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90周年尤其是建国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完成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领导中国实现经济腾飞。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为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管理制度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大量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新的发展要求，党和政府不断就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制定方针政策、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管理改革和社会体制创新。
今后一个时期，完善社会管理体系，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水平我们党面临的一个紧迫而重大的课题，同时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重大考验。201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中国实际出发，审时度势，把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必将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不断提高科学判断新时期社会管理新形势新情况的能力
胡锦涛指出，“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面对当前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不断提高科学判断新时期社会管理新形势新问题的能力。
不断提高判断社会关系的能力，及时掌握新时期社会关系的新动向。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人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从事实际活动（首先是生产活动）的人。人的存在就是人的实际生活过程。针对现实的人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人的多重需要决定了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生产关系，尤其是财产关系、劳动关系和分配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财富的相对集中与分化，一些领域、行业、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一些领域的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严重，个别企业劳动关系紧张，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甚至社会冲突等，这些都构成了新时期社会关系的新形势新特点，都要求我们及时研判和认真把握。
不断提高科学判断社会问题的能力。就像生命有机体会产生病态一样，社会机体也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发生一定程度的社会关系失调。这些问题和社会关系失调有时会影响社会大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活动，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社会问题在各时代反映的内容各不相同，在当代，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是：流动人口及其安置问题、各类特殊人群就业与发展问题、大学生等群体的就业难问题、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管控问题、土地拆迁损害群众利益、转型中的社会心态问题等等。处理好战略机遇期和矛盾突发期的各类社会问题是全社会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是衡量党和政府社会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社会问题主要发生在基层，与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社会问题不仅会以客观形式存在，还会构成人们主观社会问题，长期积淀于人们的心理，在一定条件下爆发。要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就要面向基层，学会做好群众工作，既要善于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又要时刻注意人们的社会心理问题。
不断提高应对新形势下互联网生态变化的能力。在易变不定的信息社会中，出现了经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组合，形成了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虚拟社会。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造社会的物质基础，改变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内涵。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上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一个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在一个各种不同的子系统不断出现并且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传统的管理方式已经显得吃力，而且也越来越难以预测决策的后果。全球互联网系统下的个体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在扁平的互联网系统中既可以形成虚拟组织，也可以单独成为主体，又可以迅速形成实体社会组织；在扁平的互联网系统中，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获得巨大便利性；跨国界的卫星电视频道造成了跨国界的收视群体，也造成跨国界的文化传播、文化认同，等等。要尽早从虚拟社会变化带来的生活方式、诉求方式、社会动员方式、组织方式的变化中寻找其可能给未来社会治理方式带来的影响，尤其要谨防互联网问题引发的社会管制危机。
不断提高控制社会风险的能力。社会领域发生意外性和不确定性是经常存在的，包括损失发生与否及损失程度大小的不确定性。经济社会发展中本身就隐藏着许多风险，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有些风险应对处理起来较容易，可以化险为夷；而某些风险一旦发生，若无防范措施，很可能会让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国家面临瓦解。完善社会风险预警机制，提高对社会风险的预见性，要求政府和其他社会管理主体不仅要研究当前的社会问题，也要研究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社会风险。要对社会管理决策建立在科学预测和严密分析之上。应对复杂的社会风险，既需要长远规划，也需要技术支持，政策长短要结合。
不断提高创新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从各地情况看，目前基层处理社会问题主要基于两种逻辑。一是传统的治理模式，即由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两部分人组成，治理者作为公共事务的决策者，指导、协调、管理社会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面临着巨大的管理压力和治理成本。二是正在形成的治理模式：例如在一些地区，公共生活是公民共同的事务，人们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居民协商，制定一定的规则，共同决策，共同治理，党组织始终把握大方向。这些地区正在经历社会治理的形成过程。社会的最终责任主体是公民个人，每个公民为自己负责，也为社会负责，从而形成以村民自治与社区自治为基础的多元治理。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从基层着手建设社会，各地迈出了不同的步伐，应当鼓励、支持、引导、提升，从中找出中国社会管理的新路子。
不断更新社会管理理念和提高社会管理艺术
从新形势下的新情况出发，胡锦涛同志指出，“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好社会管理工作，促进社会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这就明确了新的历史阶段下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要根据这些新任务，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提高社会管理艺术。
第一，适应新形势和新情况，必须始终把理念创新放在重要位置。一是创新社会管理，必须正确处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利益与风险的关系。在社会领域，更大的权力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在涉及利益等领域，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社会管理主体的利益越大，风险就越大。要积极探索多元治理模式，减轻各个社会管理主体的责任，分散风险。二是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包括政府如何进行自身社会管理职能的改革和创新。政府要全心全意地提供公共服务，这是政府的根本职责。政府要部分地承担社会管理的责任，所谓部分承担就是说，社会管理的另外一部分责任实际上是需要居民自己负责。
第二，既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又要善于引导和教育群众。一是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政府善于发现群众中的好做法，一线同志面对新问题、新形势会有许多新思路和新点子，应加以总结，形成制度性的东西在实践中加以完善。要相信群众有能力建立一个适合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社会治理机制。二是关键问题还是教育群众。从各地实践看，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时间不长，缺乏经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水平也有限，如何提高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参与能力和决策能力就成为新时期的新问题。
第三，加强基层政府和组织自身改革建设，不断提高基层政府和组织的管理水平。一是从政府为民做主，到政府代民做主，进一步到居民自己当家作主，是一个历史性转变。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要从具体事务中解放出来，重点做好联系群众、引导民心、改进民生、推动居民参与工作，不断提高居民的议事能力。二是不断改善基层干部的领导方式。过去一些基层干部是按照上级党委和政府的要求工作，现在要按照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要求，又要从群众的要求出发，这就要求改变工作方法，进行工作方式的创新。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如何把握大局，让群众了解政策、执行政策，与党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这都是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必须加强统一领导和协调。
第四，不断完善多元治理的艺术。通过多元治理来减轻基层政府的维稳压力。在社会矛盾不断增多，特别是社会冲突时常发生的情况下，应该特别注重通过多元治理来实现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问题要发挥社会自身的作用。社会共同体是特定的制度结果，也是教育和居民文化培育的过程，它通过人的自治能力锻炼，自我治理纽带形成，增进个人责任、公民意识、社会自主性，使多元治理制度成为可能。实践表明，社会共同体的发生已经显示出社会需求、公共资源、多元治理之间衔接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当然，它还需要不断历练，各级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其不断发展，逐步完善。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就像在过去三十多年间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样，在今后一个时期，不断探索多元治理模式。完善多元治理，需要进一步创造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公民文化素质和社会责任的培育，它是社会价值的基础，它的培育需要一个较经济发展更长的历程，甚至可能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但必须从现在做起。二是完善法治和政策环境，它是多元治理的规则基础，这些现阶段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三是个人权利保障，它是社会的理性基础，这还需要一个过程，它也需要每个人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以便能够承担起个人对社会的责任。
第五,在完善社会管理上，要特别重视社会认同的力量。文化价值是人类强大的粘合剂，因为交流是文化的本质，也只有交流才能培养人们的认同和社区感，产生人们共同的情感和行为，发现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感觉。凝聚共识，建设强大社区，需要用创新的思想和理念去思考问题，以更大的智慧去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精神是凝聚力的核心。中国在短短二十年里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物质文明的道路，物质的现代化可以通过外资引进、本地开发快速实现。精神文明、社会治理能否在这样短短的时间也建立起来？这其中包括：人们如何适应市场化过程中快速形成的社会差距？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实现和谐？人们之间如何友好相处？友好相处的精神基础是什么？等等。这些都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全面把握。
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搞好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地位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胡锦涛同志还强调指出，“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第一，必须始终牢牢记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也决定社会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发展是硬道理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这个信念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马克思指出，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共产主义将是“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通过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作用”。经济增长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是完善各类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风险的基础性工作，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应当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但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又必须通过人的全面发展来加以体现。人的发展是发展的最终目标，其它发展都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或机会。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包括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等各方面的需要，使人的体力和智力等各种潜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当前，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发展的本质要求。始终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就是实践科学发展。
第二，把社会管理牢牢夯实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上。“十一五”时期我国在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指导思想方面，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公平正义正在成为评价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准，人们的对于发展的主观感受越来越受到重视。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覆盖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体系逐步建立，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稳步推进并有望提前完成预期目标。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正成为各级政府转变职能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理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在各地普遍实施，包括广播电视、高等教育等在内的混合公共服务的改革和创新稳步推进。在收入分配方面，相关问题诉诸媒体，研讨于会议，酝酿于政策，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政策呼之欲出。在社会管理方面，社会管理理念不断创新，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不断深化，社会秩序不断得到加强。这些，都为“十二五”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重要的是，“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在总量上达到33.5万亿元，人均GDP达到3680美元。我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些都是我们做好社会管理工作的基础。
第三,今后一个时期，提高社会管理科学水平，仍然要把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以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为目标，大大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进一步理顺个人、企业和政府的分配关系，力争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上有更大突破，夯实社会公平公正的基石。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扩大基层社会就业，广开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体系是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人民福祉的基础性工作，要真正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社会安全网，不断加速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保护人民群众的社会权利。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社会保障领域享受过高的人群，促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趋向合理更加。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体制，构建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力相协调的和谐关系，政府应当更多集中在标准制定和转移支付体制的建设与完善，通过标准制定确保均等的技术和要求，通过建设和完善转移支付体制确保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以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重点，加速扁平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给人民群众提供更加的便利性，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