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方法传统投资价值分析方法仍停留在企业或业务组织单元的整体衡量层面，难以发现和找出驱动上市公司价值创造在经营底层的关键因素，也就无从进行价值创造过程中的有效控制。这也是央企实施经济增加值考核近两年来，并未在其上市公司展现出价值提升的主要原因

　　价值分析及市值管理困境

　　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分析历来有两大特点。

　　一是沿着盈利、资本(产)与现金流量三个方向、三条路径进行：1.收入规模和增长速度、成本费用(率)、盈利(率);2.存量资产收益(率)、新增资本投入、已投资本回报率、每股收益、资本结构和资本成本、资产周转(率)等;3.经营、资本现金流量。尽管上述分析因资产收益分析、资产周转分析、现金流量分析和每股收益分析等而有所交叉和关联，但就每一个单项分析(指标)而言，均未能体现出价值创造要素间的“盈利-资本成本=价值”的基本关系和本质特征。

　　二是传统的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分析无一能够跳出“总量”分析的窠臼，即所有分析的对象均指向公司经营业绩的不同层级汇总指标，如盈利、收入、成本费用、全部流动资产(可再细分为全部存货、全部应收账款等)和全部非流动资产，等等。 即使分析时涉及显著性单个产品或单项资产(设备)的投入，但不过是作为影响收入、成本费用、折旧、盈利和资本性质的现金流量的经营要素而已，其与价值的关系也只是最终体现在公司整体或总量层面。

　　上述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分析方法，割裂了盈利与资本成本这一价值构成基本单元间的有机联系，同时，又因滞留于“总量”层次的分析而无法向投资者清晰地揭示那些深藏于上市公司经营底层的价值驱动因素及其形成路径，故在中国资本市场难以指导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其后果是投资分析的结论往往与上市公司的股价走势﹑市值变动相背离(暂不考虑资本市场的其他不成熟因素)。

　　上世纪最后10年，以经济增加值为代表的股东价值理念和创新管理模式在以美国为典型的国际资本市场大受追捧，凡实施经济增加值考核与绩效薪酬的上市公司，其股价普遍超越市场平均表现。上市公司引入经济增加值管理模式并且增强了与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的协同性互动，就是利用其作为资本市场沟通语言的独特功能。

　　国资委在央企全面推行的经济增加值考核及随之而来的价值管理，从大方向看，亦将促进央企上市公司在中国资本市场的资本运作取得更大的成效，促进央企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和股票价格的趋势性上升。但由于以经济增加值为基本线索的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分析这一方法仍停留在企业或业务组织单元的整体衡量层面，难以发现和找出驱动上市公司价值创造在经营底层的关键因素，也就无从进行价值创造过程中的有效控制。这也是央企实施经济增加值考核近两年来并未在其上市公司展现出价值提升的主要原因。

　　EVA监测﹑评价抓住了价值创造、管理核心

　　为解决上述局限，国资委于2011年底和2012年初提出，在中央企业全面推行经济增加值动态监测与价值诊断(国资发综合〔2012〕8号)，要求央企2012年“抓紧建立健全经济增加值动态监测制度。建立包括经济增加值完成情况、各业务单元价值创造能力、主要驱动因素影响等内容的月度监测数据系统”。

　　以产品、资产为对象的价值形成过程监测和诊断、价值创造及其能力的评价和分析，对企业而言，是抓住了构成、驱动企业价值创造的根本。从某种意义上说, 企业价值形成的关键驱动因素恰恰是在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立命之本的产品、独立投入的资产(设备), 而一切经营和资本性融资无一例外地是围绕着产品生产和资产经营而展开的, 那些脱离一个个产品和一项项资产而孤立进行的经营﹑资本的监测﹑评价和分析, 既忽略了产品﹑资产作为价值创造基本单元的本质特征(产品盈利及其所使用的资产构成价值的基本单元, 在此基础上,产品盈利和资产使用又各自依其在企业相关汇总指标中的占比而计算出对企业价值的贡献度), 又是放弃了产品﹑资产作为一切经营活动﹑业务运作﹑企业管理的中心这个"纲", 因而缺乏在价值分析﹑价值管理方面的现实意义。以产品的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过程到销售完成为价值构成要素所形成的价值链，就紧紧联系着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对资产的使用和依赖，反映出单一经营要素的“盈利-以使用中资产为基础的资本成本=价值”的价值关系的内核。只有将衡量(监测和评价)和分析(诊断)的触角穿透到产品、资产这一经营的前端，才能真正找到企业价值创造的基本单元和关键驱动因素，才能抓住产品、资产这个纲去找出提升企业价值的密钥。

　　对央企上市公司而言，这种追踪到产品的价值分析方法，使得其与集团整体的价值分析、价值管理统一协同在一起，从而将在资本市场表现中一脉贯通地体现出国资委相关政策对央企上市公司价值提升、价值实现或股价趋势向上的显著效果。

　　解决个别产品、单项资产的价值衡量，绕不开一个关键性的方法和技术难题，就是如何在衡量个别产品的价值时，合理并相对准确地计算该产品从研发、备料、生产、库存、物流到销售完成过程中所依赖的经营性(固定)资产及其账面价值净值(计算该产品直接资本成本的依据);反之，在以资产(设备)购买所代表的资本支出时，也需从资产经营的角度去衡量该项资产所支持的产品及其盈利的形成，这时，需计算该项资产所支持的产品及其经营创收、盈利的形成。因此，建立多个产品-多项资产(或者多项资产-多个产品)间的对应关系，并获得在这一对应关系基础上的相互间的数值对应关系，就成为此间的核心方法和技术。作为国务院国资委经济增加值动态监测项目组成员,笔者在央企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工作会议上阐述的产品价值衡量、产品-资产对应关系模型，特别是这一监测、评价体系在两家央企的应用，正是这一关键技术的体现。就迄今业界对企业价值衡量对象仍旧停留在企业整体汇总财务指标层面而言, 这一核心技术代表着对传统管理方法的革命性突破。

　　多层次揭示价值创造关键驱动因素

　　建基于产品-资产对应关系数量模型和以产品、资产为对象的价值监测、评价和诊断体系，还有一套派生功能，这就是当该体系使用者不仅仅是国资委，还包含企业自身的情况下，出于价值考核导向与价值管理背景的考量，企业经营者们更加关注对企业经营各个层次、环节价值创造的衡量、评价和着眼于经营决策改进、优化的分析。

　　这一派生功能具体体现在仍然以产品、资产为价值衡量的基本单元，对其进行毛利EVA(率)、营业EVA(率)、企业综合EVA(率)的三层次价值衡量和评价。须注意的是，这里的三个层级始终是产品、资产价值衡量的三个层级，而并非脱离个别产品和单项资产的经营、资本的价值或创值衡量。通过毛利EVA(率)的价值评价，可以发现围绕一个个产品的主营业务收入和成本、经营性固定资产以及由不同产品派生出的存货与应收账款等对产品毛利EVA的直接影响;通过营业EVA(率)，就将对个别产品EVA的衡量和评价上升至企业营业层面，可以发现产品(或资产)在价值创造过程中所受诸如财务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流动资产(不计存货与应收账款)、投资收益、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影响; 在产品的企业综合EVA(率)层次，可以更加综合地揭示营业外收支(非经营性损益)、非经营性非流动及闲置资产对价值的影响。

　　现阶段，部分央企担心这一监测与评价体系在实际运行中的复杂性，特别是企业需要提供的数据是否会在逐月监测与评价过程中占用太多的时间。对此，笔者带领的专家团队已通过数据模板的配套构建，将预期的央企每月提供数据的时间压缩到半天以内，且通过模型对央企数据模板的数据运算，使得所需监测、评价与分析的结果可以在瞬间获得。这种简便性可在短时效、低成本前提下，使国资委和央企分享数百类评价、诊断与分析指标的巨大效用。

　　在建立及运行这一监测与评价体系的同时，还需要重视价值创造的顶层设计和整体优化，使得经济增加值的衡量方法与考核办法的设计与央企的发展战略、经营方式有机地融合，以此保证央企价值管理的持续进行，实现做强做优、转变经营方式的发展目标。

　　不难预见, 当央企全面实施这一价值的动态监测和评价体系时, 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可以将分析其投资价值的视角转移、深入到企业价值创造的基本单元(产品、资产的不同层级直到企业汇总端的价值创造贡献)。同时，当央企上市公司在定期报告中全面或选择性地披露﹑解读这一直接关系到股价的深度市值管理的成效(以监测、评价和价值诊断指标所代表)的经济增加值动态监测与评价系统的运行情况时, 那些迄今仍隔膜着﹑迷惑着投资者的汇总信息基础上的传统分析要素和指标就不再能系统性﹑大面积地扭曲﹑误导投资者的价值判断了。而且, 这种对市值管理模型的创新，也将反过来通过股价、市值的发展促进央企上市公司经营者更加重视资本市场的反馈信息，更加有能力处理好利益相关者关系。