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笔者在参加一个学术活动时，就城市经济如何转型升级问题专访了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
笔者：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深刻转变，我想，城市经济、特别是在区域经济起着主导作用的中心城市也必须转型升级，包括城市经济的发展模式、城市形态、城市能级、功能结构、空间结构、生态环境构成等等，都需要转型或升级。
裴长洪：是这样。在总体趋势上，今后我国各地中心城市和城区将沿着升级版的城市化道路继续发展。其中，尤其是部分大城市将向深度城市化发展。所谓大城市的深度城市化，主要表征是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发展高度依存城市发展。现代都市的发育过程，实质就是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城市发展不仅产生了对服务业的最大需求和集中需求，而且为服务业发展创造了产业规模的市场基础；城市提供了服务业各种要素集聚的产生条件，特别是先进要素集聚的产生条件，引导了服务业发展的生产与技术环境以及经济外部性的发育形成。
笔者：从表征观察，服务业发展高度依存于城市发展，城市规模越大，服务业占比也必将越大。服务业在大城市的集聚与发展，以及大城市经济结构的升级，这是服务业的资源、市场等要素与城市发展要素之间的耦合直接相关。要深入分析这些要素的耦合关系，从而把握内在的规律。
裴长洪：对，必须分析这些要素关系及其机制。我们来看中心城区转型的内在动力。与商业地产紧密联系的各种服务业态产生了比原有制造业利润高得多的土地级差收益；住房也成为居民财产保值增值的最可靠资产，从而创造了更高的土地级差收益。土地资本化和土地级差收益逼迫制造业不断从城市中心区向外转移，并不断吸引服务业填充制造业转移遗留下的空间，成为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的最主要经济动力。以经济学理论分析，首先，经济活动要求最集约地使用土地空间。都市中心区的土地价格依据土地级差地租规律形成，非常高昂，因此只有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高的服务业才能立足，而且只有最集约地使用土地空间才能降低成本。现代中央商务区（即CBD），它们基本上已成为人类空间最集约的经济增长地域。在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中，有所谓“楼宇经济”、“总部经济”的提法，就是反映了都市经济要求集约利用土地空间的特征。这是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创新。其次，“经济容积率”规律发挥作用。都市中心区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的经济含义并不是建筑学中的“容积率”的概念，建筑学“容积率”的概念是指盖房子的密度，而这里讲的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是一种“经济容积率”，它要求在所能承载建房密度的空间中得到最高的经济产出。这导致非生产人口居住的下降趋势。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心区，特别是中央商务区，单纯的住宅面积是受到限制的，这就导致了该区域非生产人口的下降。我国城市经济在实践发展中已经提出了税收“亿元楼”的概念，就是反映了提高土地单位产出率的要求，但是从总体上提高这个指标，只靠一个“亿元楼”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亿元楼”，这就要求提高“经济容积率”。深圳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率先提出高产低耗的经济质量标准，包括地均生产总值、地均税收、万元地区生产总值建设用地等指标，与上述经济容积率的概念是吻合的。再次，城市的更新与改造必然成为经济的推动力。城市需要更新改造，就像工业固定资产和技术装备、工艺需要更新改造一样，这将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同时也是新创造价值的来源。比如深圳市福田区在2011年前三季度中，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贡献最大的是城市维护建设税，其贡献率达到45.3%，这个数字说明了城市经济未来的增长来源。
笔者：这就如同企业战略转型一样，当原有增长来源优势转化为劣势，企业就要调整业务结构，寻求高附加值的新业务、新业态来获得新的增长来源。确定了新的增长来源，相应地就必须据此配置资源要素，城市经济的转型也是同样道理。在你看来，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将呈现什么趋势呢？
裴长洪：我概括了几点。第一是经济虚拟化的趋势。大城市的中央商务区和“楼宇经济”，实际是要求以货币资本和科技知识来替代土地资源的经济，没有足够的货币资本和科技知识难以实现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的目的。由于城市经济以服务经济为主，服务产品是主要的产出内容，服务产品往往没有物理形态，没有实体外观，它的使用价值难以用数量单位来衡量，因此，服务产出的衡量单位只有价值量，这就使都市经济成为货币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生产中心，货币经济和虚拟经济也成为都市经济的基本形态。第二是消费的转型与升级趋势。随着都市中心区非生产人口居住率的下降，这里的消费形态也随之转型，与居民生活消费相关的区内消费类型逐渐退居次要，或者转型为商务消费、会议消费等生产消费形态。与“楼宇经济”功能相关的生产消费以及区外消费的类型和内容不断增加，包括对中间投入品的消费，对各种相关服务产品的消费以及对知识、信息的消费将成为都市中心区的主要消费形态。随着城市中心区的消费快速增长，城市中心商业街区以及商业中心的扩大，使各类商业企业不断聚集，促进了城市中心区作为商业消费中心的形成，展示了该中心区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第三是服务产业化必然扩及传统的“非经济领域”。现代城市的就业人群必然是以服务业从业人员为主体，服务业的白领和蓝领职业群体基本替代了传统意义的产业工人阶级，成为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劳动者，而服务业人力资本构成的提高，使服务业的普通劳动与管理劳动的界限日益模糊。当现代服务业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领域，服务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要劳动者的时候，服务产业化必然扩大到教育、医疗、健康救助、文化传播等传统意义上的“上层建筑”领域，使这些行业中的某一部分产业化，并可以计算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否则，怎么解释这么多人的劳动如何与传统意义的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相交换呢？第四是公共服务部门成为就业的必要渠道。现代城市由于人口的集聚，产生了大量公共管理活动，多数是以政府管理的面目出现。公共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分，既需要相应的从业人员，其创造的公共产品也应计入社会总产品。公共服务范围的扩大和功能的增强是现代国家政权运作的普遍规律，也是政府职能延伸的重要方向。所以，政府公共服务部门应当成为居民增加就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渠道。
基于这些趋势，我认为，大都市中心区未来的产业结构的特征是：金融业将成为最主要的生产性服务业；都市型商业、国际会展将引导消费主流；文化创意产业将引领文化潮流；教育、医疗、体育、健康、文化等产业成为支柱产业；政府和其他类型的公共服务成为重要服务业和居民就业渠道。与此相应的，未来拉动大都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大量新增的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建设投资；城市更新改造的建设投资；商业中心区形成的更大消费拉动；商品进出口贸易和物流等新兴服务业、研发中心和服务型制造业（总部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增量；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部分产业化形成的经济增量；公共服务（市、区、街道、社区）中的第三方服务对经济的增量。
笔者：趋势是发展的方向，分析趋势是理性预期，而要实现趋势所展示的未来目标，还需要有制度保障和具体路径。在这方面，你有何见解？
裴长洪：制度保障和具体路径是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充要条件。从制度保障来说，第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在保证微观市场主体活力的基础上，要加强政府的调控和作为。这主要体现为：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按照现代都市的标准建设各类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并为之筹集资金和引导社会资本；2、加强城市规划管理，更新城市规划是正常的，要不断依据新的认识高度来更新城市规划，并加强规划对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指导；3、在新的视野中筹划未来的大都市型的经济结构，要把现代服务业的主要产业和业态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第二是深化服务业领域体制改革。必须在教育、医疗、文化、公共服务等服务行业中划分私人品与公共品的界限，在公共品中划分商品与福利品、半福利品的界限，从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这些投资领域，增加服务产品的供给并提高质量。举例来说，抗生素滥用的根子是医院以药养医所导致的，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体制上切断以药养医，实行医与药分开。全社会医疗如果都是公共医疗，这在任何国家的政府及其财政都是不可能负担得起的，这就会产生供给不足。只有划分了公共品和私人品，商品和福利品、半福利品的界限，才能调动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共建全社会医疗体系，才能有充足的供给。当前应利用文化体制改革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有利时机推动改革，使各地中心大城市的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
从具体路径来说，当务之急是城市化道路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中国城市化、城市经济发展的进程，就可以看出明显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五”之前的20多年时间，这一时期由于我国重点推动的是工业化主导下的城市化，即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发展方式粗放，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都比较低。第二阶段，是“十一五”期间至今。 2003年之后，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转变发展方式提上日程，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加上中国加入WTO后的服务贸易业务大增，国际服务业加速向中国沿海城市转移，使我国的现代服务业在“十一五”期间进入了一个爆发增长期。城市化新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以满足服务产品需求为主，服务业成为城镇化重要拉动力。
笔者：你分析得很是深入透彻，给人启发。我想，城市经济转型极具复杂性，从管理学角度看，处理如此复杂问题最需要有系统思路。
裴长洪：你说得对。这里最重要是处理好城市化与工业化、服务业三者的关系。解决全面小康生活各种产品的短缺，既是城镇化的内容，也是推进城市化建设的动力，还是带动工业化升级的主要因素。工业化有着独特的经济结构，城市化也有着独特的经济结构，二者虽有关联，但不可相互替代。工业化需要依托城市，而城市的健康发育则需要服务经济的较快发展，因此在城市化、工业化和服务业三者中存在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促进机制，只有处理好这三者关系，才能有效保障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地较快发展，实现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和全面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