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国务院国资委2007年正式印发的《关于中央企业布局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到2010年，中央企业调整重组至80至100家。国资委首任主任李荣融虽有雄心，终究未遂心愿。王勇主政后，国资委虽淡化了调整家数目标，但央企重组并未放慢脚步。

　　市场对央企重组一直存在多种猜测，每年都有很多券商研究报告分析资产重组的各种可能性。李荣融曾说，央企做不到行业前三的，将“被重组”。此标准在未来仍具借鉴意义。那些科研院所、主业边缘化和亏损央企仍将被整合。

　　这种行政化的重组，一直伴随着颇为激烈的争议。第一，当时限期把央企调整到100家以内的依据何在？为什么是100家，而不是50家或150家？ 现在虽淡化数量，是否仍有目标数？

　　第二，央企要不要从某些行业退出？如果不退出，把资产组合来组合去，资产还是那些资产，充其量只是合并同类项减少了企业数量，但这同时又导致企业的业务更为庞杂。

　　第三，如果退出，怎么退？归根结底，还是要卖。现在进行的资产打包运营，无非是想卖个更好的价格，其中的途径包括上市实现资产证券化。但资产经营当真能卖出更好的价格吗？不一定。因为现在的央企基本都有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已有定价，在此情况下如果将未上市母公司直接拿到产权市场竞价出售，价格已包含了一定溢价，何需再搞资产托管、包装？

　　按国资委的表述，央企应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七大行业集中，向主业集中。但这个目标存在理论与操作上的不可能性。

　　首先，在战略行业上主宰的央企，由于市场主体的盈利特性，使之具有多元化扩张的内在动力，而对三产尤其偏爱。在这一点上，电网公司做得堪为翘楚。这些垄断国企之所以爱在主业之外折腾，首先缘于它们自身有三产的需求。央企员工人数众多，加上亲属、客户，涉及衣食住行玩乐的需求就构成一个庞大的市场。从经济理性看，央企与其到市场购买这些服务，不如自办副业自我满足。这导致央企的楼堂馆所砍掉一批，又会滋生一批，屡禁不止。这种现象自1978年始的国企改革贯穿至今。涉及到主业的，央企同时展开纵向一体化，向上游、下游延伸产业链，比如搞火力发电的也去搞船队运煤，因为与其给别人赚钱，不如自己赚。所以无论从副业还是从主业看，都决定央企要进入相关市场。结果，央企成了身段又粗又长的利维坦。

　　其次，人为地要求央企退出竞争性领域，这种单向管制本身就违反市场规律，也是行不通的。近年来，随着原有市场红利的消退，经济的内生动力与全要素生产率都在下降，激活民间活力成为重大课题，为此便有了非公36条的二度出台。而出台的背景，则是垄断国企过度涌入竞争性市场后带来的非均势。例如，房地产市场属于消费品竞争市场，但央企凭借权钱优势，在土地获取等方面享有相对特权，从而在这一“厚利市场”中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并导致这一市场的不公与低效。要央企全部退出竞争性市场，无疑让国资系统割肉减肥，这让国资系统从经营业绩上也欲罢不能。国资退出难、民资进入难，影响央企重组的最大障碍，其实还是垄断。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阿罗都曾提出各自的不可能定理，不妨拿来主义一用：在现有路径下，央企要在七大行业实现主业集中，也不可能——在国有（非民营）、垄断（非市场）的前提下进行市场化改革，将导致央企从“退出”变成“通吃”、从“有所为有所不为”变成“所有为”，让“微利市场”变成“厚利市场”、让“厚利市场”变成“垄断市场”，最终使“结构优化”的目标成为不可能。而央企重组也成为一项简单的重复运动：庞杂业务割一茬，又生一茬。这近乎于说，“央企重组”已成为“主辅分离”的代名词——没完没了的主辅分离。央企重组蜕变成割韭菜运动，还揭示出这种经济结构的本质，即央企不但获取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还以主辅分离的重组名义反复套现，获取额外利润。

　　在央企重组的不可能逻辑下，依笔者愚见，与其折腾来折腾去地重组，不如在产权交易所竞价出售，化繁为简。在同一价格下，优先出售对象的次序是先民企后外资，最后为地方国资。无论是横向参照前苏联的经济改革，还是纵向沿袭中国已有的市场化改革，央企的权力下放都是趋势。关键在于，有没有诚意让民企接手，有没有魄力让利于民？

　　如果有人以“国资不能一卖了之”加以反对，那么还有另一种更优方案，也是大家不陌生的，即将国有资产均分到每个国人头上，让国有企业实至名归。这是可以操作的，陈志武、张维迎等经济学者曾提过此方案。但很显然，它看上去很美、摸上去很远。

　　（作者为独立撰稿人，著有《公司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