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1990年—2010年）

图2居民消费价格月同比上涨率（2006年1月—2011年4月）

　　2007年至今，我国经济运行态势表现出四个阶段的变化：由2007年的高位偏快转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的大幅下滑，随后转向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恢复性大幅回升，又进入新一轮适度增长区间。那么，2011年和“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将会呈现怎样的走势呢？具体分析，可能会有以下几个特点。

　　从经济周期波动的态势看，2011年和“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将在新一轮周期的适度增长区间运行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进入工业化历程到2009年，经济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10轮周期，2010年又进入了新一轮即第十一轮周期。

　　前8轮经济周期，可以概括为“2+3=5”周期，即周期长度一般为5年左右，上升期很短，往往只有一两年，随后的调整回落期往往为3年左右，总体表现为一种“短程周期”。而第九轮经济周期的长度延长到9年，第十轮经济周期又延长到10年，这两轮周期扩展为一种“中程周期”。第九轮经济周期为“2+7=9”周期，即上升期和前8轮周期一样，只有短短的两年，但回落期比较平稳，每年平均回落1个百分点，平稳回落了7年，整个周期为9年。第十轮经济周期走出了一个“8+2=10”的良好轨迹，即上升期延长到8年，从2000年至2007年，经济增长率连续处于8%至14%的上升通道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最长上升轨迹。但到了2007年，经济增长有些偏快。2008年，在国内经济调整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叠加作用下，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9.6%，一年间回落了4.6个百分点，回落的势头较猛。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国及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一揽子计划”，到2009年第二季度之后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急速下滑的态势，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总体回升向好。2009年，全年经济增长率为9.2%，仅比上年回落0.4个百分点。2010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10.3%，高于2009年，从而进入新一轮即第十一轮经济周期。如果宏观调控把握得好，第十一轮经济周期有可能延续第九、第十轮经济周期的长度，走出一个10年左右的“中程周期”。这样看，2011年和“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很可能运行在新一轮周期的适度增长区间。（见图1）

　　从基年经济增长率的位势看，2011年和“十二五”时期的起点较高，继续加速上升的空间不大。宏观调控的侧重点是使经济走稳，主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

　　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10.3%，位势较高，“十二五”时期继续加速上升的空间不大。宏观调控的侧重点是使经济走稳，防止各地借“十二五”开局之年盲目大干快上，防止借领导班子换届之机大搞“政绩工程”，防止整个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努力保持国民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平稳运行。为此，2011年和“十二五”时期，宏观调控首先要使经济增长率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恢复性大幅回升向适度增长区间平稳回落。

　　进入2011年后，这一正常、平稳的回落过程却被中外一些人士解读为中国经济已处于滞胀状态，或面临滞胀风险，或将陷入“硬着陆”，经济增长率有可能降到8%以下。这些解读是不符合实际的。说中国经济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滞胀的主要依据是两个指标：一是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近两个月连续回落；二是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同比增长率4月比3月回落了1.4个百分点。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在2009年3月至2011年5月的27个月中虽有几次在51%至56%的区间小幅波动，但连续处于临界点（50%）以上的扩张区间。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经济运行过程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有点小幅波动是正常的，不应大惊小怪。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同比增长率来看，2010年3月至2011年4月呈现出向适度增长区间回落中趋稳态势，从2010年6月到2011年4月已连续10个月保持在13%左右。这怎能说中国经济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滞胀呢？
 
    从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看，2011年重在稳定物价总水平，“稳物价”与“稳增长”是相辅相成的

　　2011年1月至4月，居民消费价格月同比上涨率分别为4.9%、4.9%、5.4%和5.3%。从近5年来的情况看，2006年物价较为低稳，在3%以下轻微波动。2007年物价开始攀升，连续破3、破4、破5、破6。200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2008年初，物价上冲到8.7%。随后，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物价随经济增长率的降低下降至1.2%。2009年，物价在大部分月份中处于负增长。2010年下半年，物价开始攀升，破3、破4、破5，主要是从一些小品种的农产品涨价开始，民间的概括为：“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油你涨、糖高宗、苹什么、辣翻天”等。（见图2）

　　物价问题涉及千家万户，是关系民生、关系经济健康发展、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决不可轻视。中央提出，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对于今年的物价走势，一般认为，由于2010年物价走势前低后高，再加上翘尾因素的影响，今年可能会是前高后低，经过努力，实现4%左右的物价调控目标是有可能的。同时，还要考虑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从今、明两年看，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经济增长态势。今、明两年经济增长会不会出现偏快或过热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物价上涨，都与需求面即经济增长过热的拉动关系密切，而这次物价上涨的一个新特点是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像过去那样过高。在经济增长速度还没有明显高企、经济没有明显偏快或过热的情况下，物价却开始攀升。考虑到各级领导班子换届，再加上“十二五”开局，各地大干快上的热情很高，所以不能排除今、明两年我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出现偏快问题。因此，当前“稳物价”与“稳增长”的任务是相辅相成的。二是农业自然灾害因素。我国已连续7年实现粮食增产。今年，如果自然灾害严重并影响到粮食丰收，就会助推物价上涨。三是国际因素。如果国际上原油、原材料、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就会加大。此外，还要关注和警惕工资上涨与物价上涨的螺旋式攀升问题。我国1997年以来物价保持了十几年的低稳状态，与经济增长没有出现严重过热有关，也与劳动成本较低、工资上涨缓慢有关。现在，我国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物价上涨与劳动成本上涨的关系更紧密了。

　　从潜在经济增长率看，“十二五”时期在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背景下，适度经济增长区间可把握在8%—10%，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中线可把握在9%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数据的计算分析，1979—2009年，我国适度经济增长区间可视为8%—12%，潜在经济增长率中线为近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也付出了较大代价，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可概括为“三高五低”：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劳动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低技术含量、低价格竞争。由此带来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主要是：内需与外需不均衡，投资与消费比例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能源、矿产资源、土地、水和生态环境的严重制约，受到各种成本上升的影响，受到国内消费需求狭窄的限制，受到国际经济、金融等风险的冲击。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在此背景下，“十二五”时期适度经济增长区间的上限可下调2个百分点即可把握在8%—10%，潜在经济增长率中线可把握在9%。这对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含义是：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10%时，就要实行适度的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8%时，就要实行适度的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处于8%—10%的区间时，可实行中性的宏观调控政策。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化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十二五”时期发展的重要动力

　　“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发生两大历史性变化：一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由中低收入组进入中高收入组；二是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将超过50%。这将为“十二五”时期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促进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重要动力。

　　关于居民收入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62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70美元，在世界处于低收入组；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上升到190美元；到1998年上升到790美元，进入中低收入组；在新世纪之初，突破1000美元；“十一五”时期，从1760美元上升到4050美元；在“十二五”时期的第一年2011年，预计将达到4450美元，开始进入“中高收入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两个同步、两个提高”：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可以预见，我国居民收入将加快增长，从而为扩大消费需求创造基础性条件。

　　关于城镇化推进。我国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49年为10.6%，1978年上升到17.9%。“十一五”时期，城镇化率由2005年的43%上升到2010年的49.68%。“十二五”时期，我国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不断提高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预防和治理“城市病”。“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乡村人口。这对于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将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变化。

　　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将有重要变化，主要包括：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推动服务业大发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这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