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企的状况，与上世纪90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在相当多的行业，国企已经取得了绝对的控制地位，为了完成从外需到内需的战略性转变，国企理应作出更大的贡献。以较大比例上缴红利，不仅可以把企业经营状况纳入政府和公共监督的视野，有利于企业加强约束自身行为，而且把更多的分红用于一般公共需要，不辱国企承担的社会公平使命。

　　为了推进央企上缴红利，2008年1月，我国决定开展针对央企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试点工作。现在，两年去了，但这项工作进展得并不很顺利，央企红利上缴的资金寥寥。而在这期间，央企的经营状况和利润，与金融危机阴影下苦苦挣扎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形成巨大反差。央企利润大幅增加，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以至于有“国进民退”的说法，尽管国家统计局的负责人对此给予坚决否认，但是“冰火两重天”的现实，是明摆着的。

　　国外的学者们常常感到奇怪，我们自己也觉得有必要改变的一个现象是：中国的储蓄率过高，而消费率过低。在过去，这可能是件好事，经济增长有强大的外部需求支撑着。可是，现在，我们取得了一个共识，中国经济必须走扩大内需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真正走起来，却困难重重。很简单，扩大内需，必须要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减少储蓄的比重。

　　整个经济的储蓄，包括企业储蓄、家庭储蓄和政府储蓄。10年来，中国家庭储蓄占GDP的比例，相当稳定，大约维持在20%的水平。政府储蓄也基本未变，大约为10%，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储蓄则大幅度上升，2007年国企的储蓄占GDP的比重为23%，较10年前的12%几乎翻了一番。也就是说，中国储蓄率高，并非只是居民有此偏好，国企的储蓄率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居民储蓄没有转化为消费，是因为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医疗保障制度和教育保障制度严重缺失。现在，这些制度正在加紧完善，可以预计，居民储蓄率将缓慢下降。但是，仅仅居民储蓄下降是远远不足以启动内需的。

　　庞大的企业储蓄，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呢？主要靠国企的税后利润。国有企业在获得利润后，必须先上缴企业所得税，这跟其他性质的企业没有分别的。剩余的利润，也就是税后利润，本来也要继续上缴国家财政。这不但表明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也是证明国企存在的必要性。毕竟，国有企业是全民的，不是企业自己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有企业经营普遍困难，因此，对于国企的税后利润，政府采取了一项临时性的救济性措施，允许其不上缴，全部留给企业，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可是，这项过渡性的安排，在国企渡过了困难时期后，并没有及时调整，而是依惯性继续执行下来。

　　2006年，全部国企共实现利润1.13万亿，其中央企7700亿。2007年，全部国企利润是1.2万亿，其中央企8000亿，著名的三大石油公司、三大电信公司、两大电力集团，更成了世界级的盈利大户。

　　庞大税后利润，归企业自己支配。他们将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呢？

　　眼下，钢铁、水泥、煤炭、电力等产业无一不存在严重过剩，那这庞大的闲置现金流，又将到哪里去呢？总不能继续再制造过剩吧！国人看到的是，央企在各大中心城市争“地王”，以及类似的事件。

　　在多方呼吁下，情况于去年初有所改变，央企按照不同情况，分别上缴其税后利润的5%或者10%，进入专门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可是，仍有不少遗憾。第一，上缴的比例过低，5%和10%，是财政部门与企业博弈的结果，不可否认，企业在博弈过程中是有话语权的。无论是考虑多年没有上缴红利，还是与其他国家的国企分红比例比较，这样的比例都明显偏低。第二，即使纳入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其支出还是用于国企自身的需要，如补充企业的资本金，以及用于支付困难国有企业的退出成本等，而没有满足一般的公共支出需求。

　　不错，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一般公共性预算是分列的，但是，如果国企的红利，取之于企业，又全部用之于企业，完全不顾及一般的公共需要，上缴红利的意义何在？企业存在的意义又何在呢？且不说，国企的利润多是来源于垄断地位或者垄断资源，国有企业还占有了银行贷款的绝大部分份额，在一般公共预算的支出中，很大一部分也是用于国企的，包括困难国企的退出费用。红利不用于公共需要，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要知道，目前国企的状况，与上世纪90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在相当多的行业，国企已经取得了绝对的控制地位，为了完成从外需到内需的战略性转变，国企有必要，也完全有能力作出更大的贡献。首先是较大幅度地提高政府的分红比例，而不是再藏富于企；其次，把更多的分红用于一般公共需要，而非完全用于企业自身。其中，特别是要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弥补多年的欠账，笔者甚至认为可以考虑，将部分红利直接用于居民消费，让国企的利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老实说，舍此，起码在短期内，我们没有其他的完成上述转变的有效、可靠办法。

　　也许更重要的是，不能因为近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国企盈利超常增加，就忽视了国企在经营管理中的问题，诸如浪费和缺乏监督，决策失误。上缴红利，就可以把企业经营状况纳入政府和公共监督的视野，有利于企业加强对自身行为的约束，保证国有资本的安全，同时，不辱国企承担的社会公平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