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建立央行储备对资源价格的调控能力，还是拓展财税部门征税权的有效运用，中国博弈世界定价权的关键还在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内市场
在中国改革开放大趋势下，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市场开放进程不断加快。尤其在中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化过程中，全球商品市场中的中国定价权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其核心焦点，就是中国如何取得与其全球政治经济地位相匹配的世界商品市场定价权。
中国企业为何没有定价权
如果全面开放市场的同时缺失商品定价权，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必将处于被他人长期掠夺的险境。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中国制造的商品绝大多数都没有定价权。那么，中国企业为什么难以获得定价权且屡战屡败呢？
事实上，定价权博弈失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资本流动性不均衡、不对等。目前仍然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生动地说明，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并非由真实的紧缺所造成，而是流动性过剩的结果。过剩的流动性推动局部预期放大，造成资本投机泛滥，引发大量难以控制的投机性和避险性需求。
以稀土资源为例，中国企业之所以掌握稀土这种稀缺资源却不能掌控定价权，原因就是流动性的不均衡，直接体现在中国相关企业由于资金紧缺只能是低价出售而不能长期存储，其结果就是原本紧缺的资源却只能卖出“土价钱”。相反，西方铁矿石生产商凭借其资金优势和充裕的流动性，控制销售数量操纵价格，可以让中国企业购买铁矿石的支出连年上涨。
西方学者强调所谓定价机制，就是对全球物流和资金流渠道的控制。只要一国一企业流动性不均衡导致渠道受控，无论是物流还是资金流，都会被渠道控制者所渔利。所以，表现在物流和资金流方面的渠道成为关键所在。
现在外资不仅仅控制了海外的资源和商品渠道，迫使中国制造、中国资源只能廉价出售，中国企业只能高价购买海外资源，而且正在逐步伸向国内关键物资的渠道。因此，在中国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渠道不畅通或者渠道被外资所控制的时候，流动性不均衡给外资“热钱”渔利的机会就非常多。
为此，央行一般通过收紧市场流动性打击投机行为。虽然此举能够加大各种投机资本压力，但是很多正常生产企业也同样面对巨大资金压力。而对利率价格的承受能力，投机资本远高于实体生产企业。其结果就是，大量的中国企业受到巨大资金压力，为了快速回笼资金不得不忍受渠道的盘剥而廉价出售以压低库存，导致中国商品和中国资源的“挥泪大甩卖”。同时，库存低则没有对于价格波动的承受能力，只能现货买卖，不得不接受渠道的高价勒索。
因此，如果中国企业希望其产品和特有稀缺资源获得较高的定价，就必须有足够的流动性。令人遗憾的是，当前中国制造企业的资金日益紧张，尤其是作为中国制造业中坚力量的广大中小企业，其流动资金只能依靠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承受着巨大的资金短缺压力。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在定价权博弈中完全处于不对等状况。面对西方产业巨头与金融资本“连体婴儿”般结合而成的跨国企业，孤军奋战的中国企业很难在全球定价权博弈中取胜。
发挥央行储备的
资源价格调控力量
基于央行是一国流动性的根本保障，世界商品定价权博弈背后都有各国央行的力量。在中国企业和中国市场博弈定价权的过程中，央行需要发挥好自己的关键作用。
在当前反通胀的背景下，央行应当改革中国的储备体系，把货币发行与资源资产的储备结合起来，让中国的货币成为一定的资源本位货币，这样才有利于保持货币币值稳定的问题，把储备外汇发行货币变成储备资源发行货币。当然，对于中国的资源储备，国家有专门的储备部门管理，但是这样的储备与央行操作的储备性质不同，央行操作储备有其他储备部门所不具备的两大优势：
其一，央行操作储备，没有储备的财务成本。央行通过印钞储备资源，其他储备机构则需承担储备物资的利息成本。比如，各级地方政府的土地储备中心，如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储备土地三年，这三年的利息就占储备价值的20%，也即三年后卖地必然要贵20%。
其二，央行操作储备，会起到货币投放与货币回笼的效果。也就是说，央行收购以进行储备，就是发钞过程；而央行以储备平抑物价，就是直接的货币回笼。而其他储备部门出售储备物资，所得款项还是存储在商业银行，还是金融体系内的货币。相反，央行出售得到货币以后，这些货币就不再流通，不是流通体系内的货币了。
因此，以储备作为本位，对于货币的稳定起着关键作用。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建立的以外汇储备为本位的货币管理政策，对解决当年我国汇率频受攻击、黑市交易猖獗、稳定人民币汇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时过境迁，当时的外汇储备短缺变成了当前外汇储备过剩，我国货币政策越来越受美联储金融政策和美元汇率政策的影响，导致目前央行以外汇储备为本位的货币管理政策面临巨大挑战和改革压力。
现在，具体到定价权问题上，中国应该逐步考虑建立以中国优势资源或稀缺资源为储备的货币本位，才能真正保障中国金融体系的自主和安全。比如稀土，中国控制大部分资源，且稀土没有剧毒宜于长期储备，可以通过储备把价格调整到合理水平；再比如粮食，以粮食为本位可以保障中国的民生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而中国粮食能够自给正是粮食作为本位货币参照的关键因素。
其实，对中国而言，目前最适合作为货币本位的储备资源是土地。西方国家货币本位最初之所以是金本位而不是土地本位，原因就是掌握金融大权的犹太商人群体不被允许拥有土地，他们只能以黄金为本位提升其所拥有的大量黄金的价值。
当前，中国土地国有，如果将土地使用权和保障房作为央行储备，加权平均地价成为货币本位的关键好处就是立即控制了房价，同时提供了保障房建设的资金来源，央行印钞建设保障房是直接在通胀中让老百姓优先取得货币、惠及广泛的民生政策。现在，房价不计算在CPI和PPI之中，实际上已经成为了通胀和过剩货币的出口。而央行以土地储备回笼货币可以很好地平抑房价。
当然，历史上没有使用土地和房屋作为货币本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土地的价值千差万别且难以统一。但是，现在信息技术发展已经完全可以通过大数据计算生成房价和土地指数。以土地和房产指数作为货币本位，央行再持有巨大的土地储备，房价相对于中国货币就必然保持稳定。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储备和融资平台，是中国新增贷款的主要来源，也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如果使得这些土地储备国家化的同时，由央行操作与货币政策联动，对于中国对抗通胀尤其是房价上涨所带动的通胀，意义巨大。
以国家征税权博弈国际定价权
现在，中国税收增长远快于GDP增长，西方舆论将攻击的矛头直指政府税收过重。然而，这种指责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在全球生产链中为跨国公司“打工”的地位，和高税收更多指向跨国资本的现实。
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中国，今年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中国已成为当今全球产业和国际贸易链条当中的关键一环。中国为全世界提供制造业服务，而西方国家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就要为中国制造业成本埋单。如果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低，那就是在以本国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来补贴全世界。
比如，一定程度上，以“民生”名义指责中国电价调整的舆论，实质上维护了中国低电价保障全球以较低成本进口中国高耗能产品的不合理现象；以“民生”名义指责中国收费公路的舆论，没有考虑到中国收费公路通行里程最多的区域集中在外向型经济区，这些公路的收费会转移成为出口产品的成本，需要全球埋单。如果以税收支持公路免费，就是用税款补贴出口产品，也就是用中国纳税人的钱补贴全世界。
中国的税收，并非完全来自对中国GDP的征收，事实上很多税收来自对外国GDP的征收。比如出口的玩具，外国企业赚取3美元而中国企业赚取2美分。但是，外国资本在中国生产的各种服务费用的营业税必须缴纳；中国来料加工的人工费用也要缴纳增值税；虽然有出口退税，但是很多出口是当初进口的原材料加工而成。如果这些原材料不是厂商自身一对一地进口，而是在中国不同配套厂家之间加工转一圈，进口时的增值税也很难退。
另外，虽然中国以符合WTO承诺降低了关税，但是进口环节17%的增值税，外国资本是不得不缴纳的。而且，国内的增值税有进项抵扣，进口的产品则不能抵扣。比如，外国向中国出口铁矿石需要缴纳17%的增值税，再把铁矿石炼成钢、制造出产品出口的退税率约为13%，于是就产生出4%的税额。这个税额是对没有抵扣的铁矿石价格而言，而没有抵扣的4%的税可能比有抵扣的17%的增值税还要多。因为这4%的税，是对铁矿石出口国的GDP征收而来。
继续以铁矿石为例，进口的铁矿石最终售价与国内铁矿石相同，但是国内铁矿石的增值税有抵扣而进口铁矿石没有抵扣。国内铁矿石是对国内GDP征税，而进口铁矿石的征税对象就是外国GDP。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后，在中国过手的外国GDP会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中国自身GDP也有可能。
实际上，成为“世界工厂”后，中国政府在制造和流通环节的征税能力，也会向全球扩张而具备全球征税能力。从中国制造业过手的财富比中国制造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这些过手的财富都可能成为被课税的对象。西方资本可以通过所谓的定价权压低中国企业的利润和人工工资，但是它们无法压低中国政府通过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征税能力。
一定意义上讲，这实质就是强势政府的征税能力与金融资本全球定价能力的博弈。在中国制造业取得全球竞争能力成为世界工厂以后，这个征税能力对抗的是全球资本的定价能力。定价能力的背后是具有霸权地位货币的发行能力。而中国政府的征税，恰恰是对抗某些国家印钞式的不负责任“量化宽松”和对抗中国外汇贬值损失的有力手段。
近期，欧盟对航空公司征收碳排放税，就经典地解读了通过国家征税权博弈国际定价权的奥妙所在。欧盟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欧盟将对所有到达和飞离欧盟机场的航班征收超出配额的碳排放税。中国共有33家航空公司在征收名单之内，据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初步测算，开征第一年，进出欧盟的中国航空公司将因此增加总成本8亿元人民币，并且这一数字会逐年递增至2020年的30亿元，此间9年累计支出约176亿元。而这个碳排放税也是针对外国GDP所征收。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内市场
无论是央行储备对资源价格的调控能力，还是财税部门全球征税权的有效运用，中国博弈世界定价权的关键还在于国内市场。世界金融“制高点”长期以来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占据，其可以通过全球政治经济军事霸权建立起来的金融优势，控制世界商品和服务市场价格以保障其既得利益格局。
对于中国而言，只有通过“世界工厂”的制造业优势，努力将征税权延伸向全球范围，抑制不合理的世界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定价规则。而这种期望和能力的实现，直接决定于中国市场将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全球市场。
以铁矿石定价机制为例，当初世界三大矿商寻求指数型定价的新定价规则。事实上，指数型定价并非某些分析所说的那样可怕，关键是采取怎样的指数，都要让这个指数基于中国市场。中国的铁矿石交易量远远大于世界贸易水平，如果能够建立基于中国市场的铁矿石价格规则，监管和征税的权力就可以操之在我。目前，三大矿商都加入了中国钢协建立中国铁矿石现货交易机制。如果它们进行价格同盟操作，完全可以对其进行反垄断调查。这种具有司法管辖权的征税权，其威力远胜于资源巨头的定价权，也更加有赖于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市场的建设。
为此，中国市场内部的产业集中度就非常关键。无论是产品、资源和服务的进口还是出口，只有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内产业集中度，才能形成世界级的交易平台，才能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市场。因此，在未来争夺国际定价权的长期博弈中，中国在国内建设、控制和监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市场，远比在外国成熟市场上博弈具备更强的优势和可行性。
在这里，要慎重分析产业集中度带来的垄断行为。首先，从现实历史考察，西方产业和金融垄断企业，并非由所谓市场竞争自然产生，其垄断优势建立充满了国家政治军事强权上百年的支持，也体现了国家意志的决心，更是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结果；其次，简单指责中国央企为提高产业集中度而进行的改革为垄断行为，是混淆了建设国家产业竞争实力和基于损害国内消费者利益垄断行为之间的不同。
以石油企业为例，中国石油企业的暴利，根本的问题在于把国家的石油无偿变成了企业所有。一定程度上，三大国有石油企业在经营业务上有意无意地让企业利益超越了国家利益和其国企性质原本应该体现出的国民利益，尤其在以油价为代表的石油利益分配上损害了国内广大普通消费者利益和国家利益。
如果相关部门能够在充分考虑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公开透明地改善目前体现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的石油定价机制和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用严厉的制度约束企业利益膨胀，通过体现国民利益和国家意志的产业集中度提高，相反可能更有助于国内消费者享受到合理公正的产品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