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垄断程度的发展、资本的社会化程度、阶级关系以及国家与市场关系几个角度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当前阶段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金融资本的统治，金融资本发展过程中存在激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自由市场经济扩张并出现市场失灵、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膨胀和全球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失衡等一系列矛盾。当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模式已宣告结束，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存在霸权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几种可能，其中只有社会主义才是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根本出路。

　　关于资本主义当前所处发展阶段的定义，无论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抑或是“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可否认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金融资本对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积累方式、资本形态、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等方面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金融资本相对实体经济独立膨胀的同时，也给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带来极大的不确定因素。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就是金融资本激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正在向政治危机、社会危机过渡，这不仅暴露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和制度的不合理，也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和矛盾。在西方政界和理论界反思资本主义之际，“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行不通（Capitalism doesn’t work）”、“资本主义正在衰亡，社会主义是替代（Capitalism is failing, Socialism is the alternative）”等口号和标语，更是道出了美国民众的心声。如果此次危机宣告新自由主义和当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或阶段的衰落，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未来在哪里呢？

　　一、金融资本与当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系统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式和特点，概括了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并指出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过渡性，揭示其过渡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形态的必然性。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阶段的分析在今天仍然适用，同时，列宁归纳的帝国主义五个基本特征在当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如垄断进一步加深和复杂化的同时竞争激烈程度加剧，资本的社会化达到空前的程度，劳资关系复杂化、资本家阶级内部产生分化，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国家干预被严重削弱，等等。以下将通过上述四个角度，对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进行考察。

　　1.垄断的发展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还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垄断还是一种并不明显的萌芽。随着生产集中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已成为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或帝国主义阶段。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生产社会化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并且，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1](P722)这为行业进入设置了门槛，减小了行业内竞争压力，有利于行业现存企业地位的加强。此外，生产和资本集中的发展还导致垄断问题的复杂化。例如，大企业不仅向其生产的上下游行业扩张，还向社会生产的各领域进军，导致跨行业、跨部门、跨产业生产的企业出现，甚至造成跨行业、跨部门和跨产业的垄断企业。在金融部门中，由于混业经营模式的发展，各银行经营业务有所偏倚；而在美国的“单一银行制”下，从地区与全国范围来看，可跨州经营银行的资产与利润比重和区域性银行相比，二者优劣势会有所变化，例如在某一个州内由区域性银行占垄断地位，然后从美国全国范围来看，占垄断地位的往往是可跨州经营的银行。垄断问题的复杂化使得现有测算产业集中度或市场结构的方法都无法对此做出简单判断。

　　2.资本的社会化程度

　　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单个货币额转化为资本的数量要求的提高以及信用制度的发展，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者的私人资本相结合而社会化，股份资本和股份公司开始产生并逐渐壮大。20世纪后二三十年，资本的社会化呈现出两个趋势。首先是股权分散化，垄断资本集团的股东数量迅速增加，证券市场的发展使得普通劳动民众也可成为股票持有人，即出现工人持股现象。股权分散化使资本所有权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资本所有权与资本经营权、虚拟资本与真实资本因此进一步分离。[2]

　　其次，资本社会化发展过程中，与股权分散化伴随的是资本的高度集中。如工人持股现象的出现并不能表示工人对资本的支配权和所有权，因为一家公司股份中工人的持股比例一般不超过49%，拥有51%股权和决策权的仍然是大资本家。此外，高度社会化的资本日益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手中，强化了掌握着资本直接所有权的资本家阶级的资本权力。

　　3.阶级关系

　　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施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并没有得到缓和，相反，由于收入两极分化加剧而进一步激化。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全球资本家阶级，但由于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强资本弱劳工的局面进一步加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为保证资本的回报率和利润率，西方国家采纳了一系列的打击工人力量的措施（如直接打击工会，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等），导致工会成员率下降、失业率攀升、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出现加剧并扩大的趋势，阶级矛盾尖锐。同时，资本家阶级内部也产生分化，出现一个“掠食者阶级”[3]即金融资本家阶级，金融资本家阶级凭借对金融资本的掌握而占据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动权和对利润分配的优先权，相对产业资本家阶级占据更大优势。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时，全球范围内国家间的贫富分化也日益严重。经济全球化浪潮将世界各国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家阶级由于共同的利益而结成全球资本家阶级，然而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导致劳动力的全球流动，资强劳弱格局得到巩固。

　　4.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持续了20多年的经济繁荣，被称做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全盛时期。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持续性的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低迷，导致了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在滞胀问题面前失效了，新自由主义开始盛行。新自由主义推行私有化、自由化，主张政府干预最小化，认为市场配置是万能的，一切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由市场进行配置才是最有效率的。私有化导致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加剧，自由化使对金融和对垄断资本的管制放松，市场化或国家干预最小化使得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被削弱。政府的作用被描述成“守夜人”，只要经济运行平稳，便任意放纵垄断资本集团的市场投机和操作行为；而当市场失灵出现并发生危机时，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显现，又担负起调控宏观经济、度过危机的重任。

　　卡尔•波兰尼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总是在自由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和政府积极干预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交替变动。[4]米歇尔•阿尔贝尔所划分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也是着眼于国家干预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系角度，从1791年的“反对国家的资本主义”阶段到始于1891年的“国家规范的资本主义”，再到1991年开始的“取代了国家的资本主义”阶段，[5]国家干预的地位经历了削弱-加强-削弱的过程，资本主义也经历了相应的发展阶段。

　　资本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历的上述阶段性变化，集中体现在金融资本的发展和相对独立膨胀上。垄断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基础，垄断程度的加深和垄断问题的复杂化促进了金融资本的发展膨胀。由于产业资本的高度集中，特别是金融机构的发展，二者在更高的垄断程度相互融合形成金融资本；在股份制发展的基础上，大量企业上市融资，实现了股权分散化和社会化，在提高资本社会化程度的同时为金融资本渗透到社会各阶层提供条件；通过金融资本，资本家阶级不仅获得剩余价值，还通过向工人阶级提供消费信贷等方法，利用金融掠夺的方式从工人的工资收入中获取金融利润，资本家阶级内部也分化出金融资本家阶级；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为金融资本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依据，新自由主义几乎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反对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监管，主张放松金融管制，推动金融自由化，从而使得国家干预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相对较小的作用。以上各方面都推动了金融资本的发展，并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明显的特征，金融资本在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建立起经济上的绝对统治后，必然会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使国家机器完全服从于金融资本，将其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去。金融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内占据统治地位后，必然要求对外扩张，推行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以便将其垄断势力扩展到世界范围。因此，当前阶段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金融资本的统治，可称之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金融帝国主义”。
 
    二、金融资本的内在矛盾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实体经济部门利润率持续下降，过剩资本开始向利润率更高的金融部门转移，这一过程被称为金融化。金融化趋势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一方面，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下降，过剩资本不得不从产业部门投向流动性更高的金融部门。金融部门虽然不创造价值，但可以依靠吸收更多资本投入形成金融泡沫而获利，于是金融部门受到了这些逐利资本的青睐。另一方面，只有在金融资本这一形态上，资本才完全摆脱了物质形态的束缚，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期最大限度追求价值增值的本性。[6]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过程中金融资本相对实体经济独立膨胀，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积累方式、收入分配和消费模式、劳资关系以及政府干预措施等均发生重大且影响深远的变化。[7]但金融资本的膨胀并不能解决利润率下降的问题，相反，阶级间收入差距拉大、基于借贷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不平衡发展、世界经济失衡等问题凸显，金融资本基于上述一系列矛盾的发展而得到发展，并推动这些矛盾进一步激化和加剧从而爆发危机，这就是金融资本发展存在的内在矛盾。

　　第一，金融资本最充分地表现出资本追求最大程度利润的本性，金融资本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鲜明地代表了资本的利益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金融资本家阶级利用消费信贷等手段使得劳动者收入金融化，利用金融掠夺方式进一步将收入向资本家阶级转移，导致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工人实际工资增长停顿甚至下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进一步加深并有了新的发展，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广大人民群众购买力相对狭小，以及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更加尖锐，这是产生经济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金融资本集团为保证其资本利润率，对工会采取一系列打压措施，导致工人的工会参与率下降、家庭收入下降。因此，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方式是基于不以实际工资增长为基础的个人消费的增长，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居民消费的增长，美国的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超过7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80%，然而美国居民消费的增长并非由工人实际工资提高所带动，而是由于各种金融收入占全部家庭收入份额的增加，金融市场泡沫通过“财富效应”鼓励了居民的借贷消费行为，也使得美国个人债务和家庭负债总额急剧升高。一旦金融市场泡沫破灭，居民消费紧缩，资本主义经济便遭受极大冲击。

　　第三，金融资本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干预最小化，强调自由市场的作用，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监管，特别是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反对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监管，主张放松金融管制，推动金融自由化。如金融自由化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其依据是，这样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更方便地利用外资来发展本国经济。实际上，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差悬殊，总是有更多的资本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此，确切地说，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有利于发达国家更方便地到发展中国家投资，赚取利润。[8]希法亭曾指出：“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列宁表示赞成这一观点。[9]所谓自由化、国家干预最小化等政策，均是垄断资本集团尤其是金融资本集团以“自由”为名，迫使其他中小资本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家解除限制，以便于垄断资本集团压垮这些国家的民族资本，行使和发挥其垄断优势地位的说辞。金融资本推行的自由化、国家干预最小化等使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全球迅猛扩张，同时也使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空前加剧。

　　第四，金融资本等虚拟资本是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的，虚拟资本的数量应与现实资本成一定比例。但由于实体经济部门利润率低迷，过剩资本大量涌入金融部门，导致金融资本迅速膨胀，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相对独立发展。虚拟经济并不创造价值，其利润来源是实体经济部门，因此金融资本的发展膨胀依赖于现实资本所创造的新价值的流入。当越来越多的新价值被转移到金融部门、越来越多的现实资本被投入到金融交易中去，现实资本的积累过程受到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难以继续进行，导致金融资本发展膨胀的基础即新价值的创造被削弱，因此虚拟经济的泡沫必将破灭并带来经济的巨大波动。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每一次短暂繁荣，无不与金融泡沫密切相关，而每次繁荣过后的危机又无不与金融泡沫的破裂密切相关，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成为当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

　　第五，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网络，然而金融资本却使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平衡遭到破坏。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脱离金本位的美元取得了支配性的世界货币的地位，这实质上允许美国经济按需印刷美元，从而使得美国经济成为货币资本的持有者和最终消费者。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平衡规律，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之间要保持一定比例关系，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分工在国际间进行，其中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均掌握在美国手中，实物商品生产则在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进行。货币资本作为货币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它对社会总资本的整个运动过程起着“第一推动力”[10](P393)的作用，掌握货币资本才能掌握实现生产资料和资源配置的支配权，因此美国就掌握了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是以美元霸权及其世界货币地位为前提，以世界经济平衡和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为条件的。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经济必须承担存在巨大不平衡的压力：美国国内主要生产没有实物支持的美元货币和金融产品，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则生产可以用美元购买的物质产品；美国从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地区购买大量消费品，形成巨大的贸易逆差，亚洲国家则通过出口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形成贸易顺差；亚洲国家把从贸易中积累的盈余用于购买以美元计价的各种资产如股票、国债等有价证券，而美国则依靠世界各国提供的信贷形成虚假的需求，反过来拉动世界的消费和增长。[11]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经济平衡和世界经济平衡无法同时实现，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为常态。

　　金融资本的发展以上述一系列矛盾为基础和条件，同时其相对独立膨胀又不断激化和加剧上述矛盾，导致矛盾最终不可调和以及危机的爆发。金融资本是资本运动的最纯粹、最充分和最高级的形式，它集中体现了资本的灵魂和奥妙，即摆脱一切时间和空间、物质和精神、生产和流通和限制，用钱来生钱（马克思讲的货币循环），如果资本的最高级的形式走向衰落，那么资本主义的前途在哪里呢？

    三、危机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新自由主义政策与金融化、全球化和美元霸权促进了金融资本的发展和相对独立膨胀，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在金融资本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深化和激化，最终导致了当前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资本主义大危机。这场危机事实上宣告了80年代以后形成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增长模式的衰落，世界经济体系的演变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将面临着新的重大的转折。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存在霸权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几种可能。

　　（一）霸权主义

　　冷战时期，美国以“苏联威胁论”为由动用大笔财政支出用于装备军事力量；冷战结束后，对于美国而言，过去的敌对国或敌对集团已经不能对其构成军事威胁。但美国仍热衷于增加军费支出，装备军事力量。在全球各地建立军事基地。“9.11”事件后，美国推行先发制人战略，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还频频打着“人权”等幌子武装干涉他国内政，导致利比亚乱局和所谓“阿拉伯之春”。这表明，美国国内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抬头，这不仅与美国企图在全球加强和巩固其军事霸权地位有关，也是其国内军工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使然；尤其是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新兴经济体却表现优秀，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动，因此美国企图诉诸武力强行维持自己的经济霸权地位。可以说，美国已走上了“军事凯恩斯主义”之路。

　　“军事凯恩斯主义”一词最早由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于1943年提出，用于解释纳粹德国在“大萧条”时期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在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中，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政府干预措施被称为“凯恩斯主义”。而“军事凯恩斯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军事费用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比例上升不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甚至还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军费支出越大，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越快。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防军费支出占其政府支出的比例持续下降，从1985年的36%下降到2000年的21%，然而从21世纪开始，这一数据逐年攀升，2010年为27%。[12]

　　为维护其日益衰落的经济霸权地位，美国推行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导致国际格局发生变动，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和负面影响，同时在其国内也造成政府债务负担。

　　首先，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模式导致目前相对稳定的国际格局发生改变。军事上，美国热衷于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在国外保持着400多个军事基地，扼守全球海域的16个咽喉要道，控制了战略要点，使整个地球表面都置于美国五角大楼的网状控制之下。[13]外交上，美国极力推行单边主义，甚至推行以战争为手段的外交政策，这一点在伊拉克战争中暴露无遗。美国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国际社会虽立即进行劝阻，但都告失败，战争继续按照美国的意愿进行。此后，美国又先后绕开联合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纠集北约国家空袭利比亚等。这说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和国家利益是不会遵守国际准则的，人权和民主、自由等只是美国发动对外战争的幌子。美国在战争中获利的同时，给世界经济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如伊拉克战争之后，不仅伊拉克民众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国际油价持续居高不下、旅游业和航空业遭受重创、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也受到影响。

　　其次，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是美国发动战争的导向，但战争的受益者和成本承担者之间由于利益问题产生矛盾。美国奉行军事凯恩斯主义必然会形成战争冲动。战争对美国经济有刺激增长的作用，战争增加了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扩大了对军工产品的需求，促进军事工业的生产从而拉动经济增长。据美国官方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军费开支对美国实际GDP增长的贡献率远大于20世纪90年代且持续上升，2001年其贡献率为0.14个百分点，2002年为0.28，发动伊拉克战争的2003年剧增至0.36个百分点，2005年和2006年曾一度下跌至0.07，但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2009年和2010年，这一数据分别为0.36、0.27和0.22。[12]可是，美国发动战争后获利最大的是军工利益集团和垄断石油巨头，承担战争的沉重成本的却另有其人。美国以国家名义对外发动战争，动用纳税人的钱向军火商购买武器，战争结束后，石油巨头等垄断资本集团开采石油资源获得巨额利润，战争的成本则全部由国内普通民众承担。

　　此外，美国不断挑衅国际社会准则，践踏他国主权，必然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反对和世界人民的强烈抵抗，美国推行的霸权资本主义是无法持续的。

　　（二）民主社会主义

　　除了单独发生在货币信用领域的特种货币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就是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广大工人阶级购买力的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危机的结果往往会导致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矛盾的尖锐和激化。因此，每次在危机解决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都会采取一些改良措施，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对劳资关系等进行调整，如与工会组织进行劳资谈判、适度提高工人工资、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等等。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北欧瑞典、挪威等国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私有制加二次分配调整，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仍然坚持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二次分配中政府采取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过高收入，并通过横向上覆盖社会各阶层、纵向上“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缩小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形成表面上看似较为和谐的劳资关系和“两头小、中间大”的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和欧洲等国也曾试图采用改良主义限制高收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高社会消费水平从而摆脱危机。如美国政府在向华尔街提供巨额救市资金的同时，奥巴马公开抨击华尔街金融高管的贪婪和不负责任，并表示要限制华尔街金融高管的年薪；敦促国会通过薪资税及失业救济金延期法案，同时密集推销其医疗保险改革，宣称要提高美国普通民众的福利水平，等等。但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只是资本家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持经济稳定即其统治的工具，这些措施掩盖了问题，但基本矛盾仍未得到解决。由于生产资料所有权仍然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一旦危机爆发，资本家阶级必定抛弃这一制度。杰拉德•杜梅尼尔和多米尼克•列维认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失败后，资本主义发展有三种可能的方向，但工人运动兴起的“中左”路线和极右的军国主义路线可能性较小，最具可能的是所谓“新管理资本主义”，即美国金融资本家为获得既得利益不采取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改革措施，而是继续维持其利益获得方式和途径，他们称之为“中右”路线。[14]

　　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政府积极注资救市，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一方面，由于经济持续低迷、就业水平仍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为刺激经济美国实行减税计划，受益最多的则是富人；另一方面，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结果造成主权债务危机，为减少政府赤字、削减政府债务规模，美国大幅减少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支出，这一措施下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得许多人将矛头指向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认为过高的福利水平导致欧洲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并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因此不断有削减福利开支的呼声响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走上“劫贫济富”的道路，此次危机尚未走出，又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下一次爆发埋下伏笔。可见，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不可行的。

　　（三）社会主义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尚未结束，美国和欧洲又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危机已逐渐蔓延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演变成为全面的社会危机。就连曾经鼓吹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承认，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对资本主义的基础构成了挑战。[15]与西方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通过经济刺激计划迅速走出危机，更是将国际社会关于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的讨论推上高潮。

　　胡钧等指出，中国模式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有效利用市场。[16]张宇等认为，中国经济模式涵盖基本制度、经济体制、发展道路、转型方式和全球化等多个方面的丰富内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别是基本经济制度处于核心地位，起着关键作用。[17]目前我国拥有25万亿元左右国有资本，年盈利约2万亿元，加上每年约10万亿元财政收入，政府可直接动用的资源为将近12万亿元的资本量。相比每年发行的1千亿元国债，中国无债务危机之虞。包括经营性国有资本、外汇储备、资源性资产和行政性资产在内的国有资产是中国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强有力工具，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具备的。

　　从横向比较来看，在解决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带来的各种矛盾方面，社会主义已经表现出了并将更进一步表现出自己的优越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兴盛，当时许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纷纷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经历了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收入两极分化、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和经济停滞、社会动荡之后，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社会主义倾向的改革，使得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大为改观；席卷欧美的“占领华尔街”、“占领伦敦”等运动打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行不通（Capitalism doesn’t work）”、“资本主义正在衰亡，社会主义是替代（Capitalism is failing, Socialism is the alternative）”等口号和标语，更是道出了美国民众的心声；当前危机下，全球范围内中国经济表现可谓“一枝独秀”，国际社会热议“中国模式”，讨论中国经济在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仍平稳较快发展的原因，这实际上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肯定。

　　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的资本主义，在其促进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也不断激化，“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P874)马克思指出，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的，存在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的客观规律。正如经过一定的发展过程后，奴隶社会必将被封建社会所取代、封建社会必将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一样，当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容纳的所有生产力全部释放出来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为制约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8](P43)

　　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资本主义绝不会自动灭亡。资本家阶级为了维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和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必定会动用国家暴力工具对工人阶级运动采取无情的打压。因此，这需要劳动人民的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得到振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9](p927-928)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社会主义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中就包括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工人阶级不能坐等社会主义的实现，而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握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打破资本主义这种不平等、不合理的制度，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