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模式的认识，经历了比较经济学的范式、转轨经济学的范式和政治经济学的范式这样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模式涵盖基本制度、经济体制、发展道路、转型方式和全球化等多个方面的丰富内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处于核心地位。中国经济模式实际上是其基本经济制度在现实的改革、发展和开放过程中的展开或实现。进一步完善中国经济模式,必须自觉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中国经济模式的形成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国情和历史阶段的要求，因而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30 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折，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中国经验”、 “中国道路”、 “中国模式”受到全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中国发展模式最引人瞩目的是它的增长奇迹。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经济持续30 多年10%左右的高增长率? 最具历史意义的是这一奇迹背后所蕴含的制度和理念: 到底存在不存在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成功的发展道路以及制度和理念? 这是近现代中国历次重大社会变革所关注的持久主题，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共同面临的抉择，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未来世界的面貌。中国发展模式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本文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模式的特征与意义。第一节综述对中国经济模式认识的演进与发展，第二节阐明中国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第三节分析中国经济模式面临的矛盾与选择，第四节概述中国经济模式的意义，包括普遍性与特殊性。
一、对中国经济模式认识的演进与发展
对中国经济模式的认识和研究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而不断发展的。早在20 世纪50 年代后期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道路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在学术界，以孙冶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从指导思想和实践进程看，中国经济模式的发展方向无疑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就学术层面来说，对中国经济模式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和观点，其演进在改革开放以来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一) 比较经济学的范式: 20 世纪80 年代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探讨
经济改革的初期，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对改革理论的需求日益强烈； 另一方面,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又缺乏关于市场经济体制演化的系统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大显身手，成为探索经济模式的重要理论支柱。在理论上，苏联东欧等国外学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如兰格的“计划模拟市场”模式、布鲁斯的“含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奥塔•锡克的“宏观收入分配计划调节下的自由市场”模式、科尔内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协调”模式、诺夫的“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等，都曾在中国学界受到重视。在实践中，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以及东亚模式、北欧模式、英美模式等，都曾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进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例如，刘国光、戴园晨、张卓元等提出体制模式与发展模式的“双模式转换”论和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两条主线协同并行的“双向协同”改革战略； 厉以宁等提出企业改革主线论和股份制作为企业改革主要形式的观点； 吴敬琏、周小川等提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协调改革”观点； 董辅礽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八宝饭”的混合经济观点； 卫兴华、洪银兴和魏杰提出“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模式； 等等。从1987 年10 月起,国家体改委委托有关经济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以及少数省市的专家学者，研究1988 - 1995 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期规划，形成了几份具有不同特点的综合规划和总体报告,集中体现了那一时期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系统认识。
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我们正确借鉴国外的经济模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它在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束缚和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方面功不可没。但是，比较经济学的方法存在重要的局限。一方面，它是经验的而不是规范的，它对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经济体制从实证的角度进行比较和概括，但是并没有形成关于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又是抽象的，而不是现实的，因为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形成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图式化。西方比较经济学最主要的弊病是缺少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科学思想，回避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之间的比较以及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根本差别，撇开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具体的经济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并把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经济体制抽象地归纳为集权、分权和集权与分权的结合等模式，或者是动力机制、决策机制、调节机制等因素，这些过分抽象和简化的模式和因素与实际的经济生活相距甚远，当然不可能把握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复杂过程和内在逻辑。
(二) 转轨经济学的范式: 20 世纪90 年代对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比较
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过渡，过渡经济学或转轨经济学应运而生。当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苏东剧变发生时，西方正统经济学家达成一种共识，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价格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为核心的激进式改革，人们不可能两步跨越一道鸿沟，渐进式改革是难以成功的。但是，实践的结果却大为出人意料: 经济学家没有预料到价格自由化和宏观稳定化之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 私有化的结果导致了“内部人”获益； 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急速增长，黑手党现象严重； 如此多的国家分崩离析； 最大的意外则是中国经济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这表明，主流经济学家有关转型的知识和对转型的理解相当有限，并且大部分是“事后诸葛亮”。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苏联东欧各国经济的持续衰退形成了巨大反差。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成功与失败的对比是如此鲜明，以至于如果人们不试图从中汲取一些教训，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随着转型过程的深入，赞同渐进式改革和批评激进式改革的意见逐步增多，对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道路的比较成了那一时期过渡经济学或转轨经济学关注的焦点。
在转轨经济学的范式中，国外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以萨克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是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 华盛顿共识?? 和激进的“休克疗法”。他们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只是一种例外，主要是得益于有利的初始条件，如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传统计划体制内部的松散性等，因而中国的改革经验不具有普遍意义。他们还强调，由于没有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国渐进式改革正在陷入困境，面临着一系列所谓“深层矛盾”的挑战和危机。
二是凯恩斯主义的范式。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不完全且代价很高的信息、不完全的资本市场、不完全的竞争，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现实，以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转型经济和制度选择中用处很小，渐进式改革比激进式改革更为可取。 阿姆斯旦和泰勒等人认为，向资本主义过渡更需要的是“看得见的手”，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的成功有赖于能够支持长期投资和承担风险的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建设，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建构。
三是演进主义的范式。蒙勒、诺顿等持演进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是复杂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改革只能用试验的方法逐步推进，最成功的改革将属于那些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不断进行变革的国家，而不是选择某些经济战略使过去和未来之间造成断裂的国家。 青木昌彦等人认为, 经济体制是一个复杂的进化系统，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着互补性，互补性越强，改革的成本越高； 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时，即使总的方向已经确定，改革的结果和过程也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渐进式改革方式更为可取。
上述三个方面的理论在对经济转型的性质和目标的理解上并无根本分歧，都把经济转型理解为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所不同的是，新古典理论主张的是全面的一步到位的激进式改革； 凯恩斯主义承认市场经济的局限并肯定了政府干预的意义； 演进主义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秩序自发演进的特征。它们的共同缺陷是: 主要从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出发考虑问题，缺乏对经济转型过程整体的、历史的考察，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天然合理、亘古不变的理想制度，同时又有意无意地忽视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在性质和目标上的根本区别。应当指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离开了这一根本区别，不仅不可能把握中国经济模式的本质，反而会在方向上出现南辕北辙的错误。
国内学者对中国的转型模式也进行了深入探讨，以下是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林毅夫等认为，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中国的资源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同时，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一条代价小、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式改革道路。
樊纲等把渐进式改革的实质概括为“双轨过渡”和“增量改革”，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 张军认为，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对经济扭曲和短缺作出的反应更迅速。
周振华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涵是由制度博弈的结构或“改革的程序”决定的。这种“改革程序”的设定可以归纳为: 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目标动态化； 诱致性激励的改革选择集弹性化； 制度交易的合同非完全化。贯穿其中的核心是改革与发展的一体化。
钱颖一等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传统体制的M 型结构，即一种以区域原则为基础、多层次、多地区的“块块”结构，这种结构削弱了行政控制，强化了市场活动，刺激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 杨瑞龙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中国的制度变迁方式将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要主导型三个阶段，在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着关键作用。
还有的学者从改革目标的不确定性、改革过程的非均衡性、改革方式的非激进性以及自发性改革的重要性和传统文化的影响等方面，阐述了中国经济转型模式的特点。
中国学者的这些探讨和见解，揭示了中国经济转型方式的某些经验和特点，丰富了对经济转型过程的认识。 这些探讨和见解虽然各有侧重，但大都是在改革的目标相同且确定的假定前提下，围绕着改革方式的差别展开讨论的，有其主要的局限性。第一，没有深入考察改革的过程与改革的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是在市场化的方式层面上认识转型问题。第二，没有深入考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紧密联系，忽视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一根本性质。第三，只有抽象空洞的市场经济概念而没有具体历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 第四，没有形成与中国的制度和国情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理论，较多运用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从这些方面来看，上述观点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西方转轨经济学的范式。
(三) 政治经济学的范式: 新世纪以来对中国经济模式基本特征和一般意义的探讨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03 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认: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这一论断表明，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完成了它的主要目标和任务，经济改革已经从1980 年代的以“破”为主，1990 年代的以“立”为主，进入到以“完善或定型”为主的阶段。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2007 年以后，对于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和一般意义的探讨全面深入地展开，三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推动了这一进程。
其一，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作了科学的概括，提出“十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并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这“十个结合”作了进一步深入的阐述。这些概括和阐述使我们对“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其二，围绕着纪念改革开放30 周年和建国60 周年，关于“中国模式”的文献大量涌现，对中国模式的探讨从学术层面进入主流媒体, 从改革方式进入基本制度和发展模式，从经济领域进入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从经验总结进入理论的提升，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度空前提升,认识不断深化。
其三，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 经济大危机激起人们的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制度和新自由主义模式受到广泛质疑，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在应对危机中显示出特殊的优势，这进一步触发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和思考。
面对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人们逐步摆脱转轨经济学的思维，试图从中国的实践中提炼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和经验，转轨经济学的范式开始被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所替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具有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特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服务的政治立场，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些基本性质为建设社会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开展对中国经济模式的认识和研究，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是更加重视中国模式的制度特征。王振中等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社会形态二重基本结构的分析方法，从生产关系系统和交换关系系统两个角度研究中国的转型问题，并把经济转型过程分为两个不同方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和基本经济制度的选择。 程恩富指出，中国模式区别于其他模式的显著体制特征是经济发展的“四主型”制度，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和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
二是更加重视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程恩富明确提出，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 胡钧等指出，中国模式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有效利用市场。 秦宣、徐崇温等强调，中国模式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 刘国光指出，中国之所以能够从容应对危机，是因为我们还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
三是更加重视中国模式的发展维度。进入新世纪以后，对中国模式的认识更多聚焦于发展问题，中国模式在许多场合下被等同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如何实现科学发展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主题，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主线。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结构和动力等问题的研究受到普遍重视，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以及对中国发展模式经验和意义的评估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日益广泛的关注。
四是更加重视中国经济模式的整体历史结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需要在整体性视野中认识和把握中国模式的内涵，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的有机联系中把握中国经济模式的总体特征，而不能作割裂或分立式的理解。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能割裂新中国前30 年和后30 年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不能割裂当代中国发展与历史和传统的深刻联系。有的学者强调，中国模式实际上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60 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
五是更加重视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随着中国日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人们开始从世界体系的历史演进中，探求中国模式的历史意蕴和对世界秩序变动的深刻影响。 中国模式的崛起还引起了人们对依附理论的重新审视，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开辟了自主发展的成功之路，还是会陷入依附性发展的困境，重蹈依附性发展的暗淡命运? 中国模式对人类社会演变的方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和世界社会主义未来的影响，也开始受到重视。
上述五个方面对中国模式之认识和研究的新特点，体现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这清楚地表明，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模式的认识和研究已经开始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狭隘视野、价值偏见和思维定式，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正在并且必将成为学术界认识和研究中国经济模式的主导面。
二、中国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
迄今为止，对中国经济模式基本特征的概括是按照以下一些不同的视角展开的: 一是基本制度，二是经济体制，三是发展道路，四是转型方式，五是全球化。实际上，这些不同的视角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其中，基本制度特别是基本经济制度处于核心地位，起着关键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在经济基础中，基本经济制度又处于核心地位。所谓基本经济制度，就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及其构成，它决定着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决定着生产、分配、交换以至消费等各个环节，决定着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道路，并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性质。因此,只有从基本经济制度出发，才能准确把握中国经济模式的本质及其内在逻辑。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实际上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现实的改革、发展与开放过程中的展开或实现,其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一)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主要内容可以做如下的具体概括: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 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机制； 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根据上述内容进行的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理论上是巨大的创新，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既搞活了公有制经济，又促进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中国经验证明，那种认为公有制经济注定低效率，注定与市场经济相冲突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证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有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和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有利于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今天能够拥有这样比较雄厚的综合国力和重要的国际地位，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持续稳步发展，能够在急剧变革的转型过程中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经受住20 世纪末苏东剧变、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 年的抗震救灾、金融海啸等重大突发事件的考验，都是与这个基本经济制度密不可分的。
(二) 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新型市场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新型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关键就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别是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创造出了一种可以相互兼容和相互促进的新型关系。在这种新型关系中，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有了新的含义，焕发出新的活力； 市场经济也具有了新的特点,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从中国的实践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途径和方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的新形式和新体制，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 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建立健全计划引导下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调控体系； 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的法制体系；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 形成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不断提高党和政府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可以说，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所在、实质所在、特色所在、经验所在。从经济运行的特点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为主导、经济发展为目标、制度转型为背景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中央集权同地方分权、直接调节与间接调节、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总量平衡与结构优化有机统一的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重要的差别，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经验再次告诉我们，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所谓“大市场、小政府”和国家管得“越少越好”的自由主义观点是完全不靠谱的。
(三) 以新型工业化和体制创新为动力的科学发展道路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国模式最引人瞩目的特点是它持续30 多年近10%的高速经济增长奇迹。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取得的呢? 国内外的学者们对此作了多方面的解释，如广阔的市场需求、稳定的政治环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低成本的人力资源、有效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市场化、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技术的进步、二元结构的转换等。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是以新型工业化和体制创新的不断深化为动力的。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相互促进以及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全面创新，一方面激发了资本、劳动力等资源投入的不断增加和需求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推动了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和经济创新的持续深入。这是一种由结构性变迁、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共同推动的结构性或变革性的经济增长。新型工业化和体制创新作为推动这种增长的基本因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会改变的，这就使中国经济的增长具有持续稳定的动力。这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所谓奥秘所在。中国经济模式的最重要成果和最宝贵经验就在于，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最重要的是科学发展观，还有“三步走”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以及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道路等体现科学发展要求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些成果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发展的客观要求，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而光明的前景。
(四) 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并通过主动、渐进和可控的方式，从建
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
到大踏步“走出去”的路径，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中国对外开放的模式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二是明确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性，有两种发展趋势。一方面，它促进世界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各国生产力的发展，从而造福各国人民； 另一方面，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全球扩张，进一步加剧世界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继续扩大南北发展差距，加剧贫富分化和环境恶化。我们选择并推进前一种趋势，警惕并控制后一种趋势。三是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同独立自主结合起来。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把引进与开放创新、利用外资与自己积累结合起来，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始终保持国家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我们不断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五)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渐进式转型
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形成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即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向世人昭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而且还在于它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或改革方式，这种改革方式的主要特点是: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在坚持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基层单位在制度创新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双轨过渡，增量先行，在保留计划协调的前提下，通过在新增资源中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比重，稳步向市场经济过渡。
——整体协调，重点突破，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分部门、分企业、分地区地各个突破，由点到面，实现经济体制的整体转换。
——兼顾改革、发展与稳定，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的稳定。
——分步推进，循序渐进，先试验后推广，根据实践的需要和认识的发展不断调整和完善改革的具体目标和具体思路。
目标决定方法，方法内生于目标，不能脱离改革的性质和目标，抽象讨论改革的方式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采取渐进的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目标的特殊性质决定的。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并不是要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要通过制度创新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赋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新的活力。中国经济改革的这种根本性质，决定了其方式和过程必然具有温和渐进的特点。新旧体制之间不是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的，而是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它们之间的转换要经历许多具体阶段，经过许多中间环节，采取许多中间形式。
其次，中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发育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受社会制度的制约，而且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着分工粗疏、结构简单、信息不畅、基础设施薄弱、城乡差距大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的市场化与工业化、体制模式的转型与发展模式的转型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国的改革只能是渐进式改革。
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的具体含义和实现形式并不是先验的和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把改革目标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了的，而是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期探索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也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关于改革目标的所有问题，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需不断加以完善。
因此，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市场化的方式和方法,而在于改革的目标和性质。正如科尔内所概括的，渐进与激进的差别不在于转型的方式和速度,也不在于它们是温和的还是激烈的，而在于究竟是改革还是他所谓的“革命”。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的目标则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才是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的根本区别。
中国经济模式上述几个方面的特点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中国的经济模式，从基本制度的角度看，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这一基本制度体现在经济体制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体现在对外开放方面，就是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战略； 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就是科学发展的道路。这些相互联系的内容集中到一点，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正如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核心和灵魂，中国经济模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认识中国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还需要把握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的经济模式是在建国30 年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30 年的革命和建设为中国经济模式的形成奠定了物质的和制度的历史前提，改革开放30 年的实践则形成了中国经济模式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框架。第二，中国经济模式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主要内容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和对外开放，主题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三，中国经济模式既有相对稳定的一般性特点，同时又是一个处在不断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概念,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第四，中国经济模式一方面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时代特征，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和基本制度，是在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中创造的新的经济模式。
三、中国经济模式面临的矛盾与选择
中国的经济模式虽然业已形成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但是这一模式还不完善，还存在不少尖锐的矛盾和严重问题，如生态环境恶化，失业压力增强，贫富差距扩大，自主创新水平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腐败现象严重等。
针对上述问题，近年来社会上流行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实行了所谓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国际化，而中国改革存在的问题则在于私有化、自由化和国际化的程度不够,公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的比重过大，政府干预和社会调节过多，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不高，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继续减少与取消政府干预和社会调节，对国有企业实行彻底的私有化，进一步加快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步伐，并逐步引入西方式的所谓“民主化”的宪政体制，为自由市场的作用奠定政治和法律的基础。
另一种观点则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提出了质疑。这种观点在西方一些新左派学者中比较流行，代表人物有大卫•哈维、马丁•哈特、沃克尔等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市场化的改革造成中国国有企业比重下降和私营企业比重上升，收入与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平，经济的扩张日益依赖外国投资与出口，资源与环境的危机日益加剧，阶级矛盾日益凸显，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如果不改变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方向以及相应的所有制和阶级结构，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克服的。
西方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看似对立，实则相通，它们都否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经济模式的价值与意义。不同的是，新自由主义否定的是社会主义，西方新左派否定的是市场经济。这当然不是什么新见解，而是那种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右的和“左”的教条观点的再现。
那么，到底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模式中出现的问题呢? 从现象的层面看，问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有市场化不足的问题，如企业制度不完善、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干预过多等；也有泛市场化问题，如公共部门乱收费、公共服务产业化、权钱交易现象的蔓延等； 还有法律、法规、政策和管理不完善的问题； 更多的则是发展中的问题，如科技水平落后、自主创新能力低、城乡二元结构、就业压力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这些问题虽然也与体制上的缺陷有关，但从根本上说，只能通过科学发展来加以解决。现实的问题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归结为市场化不足或市场化过度。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还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更好的有机结合的问题，这是贯穿于中国经济模式发展的主线，也是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关于这一点，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最重要的是使国有企业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 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途径和方式”。 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自觉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 中共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时,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作为重要的经验之一。 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更好的有机结合，是从根本上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诸多矛盾的必由之路。
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更好的有机结合的关键，是如何在实践中自觉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一问题上，目前社会上存在不少模糊甚至混乱的认识。比如，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国有经济混为一谈，认为国有企业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从事私有企业不愿意经营的部门，补充私人企业和市场机制的不足，等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基石，对于基本经济制度认识上的这种模糊、分歧乃至混乱，必然会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重要理论提出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变化，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还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例如，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与当代我国现实生活中的公有制有什么样的关系? 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有什么不同? 用什么样的指标来界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如何确立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定位和功能? 怎样看待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的“进”与“退”? 能否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简单地等同于“垄断”? 对于国有企业中存在的不合理的行政垄断，如何放松和解决? 对于存在自然垄断的国有企业，国家如何推进资源税改革，有效地征收资源税，将租金用于公共服务? 如何遵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规定性搞好国有企业，同时又使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外资企业能看作是中国企业吗? 这些问题是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深入研究和解决的。
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更好的有机结合还要努力完善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大幅增长，生活持续得到改善。与此同时，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成为突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 我们知道，实现共同富裕与基本制度的完善是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分配取决于生产，“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弄清这一问题需要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收入差距。一类收入差距发生在普通的劳动者之间，主要是由于不同部门、地区、行业之间劳动者的素质或贡献和生活费用的差别造成的，比如，高科技部门劳动者的收入高于一般的劳动者，城镇居民的生活费用高于农村居民的生活费用。同时，这些也与现实中存在的国有企业对行业的行政垄断、劳动力市场被分割或不完善等不合理因素有一定关系。这类收入差距大致能体现按劳分配的要求，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对于其中不合理的因素则需积极采取措施进行调节。另一类收入差距发生在不同的财产占有者之间，尤其是资本的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主要是由于人们在财产(包括资本、房地产、各种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 占有特别是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造成的。这类收入差距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如果没有有效的限制和调节，必然会导致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不断积累和增大，另一极则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相对贫困。这就是马克思揭示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积累的一般趋势。
对于我国目前是否存在两极分化，社会上有不同的认识。但是，至少两极分化作为一种趋势和日益临近的威胁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应当回避，必须高度重视。实现共同富裕固然需要加大收入再分配调节的力度，包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但初次分配体制和财产关系的公正合理才具有根本的意义。这就必须坚持和真正落实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普遍较快地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还要构建能有效拉近贫富差距的税制体系，加大对财产性收益和资源利用的税收调节，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完善中国的经济模式，还必须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更加关注科学发展，更加关注社会公平，更加关注民生建设，更加关注自主创新。归根到底，中国的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成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一主线，中国的经济模式就失去了灵魂，迷失了方向。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模式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丰富多彩、生机勃勃、与时俱进的历史创造过程。因此，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不断解决和克服现实经济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模式的内涵,赋予其新的活力和创造力，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四、中国经济模式的意义: 普遍性与特殊性
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一种特殊的事例，还是具有普遍的意义呢? 在普遍性上，人们的认识不尽一致。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一系列有利的初始条件，因而，中国的改革经验不具有普遍意义，而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持肯定态度的人则认为，中国的改革道路是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成功道路，既然改革中国家的传统经济体制及其弊端都是相同的，改革的道路也应该是相通的。所以，中国改革的经验是普遍的而不是独特的。
应当说，中国的经济模式首先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产物，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的基本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此外，特殊的初始条件、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特殊的改革路线乃至于领导集团特殊的风格，都是塑造中国经济模式的重要因素。走自己的道路，既是中国革命获得成功的根本经验，也是中国改革与发展获得成功的根本经验。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理论与经验的教条主义做法，都必然会在中国改革与发展丰富多彩和生机蓬勃的实践面前折戟碰壁。同样，对中国来说是成功的模式和经验，并不一定适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既有共性，也有差别，抽象的、适用于任何时代和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只有立足于现实和历史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才是有生命力的经济模式。
或许有人会说，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国家与地区之分,更没有姓“社”与姓“资”之分，因此，不可能有什么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事实并非如此。市场经济并不是可以脱离具体的社会结构而存在的某种设施或工具，可以在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历史条件下随意搬来搬去。相反，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结构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古典的市场经济不同于现代的市场经济，英美模式不同于北欧模式，东亚模式又有自己的特点。同样是发展市场经济和实现工业化，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面临着如下一些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 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 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双重转型之中； 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稀缺；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 地域辽阔且区域差异巨大，等等。因此，中国的经济模式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国情和历史阶段的要求，因而，它既尊重一般规律，又充满了首创精神； 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意义； 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强调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模式只是一种特例或偶然。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有其客观的、普遍的规律，中国的经验和模式中也必然包含着某些普遍的规律和一般的意义。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模式开阔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了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规律的认识，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谓“北京共识”，虽然不能说是一种严密的理论和权威的解释，但却反映了人们试图提升中国经验的愿望。 邹至庄的观点也具有代表性。他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一书中提出，除了方法论之外，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提供了六个关于经济学实质性的命题:私有制并不一定产生管理效率，市场刺激手段对于经济迅速发展的关系不充分，政府的形式与经济发展的速度无关，不同的经济体制均可以为市场经济服务，政治上的可行性是经济转型中的一种重要因素，中央计划下的官僚主义经济体制难以清除。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现在更不应当仅仅是世界文明的模仿者和追随者，而是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贡献。中国经济模式向人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启示，那些看似相互对立的因素如何相互补充、融合、渗透、促进和发展，包括公有与私有、效率与公平、国家与市场、自由与和谐、集权与分权、经济与社会、发展与稳定、传统与现代、自主性与全球化、新体制与旧体制，等等。归根结底，中国模式的根本意义在于，要在理论上推倒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目的论，从区别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与资本主义化入手，得出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转型未必要以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为标准的结论，挑战资本主义优越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结合。 这种结合就是特色，就是创造。
众所周知，对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经济学家们历来众说纷纭，导致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此消彼长的持久争论，形成了“自由市场论”、“国家调节论”、“国家推动发展论”、“驾驭市场论”、“亲善市场论”、“发展型政府论”等多种观点。但是，其中的任何一种观点都难以准确地说明中国的经验和现实。由于面临着比较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模式具有比较明显的所谓“发展型政府”的特点。 但是，即使与一般的发展型政府相比，中国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也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一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在不同部门、企业和领域有不同的组合。比如，沿海不同于内地，农村不同于城市，农业不同于工业，国有企业不同于非国有企业等。二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过不同的模式，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特点。三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具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以及宏观与微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多种维度。比如，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政治动员、计划协调、统筹兼顾、宏观调控、微观管制、制度创新、国有资产管理等，都体现了政府的经济职能。四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地方政府既是一级行政组织，又担当了类似企业家的角色，从而使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复杂结构，成为影响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五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要求。中国模式中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这些创新性的做法和思想，对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经济模式的发展和影响的扩大，人们对中国经济模式一般意义的探索也会不断加强和深化。
加强和深化对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认识，需要对已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信条以至知识体系保持必要的警醒，意识到它们的局限和偏颇。现在尤其需要破除这样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或蒙昧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认为，经济学在全球只有一种即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它是“科学”的和“普适”的，无民族和国界的限制，所谓的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模式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经济模式在中国的应用和推广。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第一，西方经济学并不只有一种，而是存在众多的理论和流派，而且这些理论和流派的地位与影响也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断变化，被许多人尊崇的现代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其实也只是众多经济学流派中的一支，它绝不是什么普遍和永恒的真理。第二，经济学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发展一样，从来都是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和不同群体的人们根据他们自身特殊的环境、经验和知识背景提出的，是不同思想理论之间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因此，经济学的发展绝不是某些国家和某些人的专利。第三，中国的发展是在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国内环境下进行的，因而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和经验。最后，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以一定的现实为基础的，都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出理论的生产者的利益倾向、历史经验、价值理念、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照搬西方的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其危害不仅在于它无助于理解中国的道路和模式，而且会使我们成为新教条主义或新蒙昧主义的奴隶，失去应有的自我发展和自主创新的信心和能力。亨廷顿坦承：“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理论的繁荣与兴盛,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经验、提炼思想、创新理论，发展与中国经济模式相适应的自主性和原创性的经济理论，无愧于我们的时代和民族。
中国的经济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发展市场经济和参与全球化，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同时也为人类的进步和社会主义的复兴带来了光明和希望。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一文中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一位外国领导人预期：“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达到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现在，当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上大步迈进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模式的成功将会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的新的较大贡献。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