新组合，这是我们要关注和防止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时间关系，简单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006年西安城市国资论坛发言材料 根据速录整理 未经本人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