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含量较低、缺乏世界级品牌、主要靠低成本进入国际产业链低端的传统“中国制造”正逐步丧失原有优势，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与此同时，伴随全球经济复苏，美国提出再工业化和制造业重新崛起，南美、东欧区域“近客户制造”转移趋势显著，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市场竞争将不断加剧。如果不尽快转变发展模式、调整结构，“中国制造”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也是引领“中国制造”升级的重要着力点。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中国制造”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变动和融合过程。新旧产业的演进从根本上说，是生产要素的转移和重新组合，新产业的创立不仅要利用新要素，还要吸收旧产业原有的生产要素，使其特质发生变化，适应新产业的需要。在此过程中，部分生产要素，比如资金、资源等可以直接转移，而另外一些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技术、土地建筑等则需要进行某些质变。在一般市场条件下，这种转变主要靠个人或企业的努力。当转换成本高的时候，公共部门将发挥作用进行推动。

　　需要强调的是，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没有天然的鸿沟，高新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并不意味着对传统产业的完全替代，而是对传统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高其成长性和竞争力。从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历程来看，一方面，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融合趋势日益强化，两者之间出现大量的业务交叉、战略联盟和并购重组，使双方边界逐渐模糊甚至消失；另一方面，新兴产业也在不断倒逼和引导传统产业的转移和提升：当两者在资源、劳动力、资金等要素上的矛盾日益尖锐时，传统产业的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就会发生变化，出现倒逼传统产业转移的趋势，当新兴产业需要依赖传统产业的基础进行发展时，通过技术外溢促使传统产业生产效率和技术能力逐步提升，出现引导型的传统产业转移趋势。

　　在我国现阶段，判断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路径是否可行，需要对两者在特定阶段的兼容性进行探讨。从产业发展周期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处于萌芽期，是培育发展的高峰；传统“中国制造”处于成长期的中后期，是产业转型的高峰。我国既要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未来经济制高点，又要迅速实现“中国制造”转型突破，呈现出新兴与传统产业高峰同步的格局，是实现经济体系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中国制造”的冲突主要表现在资源的占用上，但这一冲突也隐含着两者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如果“中国制造”继续对资源、能源过度消耗，对环境严重污染以及挤占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将会挤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资源、恶化产业发展环境。反之，如果将资源过度集中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中国制造”的凋敝会带来严重后果，而且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失去了传统产业所形成的技术积累、制造能力、产业组织等基础的支撑。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中国制造”的耦合，主要表现在要素流动、结构衔接和布局交叉上。

　　要素流动包括产品、技术和资本三个方面：产品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的产品替代与互补并存；技术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高新技术向传统制造产业扩散、渗透；资本方面传统制造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投入进行积累，还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

　　产业结构的衔接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衔接指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制造产业链的延伸，纵向衔接指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在发展的时间顺序上先后承接，并促进其优化升级。

　　布局交叉是指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会在传统制造业领域集聚人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要素禀赋的动态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的区域布局会出现相互转移。

　　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跨越式的产业新生。即为迅速改变长期在低端徘徊的局面，从某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环节上选择技术跨越，直接发展具有自身知识产权的高端产品。积极投入研发和引资发展是“中国制造”实施产业新生的可行途径。制造企业可以利用现有的市场优势，坚持在研发领域加大投资，掌握核心技术，在国内外市场需求强劲时完成产业升级。引资来源不单指国外，也包括本区域之外的其他国内地区。

　　二是信息化、低碳化的产业延伸。应用相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产品对“中国制造”进行信息化、低碳化改造，既可以基于产业链推动“中国制造”向前、后附加值高的两端延伸，向新兴领域的旁侧派生，又能够为电子信息、节能环保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强大的需求驱动。

　　三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中国制造”的产业融合表现为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为一体，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产业融合一般经过技术融合、产品与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三个阶段。在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应根据我国不同经济区的发展特点，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业集聚的产业群落，并在其中形成价值链各环节的互动效应，以谋求整体增值效应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